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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晨观九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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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南亚景观(尼泊尔游记)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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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观九曲 发表于 2005-9-22 14:26:00 |AI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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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过飞机的窗户凝视着远方，看了足足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完全惊呆了。穿过高高的云层，与我们的航线相平行，横亘着无边的令人惊异的喜玛拉雅山脉。雪白的山峰，刺破朵朵飘荡的浮云，几乎是在梦幻世界，我感到我突然来到了另一个星球。高耸的大地直冲云霄不间断地向上伸展—而每一座高山都有自已独特的形状和特点，有的孤峰突起，直刺云天，有的簇拥一起，形成峰群；有的山顶白雪皑皑，有的山顶狂风肆虐，一片钢灰色。它们不断地蔓延、蔓延、蔓延......
我就这样来到了“世界屋脊”：尼泊尔——以珠穆郎玛峰、廓尔喀族人(尼泊尔的主要居民）和夏尔巴人闻名于世——被旅行者景仰、神往、高度赞扬的一个旅游地区，在这里你可以远足、欣赏美丽的风景、休养。但对我来说，我计划着远足旅行、看看广大的农村地区，但我绝没有休养之类的计划。我要和尼泊尔人民战争建立联系，我要和武装起来的游击战士们一起艰苦跋涉，我要亲眼直接观察喜玛拉雅山“脚下”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
三年以来，我一直在读着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导的农村地区持久的人民战争的报导，他们的目标是最终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我还读到毛主义者几乎在全国的每个角落都建立起组织，自从1996年战争爆发以来有600多名游击队员和村民被政府军打死。很清楚，政府对人民进行了极大的血醒镇压，完全剥夺了人民的权利。然而世界大多数人民对这场战争的情况了解得很少。
我明白这场斗争对于全世界革命者——对于支持反压迫斗争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极其重要、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关于这场革命的消息却很难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极少的消息都是非常珍贵也很吸引人的。这场事件需要深入的、面对面的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报导。
当我来到加德满都时，城市里的情况已经非常紧张了。定于1999年5月份举行的选举形成了尼泊尔反动政府和人民战争之间斗争的焦点。政府希望通过选举竖立有力、稳定和民主的形象，他们希望加强新议会的力量以粉碎人民战争。而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在全国范围内号召人民拒绝参加选举。农村地区袭击警察和政府官员的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大城市里的革命者也在行动。每天我拿起加德满都邮报（Kathmandu Post）几乎都能读到几篇关于人民战争的报导和社论。有关于游击队员被警察打死的消息，也有警察遭到伏击被打死的消息。我渴望到农村地区、到人民战争进行的中心地区去。
　
到东部地区的路上
　
一天早晨我终于得到消息：我第一次去农村的旅行已安排好了。我们打算去东部地区，那里人民战争形势正盛。我接到只剩下几小时时间的通知，并告知带一只小包，因为我们将要坐摩托车离开城市。
下午我碰到了我的向导和翻译：西娃。我们和两个愿意带我们到东部地区去的同志联系上了。乘坐摩托车从公路离开加德满都仅仅是我在尼泊尔许多次向死亡宣战经历的第一步！做为一名步行者我早已习惯了容易引起肺病的对人有害的城市交通。而如今，过了许多天在拥挤的街道上躲避着出租车和摩托车的日子后，我又经历了另一方面等量的跌跌撞撞——弯弯曲曲地从人群中穿进穿出，迎着疾驰而来的其它交通工具快速前进，躲避着笨拙的母牛和受惊的山羊。
当我们离开加德满都谷后，我开始——也是第一次看到东部地区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很快三四层高的楼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沿着越来越弯曲、陡峭、升高的道路散布的小砖房。黄昏时候我看到了一片片不规则绿色梯级的轮廓，包裹着农民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开辟的陡得惊人的梯田。
气温十分宜人，即使是坐在摩托车上被风吹打着我也仅仅穿了一件单薄的风衣（windbreaker），天色很快暗了下来，但仍然有人地田地里劳作，路上还有许多行人。我们穿过几个在进行庆祝活动的人群，我眼睛的余光瞟到了只有在特殊场合才穿的漂亮服装，我的耳朵捕捉到几秒钟轻快的音乐。驾驶摩托车的同志告诉我说现在有许多结婚典礼正在举行，因为现在是尼泊尔人举办婚事的传统时间。
我们沿着公路停下来，即使到了现在，太阳已经完全消失在群山后面，还有一些儿童在通往山坡的陡峭小路上攀登、玩耍。我们焦急地等到了一会儿。但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没有和事先约好的同志联系上。现在天完全暗了下来，我们只好等到天亮再努力和他们重新取得联系。于是我们决定来到附近的一家小旅店住下度夜。吃过一顿标准的尼泊尔晚餐dal baht (扁豆和大米)后，我们到一间舒适的小房间里歇息，我累极了，但又因为在自己是在和人民军队相见的路上，心中充满期望和激动而极其兴奋，我睡不着。
