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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助学生辍学，捐助人将其告上法庭 | ||
| 广西“受助学生成被告案”调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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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09-16 14:11:37 ）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4版 | |
| 捐资助学是一种美德，为世人称颂。捐资助学的过程往往是在“感恩、祥和”的浓浓暖意中进行，然而，日前发生在南宁市的一件“助学官司”，场面非常尴尬。目前，此案在进一步审理中。 事件的缘由很简单，两年前，15岁的广西山区女孩周奕（化名）因家庭贫困面临辍学，幸运的她在网络上认识了广东人陈金（化名），获悉周奕的遭遇后，陈金决定资助她上学，直到大学毕业，为了慎重起见，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大意为“捐助人确保上学费用”，受助人“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并附有违约责任。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周奕因种种原因中途退学，觉得有点被“愚弄”的陈金一纸诉状将周奕告上法庭。 助学助到要将当事人告上法庭，这种“尴尬”想必谁都不愿看到。此事一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孰对孰错暂且不论，记者在对这起“助学官司”调查中发现，从社会学层面上讲，有三大问题值得商榷。 ■问题一 助学该不该被完全“量化”？ 资助者过问受助人的学习，细到了什么时候坐什么车回家，和谁在一起，甚至连车票都要传真过去 9月10日，记者从这起“助学官司”的原告陈金的代理律师周海船处拿到了这份资助合同。上面注明，合同目的系帮助受助人读书。在资助人权利方面：监视受助人之学业成绩与学杂费单据及奖惩记录等。 在受助人义务一栏，这样写道：1、每学期结束后21日内，须提交真实之学业证明文件，如成绩单，学生手册等；2、受奖惩须于3日内通报；3、有关重大之事须征询资助人，如转学、升学、文理分科、高考、休学等；4、不许退学、不许打工、不许谈恋爱、不得违反校规、不得有同学生身份不相称的行为，非经资助人同意不得工作（含兼职）；5、本科毕业，并得授学士学位。 违约责任：“受助人不履行1、2、3项义务，须返还受助财物；受助人不履行4、5项义务，须双倍返还受助财物。” 周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初看到合同内容‘心里起疙瘩’，但是没有想太多，只是害怕不签，他会生气，我就没有办法上学了，所以没有多想就于2004年2月签订了这份合同。”此后一年多时间，陈金先后寄来1.2万元，作为周奕学费、生活费。 合同上的那些被“量化”的条件，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让周奕觉得就像一个无法逾越的大山，感觉“拿别人的钱读书压力太大”。周奕说，陈金过问她学习细到什么时候坐什么车回家，和谁在一起等，甚至连车票都要传真过去。陈金还多次“警告”她“要听话”，否则“会有人盯你”。 周奕说，由于基础差，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只算中等，每次考试或测验之后，她都很害怕公布成绩，因为随后陈金便会追问她“是不是又没有好好学习”。后来，她想转学到学习环境、质量稍好一点的学校，陈金没有同意。她想量力而行，降低标准读中专卫校的想法也被陈金拒绝了。父亲早年去世，她和母亲与伯伯周荣生相依为命，而此时周荣生又患脑中风，无助的母亲四处借钱。学习、生活的细节要汇报，学习成绩不如意，家庭生活日渐艰辛……压得她喘不过气，最终选择退学，外出打工，分担家里负担。 周奕说，退学后，她不敢将实情告诉陈金，怕他失望，还以原学校学生的名义给他写信。今年5月，陈金打电话到学校询问周奕的学习情况，才得知她已退学。陈金感觉自己受骗，将周奕及其家人告上法庭，要求双倍返还资助金共2.4万元。 此事被公开后，人们议论纷纷。拨开这团迷雾，我们会发现“助学能否被量化”这一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陈金代理律师周海船说，原告不远万里献爱心，本意就是希望被资助人好好学习，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协议规定，没有量化标准就难以对其形成约束，付出了爱心而没能受到效果，会挫伤资助人的热情。何况合同约束条件都在情理之中。 广西师范学院大三学生梁翠云说，资助人的爱心太“过火”，助学本是一种高尚行为，重在过程，如果被过分“量化”后，就变了味，好心会变成坏事。将心比心，被资助人还未成年，家庭负担本来就重，如果又要承担资助人提出的“任务”，压力可想而知。 