[讨论][有奖问答]2.生育率问题

你这问题本身就是错的。

穷、富和生育根本不相关。

这样做研究会出现如下问题的：

煤矿瓦斯爆炸男性死忙率是100%，女性是0%，

政策建议：女性下矿井。

以下是引用overzenith在2009-3-31 11:26:00的发言：

你这问题本身就是错的。

穷、富和生育根本不相关。

这样做研究会出现如下问题的：

煤矿瓦斯爆炸男性死忙率是100%，女性是0%，

政策建议：女性下矿井。

我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煤矿的死亡事故中死的全是男性

当然你可以回答因为下矿的全是男的。这也是答案。我并没有要求大家做出建议啊。

富国相对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多，质量高，劳力数量非经济发展主要因素，比如，美国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经济，而不像穷国，主要依靠劳动成本低的优势。

为什么越生越不富？

 https://bbs.pinggu.org/thread-413932-1-1.html

我想我解释的相当清楚了~

富人养狗，穷人养儿子。

穷国和富国同理。

下次先给我几个论坛币再回答你的问题。因为这次是我先回答了你的问题。你连个怎么回答才给论坛毕的标准都没有。对我们极不公平。

原人大现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对这个问题在下面的文章里有论述：

教育部该当中国第一大部(2009-03-26 12:15:19)

＜script＞＜/script＞标签：杂谈

    和我的研究生们在读书会上讨论哈丁的文章“公地的悲剧”（1968）与“对‘公地的悲剧’再思考”。前文是极其出色的文章，但完美在社科领域是不存在的。同学们争相指出哈丁的一个盲点，他认为人类无法解决过度生育问题，必须靠“共同赞同的相互强制”，但该文发表不久欧洲历史便发生了空前的逆转，人们的生育愿望急剧降低。进而他的更大的命题——很多事情“没有技术解决办法”——也值得商榷。肯定有很多难题“没有技术解决办法”，这是哈丁的洞见。但是哈丁举出的例子是存疑的。我认为，欧洲人生育愿望降低的根本原因是科技进步导致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事情是复杂的。过度依赖技术是不行的，小看了技术的广泛影响同样是不行的。就人口而论，今天的世界人口已达65亿，没有技术的伟力是不可能的。技术继续发展，解决80亿人的温饱是完全可能的。

    马寅初的时代政府鼓励生育是愚蠢的，但马寅初的时代如果经济政策对头，便不会有那么大的吃饭压力，乃至走上矫枉过正的道路。事实上，今天世界上多数经济强国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如果有了优异的技术和出色的管理，人多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人多确实很可怕。原则上我同意哈丁的主张，有些“公地”需要“共同赞同的相互强制”。但实行起来难乎其难。靠什么机制走向“共同赞同”？未建立这一机制的时候，紧迫的问题该怎么办？中国的人口政策就是这样出台的。它在一半内容上符合哈丁的主张，而一半不符合当然就意味着不是哈丁的主张。不管怎样，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对全人类在认知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一个家庭一个孩儿的影响极其深广，不可能有哪个人事前能认识到其后的全部变数：独子一代被娇惯出的性格，一个人不弱于两个人的高消费，乃至几乎无解的应试教育。

    中国时下的高考竞争太惨烈了。它导致了几乎每个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厌学。而学有所成的第一前提是喜欢，是热爱。厌学是心灵的癌症。为什么中国当代教育演化到这步田地？我以为最大的原因是独子政策。绝大多数独子家庭的父母期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完全不考虑孩子兴趣、愿望和天分。如果不是独子，多数父母会因为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孩子的兴趣，听任其中一个不走科举道路，甚至两个都不考也无碍，因为周围有了一批父母放行不奔科举的孩子，他们缓和了他的心结。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失业，不是GDP保8，甚至不是官场腐败，而是教育。我们接连几代的孩子活得极不愉快，我们最大的资源——未成年人的才智——没有得到良好的开发，而是严重蒙受摧残。

    一场小小的读书会，竟从哈丁说到独子，从文本说到社会。

    临近尾声时，博士生刘阳冒出惊人之语：教育部应该是中国的第一大部，它管的人最多，占人口四分之一以上，很多人（不算教师）一生的三分之一都是在教育部管辖之下。我搭了一句腔：第二大部直接管理的人口恐怕连全民的3%都达不到。刘阳接着说：如此说，应该是第一副总理直接抓教育，而不是什么主管。我觉得这后生所言很有一些道理。不是说职高权重的人来抓教育就一定奏效，我们前些年就是第一副总理主管教育，丝毫没有改变教育的走向，未来教育的希望决不在一个领导手中，但是由位置很低的人来领衔这么大的事情本身就极不协调，重大的举措不可能出台。改革三十年来，膨胀最猛的是教育，全民最重视的是教育，问题最大的是教育，变化最小的还是教育。教育已经走到了荒诞的地步。