已是晚上九点三十分了，但外面，街道对面，一间小作坊还开着门，一个人正在忙碌，砰砰地把金属镀在铁水壶上。持续不断的金属敲击声有节奏地响着，夹杂着街道上人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直至深夜。我们靠近一条车辆不断的主要公路，一整夜，吵闹的汽车和卡车的嗽叭声闯入了我不平静的睡眠。
第二天一大早一个嗓音优美行人穿过街道时的轻快歌声就把我弄醒了，不久，街道对面铁匠工人又开始了他有节奏的砰砰声——而现在才刚过早上六点钟。当我出去走到旅店的后厅，我看到我们正挨着一条大河。我周围都是伸向远方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高山。当我一边品尝着尼泊尔传统风味的奶茶一边欣赏着风景时，我想到了我面前的奇特经历，也可以说是危险。同志们已经警告我说因为选举，现在是进入人民战争爆发地区的极其危险的时期。我们会小心前行，但不能保证我们不会遇到警察。他们告诉我说，如果敌人——无论是何种原因——发现在我们访问的村子里有毛主义者，他们就会把那一地区包围起来并发起攻击。
　
进入游击区
　
我们必须在天黑以后才能进入游击区，所以我们就准备在黄昏前到约定地点和我们的联络人见面。就在太阳正落山的时候，我们在河上游离小旅店有几英里的地方见面了。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步行，还要爬几小时的山路。当我们沿着道路停下休息时，白昼的几缕光线还在逗留，一些农村孩子很快围住了我们，脸上充满了好奇。
我们到达了一座强烈支持人民战争的村庄——现在党已指定在这一地区进行发展使之逐步成为革命根据地。人们自豪地告诉我说，因为怕被打死，警察都不敢到这一地区来。游击队哨兵们保卫着这一地区。只要警察一靠近，不论是从任何地区，警察要抓的人和地下工作者就会接到通报离开这儿。同志们知道我们将要来到，已做好工作保证我们安全地到达。
当我们到达我们将要在那里歇息和会见同志们的房间时，天已经很黑了。我们很快地走进房间，受到了两位当地党的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其中一个是教师，我们将在他家住下。另一个是一个看上去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我们坐下来喝着奶茶，他们向我介绍一些他们自已的情况和这座村子革命工作的情况。有人端来一盈煤油灯这样我就可以在笔记本上记点东西。我注意到墙上装着电线，甚至配有灯泡的插坐。显然，这所房子建造时建造者是期盼着这一地区很快就能铺设电路的。但这个村庄，和尼泊尔90%的地区一样，仍然没有通电。
那位年轻的党的领导人告诉我，这座村庄的人民以种田为生，主要种植玉米和蜀黍。大多数农民只有很小的一片地，收获很少，因此他们仅仅能生产出供家人吃上三个或四个月的粮食。剩下的八九个月他们只好找些其它门路谋生。有些人开辟小片菜园，种些西枫柿之类的蔬菜到城里卖。很多人被迫成年累月离开家乡到别的地方到处寻找工作。
那个年轻的党的领导人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两个弟弟已到加德满都去打工，两个妹妹已参加了革命。高中毕业后，他到加德满都学习法律，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94年入党。他告诉我：“这时党需要我到农村地区工作，同时，政府的压迫也迫使我离开城市，转入地下。”
另一位党的领导人是一位已工作了20年的教师。他过去在城市里教学，十多年前，他来到了农村。他自豪地告诉我说，他妻子也参加了革命。他有六个弟弟——一个在印度的工厂里做一名石油工人，一个在城市里开一辆货车。他的父母亲也住在这座房子里有他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
两位同志领导着这个大约有两千人的地区的党的工作。党从事宣传组织工作已经十年了，在1996年人民战争开始前这一地区已建立起党小组（党的组成单位）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尼泊尔有许多修正主义的党——他们自称是革命者，但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在很多情况下公开地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尼泊尔联合共产党（马列主义）（通常简称UML）1994-1995年的九个月期间在反动政府中实际处于领导位置，过去在这里做过许多政治组织工作。但现在，我听说，这个地区的UML的成员和过去的支持者要么支持人民战争，要么中立，或者离开了这儿。年长的地区党领导人又讲了一些他和UML在一起时的亲身经历。
“1980年，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我就参加了UML，追随UML的政治路线，参加了学生运动，我梦想UML能为穷苦人和被压迫阶级做点事情。但它却不这样。他们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路线。1996年以后，人民战争开始了，我和尼泊尔共产党（毛派）联系上了，我们讨论、交流，我开始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UML过去常说他们实行的是马列毛主义，但当多党制建立起来后，他们并不付诸实施，从他们的自我介绍中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已经丢掉了毛主义者的称号。”
然后那个年轻的同志向我讲述人民战争开始之后这里发生的事情。
“人民战争发动后，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这里的组织都是合法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宣传。人民战争的发动给了人民真正的希望和信心。党和人民军队的小组揭露并处理了坏分子和威胁着我们的告密者。除了斗争还运用强制手段。他们和间谍斗争阻止他们的破坏行为，如果他们还不停止，使用武力就成为必要的了，就这样，人民开始发生变化。
“现在通过地下斗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必要性是大大增加了，同时还需要不懈的安全防卫工作。人民战争开始后，警察对这一地区的群众进行了搜捕和屠杀，许多同志被迫转入地下。现在我们更有组织纪律性——我们要根据同志们的特长和能力，找到最好地发挥他们作用的办法。组织各处各样的群众团体的工作还在继续，如农民协会、妇女小组、青年团。党现在是在进行地下斗争，群众组织也被迫在半地下状态从事活动。”
