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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高校首当其冲。一个消息是，大学的事业编就要取消了。这意味着，以前大学教师的铁饭碗就要砸了。大学教师，都成了合同制的员工，如果合同期满，随时有可能被解聘。
据说，这是学美国的，一个助理教授，如果到期拿不到tenure，就只能走人。其实，在民国时期，漫说大学教师，就是中小学的老师，也是如此，新学年得不到续聘，就自己另谋高就吧。
然而，任何改革，都必须满足前提的条件，就像在发明用火的燧人氏之前，不能尝试建立厨师制度一样，实行这样的改革，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相关就业市场的存在与否，二是有没有基于学术自由的人才学术评价体系。对于第一个前提而言，则大学必须是开放的，国内必须存在各种形式的公立和私立大学，而私立大学的分量必须足够，否则市场流动就无从谈起。第二个前提，则是说大学教师的聘任和解聘，必须有一个在行政权力之外的，得到社会公认的学术标准。
显然，在美国和中国的民国时期，这两个前提条件是基本能满足的。即使由校长说了算的中小学，如果校长敢于把一个学问好，讲课受欢迎的教师解聘，不仅学生会抗议，社会压力也很大，在一般情况下，校长做了这样的事儿，自己就得走人。
现今的中国，大学是公立的天下，若干私立学校，仅限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层次，连拾遗补缺的作用都起不了。就大学教师而言，市场还没有形成。而公立大学的官本位和行政化倾向，是越来越严重。教师的评聘，虽说有学术的幌子，也有专家投票，但依旧行政化导向，学官在里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凭评聘标志，也未必是学术的。极而言之，也可以说，大学跟行政单位一样，不仅有行政级别，而且所谓人才，也是领导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
在中国做老师，尤其是做大学老师，是一个有着传统光环的职业。现在虽说传统的光环不再，但残留的印象还有。事实上，现在大学教师职业能吸引人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事业编。要改革，必须同时建立改革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在行政化的情形下，大学教师改成合同制，等于突然之间将之变成单位的合同工，也就是人们习惯说的临时工，落差之大，无疑是惊人的。可以想象，从此而后，还能留在大学做教师的人，就只能做行政领导的奴才，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否则，下个聘期，饭碗就砸了。而且，在大学教师就业市场没有形成之前，在教育部主导一切，公立大学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人一旦被一个学校解聘，再想获得其他学校的聘任，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了。
在民国的时候，有学问的大学教师，无论在公立还是私立大学，都是受欢迎的，最常见的现象是他来炒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大学教师最优秀的品质，是听话，至于学问，不能说没有份额，至少排得比较靠后。衡量一个教师是否优秀，除了听话的前提之外，就是发表量。哪怕都是垃圾，只要发表量足够多，你就是好学者。学术成果的评价，一看ZF认可程度高低(获得ZF课题多寡)，这要看你的官位大小。二看发表量，跟买白菜一样，论堆，哪个堆大，哪个就一定是好家伙。一个国家，连一个起码的学术共同体都没有形成，至今为止，还是官大学问大，成果多学问好，最终，居于官办学术高地的人，都是民间臭大街，却讨了领导好的几个学霸。
这样的大学空间，进行这样的改革，对于大学，无疑又是一轮新的学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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