                                               《南方周末》2009年3月26日

这个，要看什么生育率吧：

总出生数与相应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之间的比例。亦称育龄妇女生育率。因分析目的不同，生育率可分为一般生育率、分年龄生育率、孩次生育率、分年龄孩次生育率、标准化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累计生育率、终身生育率等类型。

　　一般生育率 指每1000育龄妇女的全年活产婴儿数

　　出生率因受性别、年龄及其他人口特征的结构影响，难以充分反映人口的生育水平。而一般生育率将生育量与人口中同它关系最密切的育龄妇女数相比，就摆脱了上述结构影响，相对可靠地反映出人口的生育水平。

　　对生育率作细致分析时发现，一些影响男性人口的社会经济因素也能导致生育水平的变动，并可按男性育龄人口计算出生率，即

　　式中为年中15～54岁男性平均人数。男性的育龄期较长，一般情况下，男性的一般生育率显然低于女性,经验表明：

　　0.8（或0.9）GFRf=GFRm

　　一般生育率受各年龄妇女生育水平、已婚比例、育龄群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需分清各因素在生育率变动中的作用。

　　分年龄生育率 指一定年龄组中每1000妇女的全年活产婴儿数。

　　分年龄生育率在不同年龄组有明显的差别，一般情况下，20～29岁的生育率处于育龄期间的最高值，如表1。

　　资料表明，20～29岁的生育率占全部生育率的80％以上,而且越是低生育地区,这项比例越高。(见表1)

　　年龄组生育率的起伏，能明显反映晚婚、晚育及控制生育的效果。计算年龄组生育率对预测人口趋势有重要作用。

　　孩次生育率 指婴儿属于其母亲的第几次活产数。全年活产婴儿数B可表述为

　　B＝B1＋B2＋…＋Bα

　　式中1、2、…α为孩次；每1000个育龄妇女全年生育第i孩次的活产婴儿数，称为i孩次生育率fi。

　　生育率的孩次结构，是生育率特征的重要方面。例如1981年中国的一孩生育率为 39.42‰、二孩生育率为21.40‰、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为22.52‰。可见严格控制多育，进一步降低中国妇女生育率仍有很大余地。

　　同孩次的生育率在年龄分布上很不均衡，在一定的生育水平下，这种不均衡性又是相对稳定的。

　　分年龄孩次生育率 每1000个 α岁的育龄妇女全年生育第i孩次的活产婴儿数。

　　标准化生育率 按标准人口的妇女年龄结构，对不同人口的分年龄生育率加权平均得出的生育率

　　一般生育率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即分年龄生育率与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对比两地或不同时期生育率水平时，有必要从一般生育率中消除年龄结构的影响，即采用统一的标准人口的年龄结构计算生育率，这称作生育率的标准化。

　　资料表明，分年龄生育率都是乙地较低，但一般生育率反而甲比乙低，这一矛盾现象是因乙地生育旺盛的年轻育龄妇女的比重较大引起的。这种被年龄结构所扭曲了的生育率对比关系，在标准化过程中得到调整。若取标准人口的年龄结构,分别计算两地的一般生育率,可得标准化生育率：甲地63.75‰，乙地58.64‰。这就使一般生育率与分年龄生育率保持高低一致的关系。

　　一般取与两个地区有关的人口当作标准人口，如比较各省市生育率时，可取全国人口作标准人口。

　　标准化生育率亦用来描述生育率变动趋势，假设以1964年中国女性人口的结构，对近30年中国的一般生育率进行标准化，可得生育率趋势。

　　生育率标准化后显示，直至70年代中国加强计划生育以后，生育率才发生急剧转变。

　　以上生育率标准化方法称为直接方法。在资料受限制情况下，还可采用间接方法求标准化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 若一队列妇女按一定年份的年龄组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她们终身平均生育的孩子数称为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实质上是一种标准化生育率，它对每个分年龄生育率都加了“等权”。因此不受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能用它表明不同地区生育水平的差异，或一地生育水平的转变过程。总和生育率随分年龄生育率而变动，能综合反映一定人口的生育水平，对有计划地控制生育、制订人口规划、预测人口趋势有重要作用。