1990年以前这儿实行的是称作村务委员会的君主制下的一党独裁体制，他们压迫人民。1990年，反对村务委员会的群众运动迫使政府实行多党合作议会制度。年轻的同志继续解释道：
“1990年以后，多党制建立起来了，人们以为现在他们应该生活得好一点了，机会应该多一点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贫富差距甚至更大了。因为尼泊尔是世界第二大穷国，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危机。这是我被革命吸引并看清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平等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看到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在腐败堕落，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和其它许多年轻人一样，这种情况令我沮丧。我看到这些政府官员也不爱国，他们成了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的仆从。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我别无选择，只有参加革命。我渐渐认识到腐败、压迫和种种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反动政权的统治制度。若不除去它，我们的任何理想都无法实现。”
这次简短的会谈结束前，年长的同志说他想通过我转达对美国人民的问候：“我想对美国受压迫人民和革命人民说：我要向你们表达我们的声援，强烈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而斗争！我们的运动是一场面国际运动，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渴望成功。我们正努力奋斗为加强与美国被压迫人民和革命共产主义者的团结而斗争！”
　
持枪哨兵的侧影
　
同志们告诉我说一支文娱宣传队今晚要为群众举行文娱演出，他们在努力想办法安排我和他们见面、谈话。出于安全原因，文娱宣传队将在天黑后、节目刚好开始前到达，演出两到三个小时。然后，他们就得在黑夜里很快离开，再走上两小时才能上床睡觉。这意味着我们得很晚才能和宣传队见面。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和期盼，我对仅仅再等上几个小时就能和人民军队的同志们进行首次面对面的采访一点也不介意。
那位教师的母亲为我们准备了传统的尼泊尔晚餐，我们坐在地板上动手吃起来。饭菜很香，母亲一直在劝每个人都多吃点。他们笑我不懂得尼泊尔吃饭的习惯，比如饭后洗手的方式：你应当把水倒在手上，让水溅在你的空盘子里，而当别人给我递来一罐水时我把手伸了进去，每个人都笑了。我就不再犯这个错误了。

 吃完饭后，节目很快就要开始了。我们走出来，来到漆黑的夜幕中。我们排成一队踏上一条小径。我需要使用手电筒，然而，其它人即使没有任何光亮也能攀上陡峭的石路。他们毫不费力、沿着山路呈“之”字形向上攀登。然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奇。我发现每走一步我都必须集中精力、扭亮手电筒这样我才能看见我的脚要踏在何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里，手电筒的灯光射出一道光柱，刚好能够照着我前进的道路。我尽快地在这一小片光中移动。即使我看不见周围的东西，我急促的呼吸声使我明白我们是在沿着一座大山向上攀登，越来越高。
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一片高地，人们已经开始聚集在这儿等待演出。只有两盈灯笼朦胧地照着这片地方，很难看清周围发生些什么。但我能辨认出大约100多人坐在地上的模糊的轮廓。其它村民继续爬到山上。西娃和我坐在离聚集的群众不远的地方，几分钟后有人给我们送来了坐垫。
我们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但我喜欢这凉爽、空气清新的夜晚，自己也溶入了飘荡在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一起的村民中的期待的空气里。看上去文娱宣传队还没有完全到来，虽然天实在太黑，我不能辨认出周围不停地移动着的身影，我向黑暗中仔细观察，想更好地看出我周围的人。突然，一个人影正好出现在我面前，近得我伸手就能碰到他。这是我第一眼看到人民军队的战士——是一名身穿制服和军帽的年轻妇女的侧影，肩上背着一枝来复枪。很快，我开始辨认出更多的来到这地方的身影，身穿制服，装备着来复枪。一个战士站在外围，正好在我们后面，站岗放哨。其它人忙着为节目做准备工作。村子里的人们还在沿着陡峭的小径爬上来。当他们到达时，一名游击队员就奉命把灯光照在小路上，帮助人们到达山顶的最后几步路。
当节目在晚上9：30开始后，村民们仍在陆续赶来。黑暗中很难估计出有多少人，看上去大约有200人聚集在这儿观看人民军队文娱宣传队的演出。
和我谈话的那个年轻的党的领导人为演出致了简短的开幕词，然后他要求为烈士们默哀一分钟，所有人都站起来，低下头纪念那些在人民战争中牺牲的同志们。之后演出有一位丈夫被警察杀害的年轻妇女讲话，她是一个地区的党支部书记，呼吁妇女尤其要参加革命。
接着那支队伍的排长做了关于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讲话。他阐述了为打败敌人而拿起武器的必要性。同时他也强调打败敌人最重要力量在于人民群众。在这些讲话中间穿插一些文娱宣传队表演的唱歌和诗朗诵，一个传统尼泊尔小鼓敲击出轻快的旋律作伴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尼泊尔人民战争创造出的革命新文艺，令人十分兴奋！他们演唱的第一支歌曲讲的是“烈士们的热血一定会使人民更坚强。”
许多讲话者都强调人民群众为什么需要参加并支持这场人民战争。一位同志告诉大家：“军队会保护人民，人民一定也要保卫军队。”讲话中还有警察和坏分子被杀的战斗消息，以及人民军队最近的伤亡情况。一位同志告诉群众：“他们成群地杀害我们——我们也在开始成群地杀掉他们！”西娃轻声告诉我这句话指的是最近发生在西部地区的一个事件，人民军队杀掉了几个警察。还讲到了其它一些警察被人民军队击败的消息。
