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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23日14:26 中国青年杂志
构建和谐社会听上去是从国家发展角度，但是恰恰是小的和谐、微观的和谐汇聚了大的和谐、宏观的和谐。
采访-本刊记者 亓昕
那已经破损的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里，一早就写满了少年牛文元的家国情怀，如果
人生真的有迹可循，那个笔记本可以见证，一个若干年后参与“为整个中国甚至人类的发展谋求最大可能性”的人，就从这里出发。
18岁高考，中学六年12个学期得12个第一的学子，可以很随意地读中国最好学校的最好专业。他想了几天，最后选择了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自然地理学，初看起来这似乎近于少不更事的轻狂，但其中既有扫除天下的远托，也有勇士赴敌的悲壮。因为在当时的他看来，物理、化学和数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型，而地理学--唯一联结自然与人文的桥梁，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科学的行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些已经成体系的，让他人去搞好了，这一张白纸，让我来挥毫书画。
“小小年纪，看问题怎么会如此高瞻远瞩？”
就是在记者问过这个问题后，牛文元起身，拿来了那个红皮笔记本——自己47年前的日记。那用浑熟的笔体记满了名章佳句语录诗词的小本儿，超载一般，承接着18岁罕见的精神厚度。
他挑那些画着重符的格言为记者朗诵，念到“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时，他一顿，说：就是这句！
就是这句，解译了一个知识分子学以致用的追求，一个科学家经世济民的良知。
四年后大学毕业，在全国范围内仅录取一名却有158名学子报考的1962年，牛文元以绝对优势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此时，"征服自然""人定胜天""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等口号的余威，仍在横扫中华大地；"物产丰厚""地大物博"之类的溢美之辞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在陶醉。他心里清楚，地球并不以人们的天真赞美而存在，支撑中国发展的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其实非常脆弱。
观念必须革新——这是地理学的首要任务，只有在此基础上，方能试图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发展战略！为了这一目标，他开始大量阅读和研究外国文献及资料，截至1965年，仅业余的读书笔记和研究心得，他就记了500多万字，整整的17大本。
十年浩劫中，他是“逍遥派”。一有机会他就钻进图书馆，有一次看书着了迷，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觉得周围静得出奇，抬头一看，图书馆里一个人都没有了，他急忙向门口冲去，一推门，门已经在外面反锁了。原来，他一个人躲在安静的角落里读书，闭馆时管理员没有发现他。幸好后来有人经过才把他放了出来。“这种表现”，自然不能再留在科学院，他被下放了。就是在被下放的“五七干校”里，他把《英语小辞典》用红色塑料封皮包上，使它从外面看上去是本“语录”，用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在很多知识分子都感到前途无着、意志消沉的时候，他攻下了第二外语，始终跟踪世界范围内地理学的发展前沿与趋势，积蓄着实现人生梦想的学识与力量，酝酿已久的创新思想日臻成熟。
此后几年，《现代应用地理》《理论地理学》相继问世，这三部论著，系牛氏地理学宏大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几乎回答了现代地理学面临的全部重大问题。在他的笔下，地理学由庞杂的湖海戈壁、熟悉的自然环境、地表的四大循环、复杂的人地关系等表面知识，终于变得具象而亲切，与芸芸众生的生存与发展丝丝相扣。
他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与研究，可以追溯到1962年出版的美国女生物学家卡尔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这本"描述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的书，对他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二战以来国际上发达国家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所付的高昂代价，使他坚信：中国的发展必须以史为鉴，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1992年，巴西里约地球高峰会议之前，牛文元在中科院建立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室并亲任主任。至此，他从"为学"而转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致用。
他说:"中华文明精神的一个特点, 就在于发掘真理、寻求规律，而后学以致用，经世济民，这种精神自古至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中的主流，为人称颂，史不绝书。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这铿锵之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融入天地正气之中......"
记者：最初您是地理学家、科学家，现在也有人称您为经济学家，您自己更喜欢哪种身份？
牛文元： “经济学家”的称号我不敢当，我想我就是一个科学工作者。
[此贴子已经被鬼魅魍魉于2009-4-27 16:49:1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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