周奕代理律师符立邵说，资助人是否考虑过，考大学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果通过条件约束和给予压力就能保证考上大学，那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圆大学梦？ ■问题二 捐资助学如何规范和调整？ 捐助人说，他之所以气愤，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爱心没有被真正用在周奕的学习上，针对的是她背后骗取资助款的行为 周奕说，资助合同就像“紧箍咒”，让她透不过气。她和家人一直都非常感激陈金的资助行为，不管案子判决结果如何，她将一直把受资助的经历铭刻在心。 陈金认为，合同中尽管文字是那样表述，实际上，在他心里其实只有“不许退学”这一条是不能商量的，其他条款都只是一个“软性”的约束。如果违反了那些条款，他不会起诉她，也不会要求还款。他之所以气愤，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爱心没有被真正用在周奕的学习上，针对的是她背后骗取资助款的行为。 周奕是否努力了？是否像她对外所说压力那么大？捐资助学的背后是否真的存在欺骗行为……说实话，很难能说清楚。这又给我们提出一个社会问题，即捐资助学如何规范和调整。 每个人都怕被愚弄，捐资助学也是一样，尤其当一个人的爱心被“愚弄”后，它伤害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美德。记者经常碰到那些“想献爱心的好心人”，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大多缺的不是钱，无论说他们是为了面子也好，还是“想回报社会”也好，他们惟一的共同点就是“不能容忍被人愚弄”。 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付慧明说，现在社会上“捐资助学、扶贫帮困”的氛围较浓，方式也多样，比如一些媒体上开设“我要上大学”专栏，互联网上更是异常热闹，不仅开设热线，有的还将一些贫困学生照片及情况都放在互联网上。这些做法对贫困生来说，无疑雪中送炭，多少家庭困难的孩子，因能得到好心人的帮助而改变命运。 他同时指出，目前社会上已经出现一些骗子，正是利用他人的善心做文章，博取他人的同情，进而从中捞取好处。尽管这些人是少数，但一旦发生这样的事件，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让很多想帮助他人的人却步。 他建议，各地在捐资助学方面，一是要更好地发挥团委、希望工程办公室等的作用，多由这些机构组织捐资助学活动，或由他们发布贫困学生的信息；另一方面，他提醒那些资助者，在选择资助对象时，最好能实际了解对方情况。三是网络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督，对那些不合法的“扶贫助学”网页要给予屏蔽。 ■问题三 捐助者有权规定别人的选择吗？ 如果你是一个善意的捐赠者，请不要以为物质的东西就能代表一切，被捐赠者更需要你的包容和理解 读书，还是退学？起诉，还是沉默？这起助学纠纷凸显了在一个日趋多元化的社会里，公益事业中不同角色所面临的价值观冲突。 资助人或受助者，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然而，决定他们价值观的是基于现实的选择。 事实上，即使在某一项微观具体的公益事业中，都会存在某种确定的价值观为指引。比如，帮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资助贫困大学生上大学，捐助绝症病人获得医疗服务，投身环境保护事业等，对于某项公益事业的资助人、热心人而言，扶贫济困的过程就是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因而，他们可能会附带一些条件，以满足实现个人价值的精神需求，这完全可以理解，惟有宽容和理解，才能激发更多人投入到公益事业中。 与此同时，受资助人的价值观同样应当尊重。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为处于弱势群体的寒门学子，本身就心理脆弱，如果不相互了解，不站在贫困生的角度着想，一味地辅之以“附加条件”，那等于“胡萝卜加大棒”。因为以捐赠的条件作为约束，而无视人性尊严，这种捐赠不管目的有多么高尚，看起来都是不合情理的。就如这起助学官司，“本科毕业并得授学士学位”的附加条件，实际上就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大棒”。 一位网民获悉这则消息后留言“如果你是一个善意的捐赠者，请不要以为物质的东西就能代表一切，被捐赠者更需要你的包容和理解。否则捐赠的结果就极可能与初衷背道而驰。” 二是对于受助者退学这一结果，社会要给予理解，因为捐助的目的就是给贫困者助一臂之力，最终生活得更好，对社会有所贡献。我们试问，谁敢保证，周奕不上大学就不会走出一条更为光明的道路？难道一定要让她在思想重负下，才会出现最好的结果？一句话，只有宽容对待公益事业中的价值观冲突，才是更为客观和理性的选择。 （记者王勉 王萱 何云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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