另一个演讲谈到群众如何需要锻炼，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调解争端，解决群众的种种问题，公平管理。党还号召群众拒绝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要提高警惕抵抗政府日益加紧的进攻。“反动派会也许会使这个村庄血流成河，你们要做好准备。”
　
烛光下的采访
　
当我们晚上11点钟离开的时候演出还在热烈地进行着。下山回去的路途对我容易一些。但我往下走时必须更加小心，以防被路上的石头绊倒。我又一次全神贯注，打开手电筒，这样我就能看到每一步，我争取跟上其它那些简直是在黑暗中非常轻松地跑下山去的同志们。我们又回到了那所房子，走进去躺来。真是奇怪，我一下子就睡着了。
两小时后，快到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一位同志的声音把我叫醒了：“同志们，起来，他们来到这儿了。”

我立刻坐了起来，看到那一队人民军队的战士正在走进房间。周围完全是漆黑一片，除了两支小蜡烛，一支放在我前面的桌子上，这样我就可以在笔记本上记东西。同志们排着队走进来，把他们的枪支靠墙放下。屋子很小，除了两个当地党的负责人和几个村民，还有大约十几个游击队战士，屋子里满是人。
有几个年轻的女游击队员过来挨着我坐在床上，现在我可以看清她们到底多年轻了。她们漂亮、健壮，大约15到20岁左右。穿着人民军队的制服（缝着很多宽大裤兜的绿军裤，与之相配套的上衣），她们感到很自豪。帽子的顶部是方形的，带着帽檐，明亮的大五角星表明她们来自前线。我对面坐着这个队的队长，是一位我猜大约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看上去很累，但又很开心地笑着向我致意。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文娱宣传队的队员们向我讲了她们的经历和她们的革命激情。她们几乎都来自穷苦农民的家庭。妇女们先讲，她们谈起她们村里的可怕的压迫和她们怎样参加人民军队的经历。开始女游击队员们似乎有点害羞、迟疑。但随着她们依次的讲述，她们平静外表下的力量和决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们具有全世界十几岁女孩的共同特点：她们互相靠近坐着的姿势，说些悄悄话，互相帮忙扎头发。但她们同时也具有作为一个军事组织生活、战斗在一起所形成的团体意识和纪律。我对她们献身革命事业的认真感到吃惊。
农民穷苦的生活条件，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政府的凶猛镇压逼使这些妇女走进了革命的队伍。第一个讲述的妇女告诉我说：
“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想：我们为什么会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受到如此的压迫？我过去常想：我们怎样才能解决家庭里和社会上的这些问题？就在那时，1995年的时候，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发起了拒绝参加选举的运动，党的一支文化小组来到了我们村。我开始明白解决我们所有的这些问题、摆脱压迫的办法。我参加了文化小组，后来又入了党。那时父母亲禁止我参加文化小组，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这样做了。1997年坏分子逼使我们转入地下。现在我就在人民部队的文娱宣传队员工作。”
其它队员被人民军队所吸引也是因为党的文化工作。有些妇女反抗家庭参加了人民军队，也有家人鼓励妇女参加革命的情况。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警察残暴地虐待并逮捕她们家人的经历。一位父亲在从事地下工作的十五岁的小姑娘告诉我说：
“1996年元月份，我还在读9年级，警察来到我们村把学校里所有进行文娱演出的同学都逮捕了。老师们也被逮捕了，我爸爸和叔叔早已入党转入了地下。500名警察袭击了我们村庄，几乎逮捕了所有的人——连老人小孩也不放过。我妈妈被捕了，我也被抓起来监视。警察们就是这样凶狠地压迫我们的，后来我参加了党的文化小组。由于穷苦大众受到如此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是妇女受到的压迫，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找到一条把人民群众从这样的环境中解放出来的道路。我发现尼泊尔共产党（毛派）正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我就入了党。”
政府以为面对逮逋、酷刑和死亡人民会害怕、退却。而我却开始看到深重的压迫主要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迫使人民更忠诚、更坚决地进行斗争。一位老同志从一开始就为党工作，已经工作了12年。他被逮捕投进监牢关了26个月，出狱后他立刻参加了人民军队。还有一位15岁的女游击队员告诉我他父亲是如何被关进监狱，她叔叔、婶婶和弟弟都被捕了。她说：“别无选择，只有参加人民战争，这样我就拿起了枪。”
最后一位发言的女游击队员是那位16岁的紧挨着我坐在床上的姑娘，她告诉我她们村对人民战争非常支持，她父亲1995年就转入地下工作。接着她讲述了警察的残暴压迫怎样地毁坏了她们村庄。她告诉我：“警察来到我们家恐吓我们，他们在村子里强暴妇女，逮捕了许多人。1997年，警察加强了对我们的压迫，现在村里26家，没有一家留下来的。所有的人都被迫离开，转入地下。”
有些年轻的游击队员是通过革命学生组织参加了党。在被政府逮捕或盯上之后，他们中许多人转入了地下。一个年轻小伙子告诉我说：
“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政治运动，成为一个地区革命学生组织的书记。我参加人民军队的文化小组，明白通过人民战争是消灭剥削的唯一途径。1998年反动政府向我提起诉讼，控告我谋反。就在同时，党给我提供了一个入党的机会，现在我就跟随人民军队了。我忠实于我们的政治路线，相信正如列宁所说，多党议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所以只有人民战争是解放被剥削群众、把他们从奴隶的锁链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这就是我参加人民军队的原因。我们充满希望，我们对最终的胜利有充分的信心。”
另一个年轻人补充道：“我参加了学联，通过学校的文化小组知道了党的纲领。我开始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为党作部分工作。这时政府对我提起诉讼，我被捕了，并被关了15天。反动派给我罗织了许多罪名，现在我是在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了文娱宣传队后，在这个排里已经六个月了。”