　　累计生育率 一群妇女按一定年份的分年龄生育率，经历育龄期的过程中，到达一定年龄时的平均累计生育量。如年龄的累计生育率为

　　累计生育率随年龄而变动，显然，育龄期结束时的累计生育率等于总和生育率。

　　累计生育率描述育龄过程中妇女生育量的积累过程，对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状况，与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如教育、就业、扶养关系、健康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时，需采用累计生育率。

　　终身生育率 度过育龄期后一批同龄妇女平均每人生育的孩子数。亦称完全生育率。经回顾性调查，可获得超过育龄期的同龄妇女群曾经生育的孩子数。

　　终身生育率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对比，可反映生育水平的变动趋势与地区差别。

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水平不同而已！

这个，要看什么生育率吧：

总出生数与相应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之间的比例。亦称育龄妇女生育率。因分析目的不同，生育率可分为一般生育率、分年龄生育率、孩次生育率、分年龄孩次生育率、标准化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累计生育率、终身生育率等类型。

　　一般生育率 指每1000育龄妇女的全年活产婴儿数

　　出生率因受性别、年龄及其他人口特征的结构影响，难以充分反映人口的生育水平。而一般生育率将生育量与人口中同它关系最密切的育龄妇女数相比，就摆脱了上述结构影响，相对可靠地反映出人口的生育水平。

　　对生育率作细致分析时发现，一些影响男性人口的社会经济因素也能导致生育水平的变动，并可按男性育龄人口计算出生率，即

　　式中为年中15～54岁男性平均人数。男性的育龄期较长，一般情况下，男性的一般生育率显然低于女性,经验表明：

　　0.8（或0.9）GFRf=GFRm

　　一般生育率受各年龄妇女生育水平、已婚比例、育龄群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需分清各因素在生育率变动中的作用。

　　分年龄生育率 指一定年龄组中每1000妇女的全年活产婴儿数。

　　分年龄生育率在不同年龄组有明显的差别，一般情况下，20～29岁的生育率处于育龄期间的最高值，如表1。

　　资料表明，20～29岁的生育率占全部生育率的80％以上,而且越是低生育地区,这项比例越高。(见表1)

　　年龄组生育率的起伏，能明显反映晚婚、晚育及控制生育的效果。计算年龄组生育率对预测人口趋势有重要作用。

　　孩次生育率 指婴儿属于其母亲的第几次活产数。全年活产婴儿数B可表述为

　　B＝B1＋B2＋…＋Bα

　　式中1、2、…α为孩次；每1000个育龄妇女全年生育第i孩次的活产婴儿数，称为i孩次生育率fi。

　　生育率的孩次结构，是生育率特征的重要方面。例如1981年中国的一孩生育率为 39.42‰、二孩生育率为21.40‰、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为22.52‰。可见严格控制多育，进一步降低中国妇女生育率仍有很大余地。

　　同孩次的生育率在年龄分布上很不均衡，在一定的生育水平下，这种不均衡性又是相对稳定的。

　　分年龄孩次生育率 每1000个 α岁的育龄妇女全年生育第i孩次的活产婴儿数。

　　标准化生育率 按标准人口的妇女年龄结构，对不同人口的分年龄生育率加权平均得出的生育率

　　一般生育率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即分年龄生育率与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对比两地或不同时期生育率水平时，有必要从一般生育率中消除年龄结构的影响，即采用统一的标准人口的年龄结构计算生育率，这称作生育率的标准化。

　　资料表明，分年龄生育率都是乙地较低，但一般生育率反而甲比乙低，这一矛盾现象是因乙地生育旺盛的年轻育龄妇女的比重较大引起的。这种被年龄结构所扭曲了的生育率对比关系，在标准化过程中得到调整。若取标准人口的年龄结构,分别计算两地的一般生育率,可得标准化生育率：甲地63.75‰，乙地58.64‰。这就使一般生育率与分年龄生育率保持高低一致的关系。

　　一般取与两个地区有关的人口当作标准人口，如比较各省市生育率时，可取全国人口作标准人口。

　　标准化生育率亦用来描述生育率变动趋势，假设以1964年中国女性人口的结构，对近30年中国的一般生育率进行标准化，可得生育率趋势。

　　生育率标准化后显示，直至70年代中国加强计划生育以后，生育率才发生急剧转变。

　　以上生育率标准化方法称为直接方法。在资料受限制情况下，还可采用间接方法求标准化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 若一队列妇女按一定年份的年龄组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她们终身平均生育的孩子数称为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实质上是一种标准化生育率，它对每个分年龄生育率都加了“等权”。因此不受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能用它表明不同地区生育水平的差异，或一地生育水平的转变过程。总和生育率随分年龄生育率而变动，能综合反映一定人口的生育水平，对有计划地控制生育、制订人口规划、预测人口趋势有重要作用。

