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珊珊在2009-4-18 22:31:00的发言:
这个问题的探索,不容易。个人看法,寻租确在我们的社会中造成了很多负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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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容易,我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没办法,谁让自己研究(异端)经济思想史:-)
严格地说,寻租特指那些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非生产型活动(Buchanan,1980;Tullock,1988)。所以在《The New Palgrave Dictionry of Economics》(Vol. 7)中,将寻租和DUP(direct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Bhagwati,1982)视为同义词。常见的寻租活动,合法的如游说、税收等,非法的如腐败、行贿、走私等,不道德的如“走后门”。
本文的motivation是因为在经济史上,通过“政企合谋”实现经济赶超的成功案例俯拾皆是。政企合谋实现的方式有多种,如国有企业(法国雷诺、新加坡航空、“淡马锡”),而寻租是实现政企合谋的经济交易。如果将讨论问题的语境放在“中心——外围”不均衡发展的世界体系中,国家之间技术能力差异就不可避免。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技术能力的差异?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新研究来看(内生增长理论和AK模型),都要引出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技术能力的差异是因为创新活动的差异。进一步讨论创新活动的差异,就要涉及到创新资本的多寡。本文的寻租模型的思路:
“在第一期没有国际贸易,外围国家是个自给自足型封闭经济,企业按照现有的(落后)可行技术和最大化原则安排生产,完全由本国企业供给全国的制成品。第二期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外围国家的制成品因为生产成本高于世界市场价格而不能出口,中心国家依靠生产技术上的优势挤占外围国家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致使均衡情况下外围国家企业利润下滑。在这一时期,没有政府存在也便没有政府的管制。因为利润的下降使得企业家缺乏资本用以创新投资,所以在这种均衡情况下,即使外围国家企业家还能获得利润,也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拥有足够的资本。更为劣等的情况是如果外围国家企业没有利润,同时中心国家利用积累的利润不断实现技术创新,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格局将会以自我加强的方式一直持续下去,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也会出现日益扩大的趋势。因为外围国家企业需要保护性政策的支持,所以企业在第三期向能够有权力实施干预政策的国家政府谋取帮助。企业家向政府寻租,与之建立起“企业合谋”契约:由政府设立以保护本国企业的关税,并且企业从政府的关税收入中分配得到创新补贴,为执行创新的融资。这个过程内生出了政府,也体现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即通过制度性构建(经济干预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第四期企业家利用自有利润和从政府关税收入中分配所得的补贴进行技术升级。[1]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企业家的技术升级。
上述四个时期完整的反应了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从短期来看,第三期企业家寻租活动转移给政府的租金是非生产性的,会造成两方面的社会福利损失:设立政府的成本和政府关税政策造成的福利损失。但是,第三期的寻租活动为第四期企业家的创新提供了资本,所以从长期来看,这个寻租不适合用 “好”与“坏”标准来衡量(Tullock,1988b)。在这四个时期中,第三期体现是李斯特主张的“幼稚工业保护论”,这一时期的政策干预也是以培育本土产业的竞争力为目标的,第四阶段体现的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这就形成了本文的基本观点:如果经历了上述四个时期之后,外围国家企业成功获得技术上的进步,实现技术追赶,那么李斯特和熊彼特的经济发展学说就具有了理论和政策价值。
[1] 虽然经济史的经验常常反映出落后国家的技术升级通常是模仿和学习过程(Lall,1987),但是按照熊彼特对创新的论述(Schumpeter,1934:66),只要某种技术在外围国家首先使用,不论这种技术在其他地方是否使用过,都可以称之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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