这个文娱宣传队到过东部地区，向群众举行文娱演出。同时她们也有军事任务。一位同志解释说：“文娱宣传队的队员们还要参加对反动派采取的军事行动。我们侦察出象警察和暗探一样的坏分子，无论何时党一向我们下命令，我们就要调查情况，判断我们在执行任务中会遇到的问题，如果没有敌人我们可以公开活动。有时队员们还到田间和人们一起劳动。有时我们还帮助村民解决村子里发生的问题，例如为争吵的人们讲和、给受冤屈的人们主持公道等等”
和每位游击队员依次谈过话后，一个地区党的书记给我讲了她是如何参加人民战争的，她说：
“我参加了学生运动，1994年结婚。我丈夫从一开始就参加了人民战争。1997年5月被打死，留下我和一个3岁的儿子。我结婚后，担任一个地区的妇女协会主席。去年5月我被捕了，关进监狱。当我丈夫被杀时，我发誓要沿着他的道路前进。我发誓要接过他手中的枪。现在政府一直在搜捕我，我被迫从事地下活动。”
在文艺演出时是她号召妇女尤其要参加人民战争。当我问起她为什么如此强烈的强调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时，她回答说：
“据说在这个社会里妇女要根据父亲、丈夫和儿子的意愿生活。社会就是这样对待妇女的。资本主义剥削妇女，在财产和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没有给她们以平等的权力。这个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根本原因在于和帝国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勾结起来的反动政府，很清楚，只要反动政府、反动制度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就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就不能消灭各种各样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只有通过暴力推翻这一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动了人民战争。到那时我们拥有新型人民政权，妇女才能得到平等的权利。”

文娱宣传队离开的时间就快到了，另一个地区党的书记，一个年青的小伙子，作了最后的发言：“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了解我们这场斗争的情况。我代表参加这场人民战争的党和人民，向您表达衷心的感谢！我们向美国革命共产党表达为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的愿望。我们希望全世界人民都能够知道我们这场斗争的情况。”
现在已是凌晨3点钟了，文娱宣传队还要在漆黑的夜里穿过村庄，爬两个小时的山路。她们离开前，队长告诉我她们要送我一件礼物。游击队员们站起来，拿起来复枪，挨着床在屋里那一小片地方排成一队。有人下了一道命令，她们文刻立正姿势、肩挎步枪，目视前方。队长走上前来，我也从床上跳下来，向前走了两步，他伸出手来，我看到他握着一把Khukhuri：尼泊尔农民用的确一种刀刃如剃刀般锋利的弯刀。现在被游击队员们用来反抗他们的敌人。他把刀递给我说：“我们愿把它送给你，这是我们人民战争的标志。”我很受感动，我接下了它，讲了几句美国被压迫人民和革命人民要和尼泊尔发动人民战争的群众团结起来这样的话。由于带着这种武器我们不能旅行，有人帮我拿下了，并答应说当我回到加德满都时再送还我。
队员们现在必须得离开了，他们都排成队向我和西娃告别。每一个游击队员都依次上前向我致以革命的红色敬礼——"lal salaam."，首先他们握紧拳头举起右手，然后然后伸出双拳放下，接着向我伸出双手紧紧地握手。象我到现在为止碰到的所有同志那样，她们两手把我双手紧紧握着，充满了自信、力量，十分庄重。当这些年轻的战士向我告别时，我突然想起在人民战争中他们年轻的生命每天都充满了危险。她们如此无畏、如此自信：她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因而必将取得胜利。
队员们迅速排队离开了房间，当他们走到外面静悄悄地离开村庄时我几乎不能听到她们的声音。突然，房间一下子空了，更暗了，只有我们床边一点微弱的烛光。我眨眨眼睛，凝视着几分钟前还是挤满绿军装的房间。我对自己说：是的，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刚才几个小时你是在和人民军队交谈。
现在是凌晨三点多了，我们一大早就要离开村庄，于是我们吹熄了最后一点飘动的烛光，躺下来尽量睡一会儿。

日记
3月21日星期天
昨天《加德满都邮报》头版一篇文章冠以这样的大标题：“七名毛主义分子在冲突中被打死。”据那篇短讯报导，那一事件发生在Banepa。我一面读着下面的部分，一面想关于人民战争的许多新闻报导都不是那么可靠。“当毛主义分子敲破据守房屋的墙壁向警方投掷炸弹时，炸弹爆炸，毛主义分子全部被烧死。据报道是当警方命令毛主义分子投降后，他们扔出了炸弹。警方说，大火延续了两个小时。”
由于我是在尼泊尔，一星期至少几次能读到关于警方打死毛主义者的报道，同时也有警方或坏分子被毛主义者打死和打伤的报道。每次我读到这一条条新闻时，我都对这些事情发生在哪儿感兴趣。所以今天早晨我打开地图，看看Banepa在哪儿。实际上它正在我们从加德满都到东部地区经过的路上。白天我对这件事没有想到更多——虽然每次我读到这些英勇的同志被害的消息时，对他们的思念一整天都会在我的心头占据一个位置。当我走过报架时，我再次读了一遍那篇新闻报道，对这些烈士的悲痛之情重又袭上我的心头。
傍晚，和我们一起去东部地区的一个朋友来了，他后来又回到过那儿和那儿的人们谈起过 Banepa事件。他告诉我说在那场事件牺牲的人们是我们会见的文娱宣传队的同志。
这个消息给了我深重的一击，我惊呆了，我很快地闭上眼睛努力回忆起他们的面容。后来，半夜时分，我们一起坐在床上盘着腿，膝对膝。在烛光朦胧的房间里，他们巨大的影子映在墙上。我集中精神回忆起那些年轻的女游击队员们的面孔：——那位十五六岁的女战士：当她看到她们的家人、朋友遭到警察逮捕、毒打、强暴时离开了村庄，她们的父亲、叔叔、母亲被迫很早就转入地下，就在刚才她们还向我讲述她们的战斗故事。而现在他们中的七位同志：四位男性，三位女性，在拒绝向警察投降之后被打死。烈士们的发生的事情深深地伤害了我，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感情上。我回想起了一位农民妇女给我讲的话：“杀害我们的同志不能阻止人民战争......烈士们的鲜血是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燃料。”