　　累计生育率 一群妇女按一定年份的分年龄生育率，经历育龄期的过程中，到达一定年龄时的平均累计生育量。如年龄的累计生育率为

　　累计生育率随年龄而变动，显然，育龄期结束时的累计生育率等于总和生育率。

　　累计生育率描述育龄过程中妇女生育量的积累过程，对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状况，与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如教育、就业、扶养关系、健康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时，需采用累计生育率。

　　终身生育率 度过育龄期后一批同龄妇女平均每人生育的孩子数。亦称完全生育率。经回顾性调查，可获得超过育龄期的同龄妇女群曾经生育的孩子数。

　　终身生育率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对比，可反映生育水平的变动趋势与地区差别。

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水平不同而已！

宁要少一点，也要质量高一点[em01][em01]

楼主的问题是一道人口与经济问题：

到19 世纪中叶之前, 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问题的论述, 多数偏重于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而对经济如何影响人口的分析, 则显得相对薄弱。直到兰得里提出“人口革命”论后, 关于经济如何影响人口尤其是如何影响生育率的问题才逐步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进入20 世纪以来, 随着发达国家生育率的普遍下降, 这一领域的研究变得异常活跃。

关于如何解析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 西方人口经济思想经历了四次大的转变, 即从早期的“经济促进人口增长论”到“人口转变论”， 尔后, 再由当代宏微观人口经济理论演变为目前的综合人口经济理论。

这里简述一下综合人口经济理论——— “生育率临界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 of Fertility）对此的解释：

20 世纪70 年代的中后期, 主要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已降到世纪的最低点, 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却一直居高不下。无论是宏观人口理论还是微观人口理论都无法对这种现象作出满意的解释。生育率经济学在实践方面遇到的挑战, 迫使人口经济学家把注意的焦点集中于宏观与微观的联系途径与联系机制, 并将经济学与社会学、生理学进行高度综合。伊斯特林的生育经济分析便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伊斯特林首先将偏好的变化引入经济模型, 突破了经济学偏好不变的假定, 他于70 年代中期提出了“愿望—收入张力”模型, 把生育率的变动归结于愿望与实际收入之间的背离程度。80 年代, 他又综合了生育率的经济分析, 把生育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结合起来解释“生育率革命”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在1985 年问世的《生育率革命》一书中, 他用实证的方法, 描述了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从不发达阶段向发达阶段转化时生育率的变动趋势, 并建立了“生育供给与需求型”及“生育率临界假说”。伊斯特林认为, 现代化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道德以及人类特性等方面的综合体现。在现代化进程中, 社会经济等变量诉诸于一系列“中间环节”对生育率发生影响。通过归纳分析, 伊斯特林把诸多“中间环节”集结为孩子的需求(Cd) , 潜在的孩子供给(Cn) 和生育率控制成本(Rc) “三个中心决定因素”。现代化对生育率的影响机制为: 首先, 社会、经济、教育等“基本因素”直接影响需求Cd 、供给Cn 和成本Rc 之间变动关系; 尔后, 需求Cd 和供给Cn 变动产生的“自觉控制生育动机”与成本Rc 的变动关系最终导致生育率的变动。但伊斯特林认为, 生育率的变动有一个“阈值”, 即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必须达到足够的强度, 生育率的变动才能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生育率革命”才能完成。依据“生育率临界假说”, 在“临界点”之前(发展中国家) , 高生育率是必然现象, 对生育率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技术因素。过了“临界点”(发达国家) , 则进入低生育率时代, 经济等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开始显著。

“生育率临界假说”厘清了现代化过程中影响生育率转变的渠道和途径, 使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在宏观与微观方面得到了有机结合。该理论弥补了传统“人口转变论”、宏观人口经济理论和微观人口经济理论对于生育率变动解释的盲点, 堪称为生育率经济学的“通论”。当然, 这一理论也有其不尽意之处。比如, 生育率转变的“临界点”难以定义和测量。虽然人口学家试图对世界上不同背景的地区定义出不同的生育率转变临界值, 同时也尝试依据整个世界文化变迁而定义出一个移动性临界值, 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其原因在于, 生育率的变动受到非经济变量如制度、传统、文化等的影响。由于这些变量难以直接测定。因此, 以任何方法推算的“临界点”充其量只是一个有着误差的近似值。

既然生育为一种综合要素影响的行为, 显然, 只有用综合的理论、多维的视角进行研究才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答案。从经济角度来阐释生育率的变动, 无论其理论的构建多么科学, 它始终只是在一种思维方式下获得的思维结果。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9 6:09:1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