3月25日星期四
今天我又得到关于Banepa事件的一些消息，在那场战斗中我们第一次会见的文娱宣传队中7名游击队员牺牲在那里。加德满都邮报报导说他们向警方投掷炸弹后被炸死。但这是谎言。朋友们告诉我说：他们被警察包围，拒绝投降，两方互相射击，接着警察就放火烧了房子。当同志们被迫从燃烧着的房子里跑出来时，警察残忍地杀害了他们。朋友们还告诉我说这些同志的遇害是由于一个参加官员竞选的UML成员的侦察和告密。很明显，这是UML背叛革命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直接帮助政府搜寻并杀害革命者。
下午，有人给我送来了在 Banepa牺牲的烈士们的照片。其中之一就是那个十五岁的女孩子，长着一张动人的小脸，那天夜里紧挨着我坐在床上，即使是在昏黄的烛光下，她的双眼也闪闪发亮。就是从这些年青人那儿，我第一次听到了尼泊尔的革命歌曲。他们教我第一次学会“革命敬礼”（"lal salaam."），他们是和我进行第一次面对面交谈的人民军队的战士。这些年轻的同志们生命如此短暂，却给了人们那么多东西。而现在，我深知他们将被人民群众记有心里，永远怀念。我一定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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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泊尔的农村，早上5：30或6：00以后就很难睡得着。公鸡开始啼鸣，已经起床的人们劳作时的沙沙声打搅你的睡眠。在睡醒前的半朦胧壮态，我听到妇女在为新的一天开始生火，男人们做着到田间去的准备。有人给我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我坐在床沿上品着茶，心里想着就在三个小时以前，人民军队的战士们还紧挨着我坐在这儿，向我讲述她们的经历。
大约早上7点钟，几个妇女出现在门口，我们招呼她们进来。她们是那个村的，渴望和我交谈。
从她们很小的时候起，这些妇女就在田里干活，为牲畜运水、割草。她们每个人都心酸地讲起通常不充许女孩子上学。她们每个人都乐观地谈到人民战争给了她们新机会——不仅可以接受教育，还可以为革命做贡献。一位妇女说:
“我们是文盲，由于我们的风俗传统，我们不能学习读书识字，因为据说女孩不应该接受教育。但现在我们开始了崭新的人民教育。以前我们只是在地里干活、给牲畜喂草料，或做些其它的家务劳动。我们逐渐明白的主要事实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切压迫都是由于反动政府的统治。我们得出了这个结论。我们在这儿做的事情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反动政府的剥削本质。今天我们这些被剥夺了读书识字权利的被压迫妇女也要努力奋斗推动人民战争的前进，这样我们就能很快推翻反动政府的统治。”
妇女们告诉我根据封建传统，大多数婚姻由父母亲安排，年轻人在谁将成为他们的丈夫或妻子上没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妇女们说，一般而言，传统习惯歧视妇女。而现在，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展，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一位看上去20出头的妇女向我讲解新思想是如何确立下来的：
“由于有时理解不同，家庭中也发生斗争，如果父母亲通情达理，事情就很容易。但如果不是这样，妇女参加人民战争就很困难。而今天，在这个村子里，每个人都想要参加革命。只有两三家还没有参加。为了人民的利益，所有人都应该平等、团结起来，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成了革命的积极分子。丈夫现在也开始做起象做饭、洗衣、照顾孩子这些他们以前从来不做的工作来。”
我问妇女们她们是否同意我为她们拍些相片。一开始她们似乎很害羞，但接着她们就开心地笑了，说可以。
当我为她们拍照时，我不禁想起她们是多么漂亮啊：她们的面孔、她们走动的身姿。我在尼泊尔呆了很长时间，看到过其它许多贫穷妇女：开始是在城市，后来是我们在农村旅行时。我的相机拍过蹲在一堆堆蔬菜或小饰品后面的贩主；我给过带着小孩沿街乞讨的妇女施舍过卢比；在农村，我和背着重物的农民妇女一起穿过小径沿着山间小路攀登。我看到过太阳再一次升起时把火生着的妇女的疲倦面容。
毫无疑问，这座村庄的妇女也一样贫穷，同样有过甚至比我在游击区外看到的那些妇女还要困难和贫穷的经历。但这些妇女的脸上带着完全不同的表情。游击区之外的妇女眼睛疲劳无力地看着我，而这里，妇女们充满自信，骄傲地抬起头来；她们移动的身姿看上去也不那么沉重。她们看上去很快乐，但同时又十分严肃。总而言之，她们使人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她们的乐观主义和对崭新未来的憧憬从她们的言谈中流露了出来。对敌人的仇恨使她们眼中充满了怒火。她们对革命的信心使她们对将要如何行动充满自信和力量。这是我和党的领导人及人民军队的游击队员们谈话时感受到的同样的风采和气质。
妇女和儿童的集会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庄，被带到一座在茂密和森林和梯田之间被群山环抱的一间房子。我们走进去登上二楼，在那儿还能看到太阳最后的几缕光线。几位同志已经聚集在那里，一个年轻的人民战争的支持者开始对我讲述这座村庄的情况。他才18岁，和我在农村碰到的大多数人不同，能说很好的英语。他告诉我们他在努力学习要成为一名医生，这样他就能够为村庄的人民服务了。他对我讲的第一件事是在这个地区牺牲的一些烈士。
“Rawati Sapkot 25岁，1998年牺牲时已经结婚有一个儿子和女儿。他在人民军队里工作了一年半，在一场森林里突然发生的遭遇战中被一名警长杀害，四名游击战士遭到大约十二名警察的袭击，Rawati和另一位班里的战士遇难。
“Bhim Brsed Ssarma 20岁，遇害时才高中毕业，刚刚结婚。在另一场和警察进行的遭遇战中遭难。在那次战斗中11名游击队员受到100多名警察的进攻。除了Ssarma之外都逃脱了，Ssarma牺牲时，在人民军队里才3个月。
“Sabida Sapkot 21岁就成了一名烈士，她刚刚高中毕业。为了参加人民军队，她不得不反抗家人的意愿，自从她参加地下工作后就再也没见到家人的面，因为他们不支持她的行为。
“Binda Sharma，25岁，1998年被杀害，为参加人民军队也对家庭进行了反抗。她丈夫不支持——现在仍不支持——人民战争，实际上现在在做加德满都的警察侦探。6年多来，Sharma承受的就是这种事先安排好的婚姻。但忽然有一天，她在和当地党组织一起工作后，逃离了家庭，参加了人民军队。”
年轻人接着谈起了人民战争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他说：
“这个村庄有60到70户人家，大约80%都支持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爆发前两星期，一个警察被杀了，接着警察们就逮捕了70人。整个村庄遭到了150多名特种警察的突然袭击。一名警察被打死，两天后，我们现在谈话的这所房子遭到了袭击。警察朝天开了六枪，当地人民开始反抗。警察们用警棍攻击了许多人，房中有两人被逮捕。五天后他们又袭击了整个村子。在凌晨1点钟的时候，他们挨家挨户抓人，仅仅八九岁的孩子、上至70多岁的老人都被捕了。警察来这里抓人把他们带到警察局。男警察掠夺妇女。总共有60-70人被监禁，罪名都是他们杀了一个警察。实际上，当时那个警察只是“失踪”，只是在后来才发现他死了。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因为此事有15人现在还有监牢里，不做任何审判。
“所有这些都真正影响了这座村庄的人们，使他们非常支持反对警察的武装斗争。所以当人民战争开始时这里的人们积极响应，采取了很多行动——包括办墙报、传发党的报纸、举着火把游行。头一星期就有15至20人转入地下工作，有些人被警察抓去。现在这个村庄有大约15人仍在从事地下工作，包括我父亲。
“在三年人民战争中这个村庄不断地涌现出许多革命活动，事情已经有了发展。有反对坏分子的活动、举行了许多游行、办了许多墙报和壁画。党为烈士们举行追悼会，召开许多群众大会讲解人民战争的目的号召人民对革命的支持。人们入了党、参加了人民军队，警察也相应发动了多次袭击，逮捕了很多人。这座房子就被袭击了5次。”
越来越多的村民来到这个房间，屋子里挤满了蜷缩在一起的人们。其它人拥挤在门口，伸着脖子听我们谈话。他们对一位来自美国的革命者感到好奇，渴望谈谈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情况。一位刚刚到达的妇女说她想向我提一些问题。所以在接下来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成了被采访者，她问了一些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多大了，我有几个孩子等等。但她很快就谈到了她心里真正想了解的问题：“美国革命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向她讲了美国革命者的工作，和人民群众发动的各种各样的斗争。她对在美国发动武装斗争的前景如何很感兴趣。当我向她描述美国警察野蛮地对待和屠杀人民时，这位妇女立刻问道：“你们组织了反抗警察的活动吗？”
随着更多村民的到来，房间显得更小了。我们决定吃晚饭，然后在楼上更大的房间里继续聚集在一起开会。我们的晚餐很丰盛，有木豆、钝鱼和咖哩土豆。然后所有人都来到一个看上去象一间房子的谷物仓。我们坐在紧挨着一堆堆玉米的草席上。我扫视一眼聚集在一起的50个左右的人们，注意到她们大多都是妇女，带着她们的孩子（他们看上去都在12岁以下），还有几个老人。那个接连向我询问美国情况的妇女以下面的话开始了她的提问：
“我们感谢你的到来，并向你表达我们的团结之情。我们面临着许多种压迫。今晚这次会议主要由妇女参加的原因是所有的男同志都转入了地下，今晚赶不回来。因为有警察我们不能在白天举行这次会议。在监禁期间，我们被强暴和毒打。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和为反抗压迫而战的党一起进行反击。我们妇女不得不在自己那一小片土地上工作，因为反动派的压迫，我们生活非常困难。
“他们杀害仅5岁的孩子和90岁的老人、他们强奸10岁的姑娘和70岁的老太婆。他们掠夺我们的财产。他们甚至抢走老人的财产。他们挨家搜捕把人们关进监狱。为正义而战反被警察盯上迫害的例子太多了！选举中，他们强迫我们出来投票，虽然我们不愿意。他们粗暴地侵犯了我们的人权。有人出来讲话，疾呼政府按照法律和宪法办事，结果遭到追捕直到被抓。妇女们也被近转入地下。有时候丈夫和妻子离开一两个月，警察就来审问、强奸他们的妻子。
“由于反动政府制造的这种可怕的形势，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也感情强烈地明白：拿起武器和他们战斗，成功地发动人民战争建立起新型人民政权的必要性。只有除掉反动政府，我们才能从这种非人的待遇和压迫下面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支持并参加人民战争的原因。我们支持人民战争的一个方法就是根据人们的能力，储藏粮食和货币，送给离开村庄、从事地下斗争的人们。
“即使他们杀害我们的人民，同时，人民军队也在战斗。我们对他们的能力不断提高更好地战斗充满希望。我们也真正相信：警察对我们同志的屠杀不能阻止人民战争。烈士们的鲜血是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燃料。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团结起来，我们的团结一定能够打败敌人。我们坚定的相信人民战争一定会胜利。代表妇女协会和农民协会我们向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里了解我们的生活表示欢迎和感谢。我们也为你的精神所鼓舞。”
其它一些村民也起来讲话，但大约一小时后，会议必须结束，因为人们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家，出于安全考虑，不能使用一点灯火。他们保证对这次会议严守秘密，不让敌人发觉。然后人们排队和我握手。令我尤其感动的是一些小姑娘——看上去九至十岁的样子，有意穿过成年人挤到我身边，不是向我致以更传统的尼泊尔"namaste"礼（象祈祷者一样双手抱拳），而是举起拳头向我致以革命敬礼（"lal salaam,"），然后她们用她们的小手紧紧地坚定地握着我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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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袭击Bethan

闭塞的乡村
尼泊尔是一个偏远的国家。大多数农村只有靠一种形式的交通——步行才能进入。全国总共仅有8000英里的公路。其中还包括3000英里完全不适宜于任何交通工具的线路——尤其是因为尼泊尔地区崎岖不平的山地特点。没有水路交通，仅有短短30英里连接着东部Terai地区Janakpur和位于印度边境Jayanagar地区的铁路。在农村，当我问起人们到下一个村庄还有多长距离时，他们从来不用距离来回答我。他们总是回答需要几小时或几天——这意味着步行走到那儿需要多长时间。
在尼泊尔只有两条主要的高速公路。一条是Mahendra高速公路，东边从印度边境的Kakarbbhitta开始，西边到印度边境的Mahendranagr结束。另一条是Prithvi高速公路，连接着加德满都和位于这坐大城市西部的Pokhara。挤满了人的公共汽车在这些公路上不断的穿梭来往。公共汽车也是人们在这些数量有限、分支延伸到农村去的公路上来往的主要交通工具。
基础设施的极度缺乏又一次反映了尼泊尔地区的极度贫穷。对人民群众来说，缺少优良的交通工具不仅仅是“不方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安全(!)问题。这些公共汽车——几乎都是印度制造的——又旧又破。这样的交通工具加上不合格的公路、陡峭的地形、车上的过分拥挤，结果就是就是频繁而又可怕的公共汽车交通事故，造成许多死亡。我在加德满都邮报上已读过好几篇关于公共汽车相撞的新闻报导。
同时，农村地区偏远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缺少延伸到农村地区的公路给政府派遣大批武装部队镇压人民战争带来了困难。
我们在一辆东部地区公共汽车出发前半个小时上了车，大多数乘客已上了车——至少是那些希望有个坐位的。头顶的架子上（bin）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包裹，走道上也塞满了一袋袋的谷物和盛着象是煤油或者其它液体燃料或油类的大箱子。我幸运地得到一个坐位，否则我就得坐在一袋蜀稷或者一箱燃油上。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有人在往汽车上挤。汽车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绝大多数是男人，妇女很少。有些人服装整洁，看上去好象刚刚从城市作客归来，或者也许现在移居到城市，回家去看看。许多年轻人都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而有些人炫耀地穿着更传统的尼泊尔宽松裤子和上衣。一个非常穷的小男孩，他好象已经独立谋生了，穿着非常破烂的衣服。
当我们离开时，身子被挤得紧紧的。一位照料婴儿的妇女，手里还牵着另一个小孩坐在我旁边过道的一袋谷物上，努力使自己保持平衡。和车上的其它人一样，我们互相挤压着，她几乎就坐在我膝盖上。汽车非常准时地出发了，直到天色很晚我还能看见我们前进的道路：尘土飞扬、高低不平，弯弯曲曲地向一坐陡峭的山上延伸。总是很短一的直路极少，有许多发卡一样的转弯。汽车歪歪扭扭时停时进（in fits and starts）的爬上山坡，每隔大约15分钟，为了使汽车能够爬上一段段陡峭的道路，十多个乘客不得不下来到路上，减轻汽车的载重。三个年轻的向导在前面为汽车引路——有时他们和汽车并行敲敲汽车的侧壁，提示司机汽车有掉下山坡的危险。有时汽车完全停下来。就这样，按时间表三小时就可到达目的地的路程花了六个多小时。
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几位同志正在等候迎接我们，我们立刻朝另一个方向沿着一条石径向前走去。我们走在高高的山上，天上繁星密布，但还是很暗。在黑暗中走了大约45分钟后，我才能辨认出我们是一个村庄里，弯弯曲曲地穿过一个个院子，跨过一堆堆干草、绕过一些躺下休息的公牛，我们到达了我们将要住下的房子，主人立刻为我们准备了晚餐。吃完饭后，天已经很晚了，但同志们还想在睡觉前和我稍微谈一会儿。我们的到来使他们很激动，以致不能等到第二天早晨才开始谈话。
我们是在东部地区的一个地方，人民战争开始时这儿进行了一些非常进步的活动。党的工作在这儿也进行得非常有力。一位同志解释说，这人村庄位于一个拥有十五万人口正在发展成为根据地的地区边缘，他说，5到7个小时内他们就能发动一场5000千人的群众大会。在这样的场合，没有援兵，警察是不敢来到这儿的。当他们赶到时，大会就结束了，人民也已疏散。
我们在这座村庄住了几天，但出于安全考虑，白天我们只能关在屋子里。几个人过来和我谈话，我知道安排这样的访谈是十分困难的。许多人只能在夜里行动，就这样还得冒着生命危险。交流是困难的。许多不同因素都得考虑进去——整个地区的安全，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人家，前来交谈的人，我们能在不唤起我们注意的情况下在一块地区呆多长时间。我们甚至在去外面侧所的很短的时间里也得极其小心。这儿的人民战争发展迅猛，但这也意味着政府的镇压加紧了。我们住的房子已经被警察袭击了好多好多次。
和加德满都相比，90%的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尼泊尔人民的生活情况完全不同。这里的日常生活辛苦而又循规蹈矩。他们的一天开始得很早，早上5：30左右，妇女就得起床为家人烧茶。成年人到田间去干劲冲天活或做些其它家务事，直到上午10点左右，这时他们回来吃饭，在那个时候孩子们去上学。这以后人们整个下午都出去干活，直到太阳西沉落在地平线上时才回来。晚餐通常很晚，在8点钟左右，到9点钟时，每个人都准备睡觉了。
我们住的这所房子是一座三层楼的砖制结构房屋，地板很脏，简陋的木楼梯，关闭的百页窗窗户。在这5个房间里住着许多人，这个家里的母亲、父亲和他们的孩子——几个已长大的儿子和女儿。然后是儿子们的家人，每一家都有几个小孩。父亲的妹妹们也住在这所房子里，其中一个是寡妇，另一个离开了丈夫，因为他一直在打她。
我算了一下这所房子里住了16人，这意味着有两三人必须睡在同一张床上。而我夜里是有自己单独的一张床的。还有许多其它方面这家人都非常好客和大方。他们很穷，但他们愿意和别人分享他们的一切——不停地问我们想吃些什么，虽然他们家人自己吃饭都十分困难。
在房子的第一层做饭——房间的一角生着炉火，旁边铺着草席让人们坐下来吃饭。一般都是男人先吃，然后才是妇女和孩子。“家里的母亲”整个时间都坐在旁边招待人们吃饭。一楼的另一角是一群小鸡的“领土”。二楼和三楼是小小的卧室，大约10平方（英尺）大小，也许刚够放下相隔几步的两张床。一切都很简朴、贫穷。但很整洁。
我们住在一起的这户人家就这样过着他们每天例常的生活，但他们也常来看看我们需要什么——有时也听我们的谈论。每个人都是那么地渴望谈话和倾听，每个人都是那么积极地参与支持人民战争的事业，这令我吃惊。甚至小孩子也呆在谈话人们的旁边听。妇女们更害羞，但最终，每个人都过来做了自我介绍。

Tirtha Gautam 同志

人民战争爆发后，警察袭击、逮捕、残酷地迫害Kavre地区的人民。Tirtha Gautam是其中的一位同志，他的英勇事迹传遍了全国。
下午，这位著名烈士的弟弟来和我谈话。他告诉我Tirtha牺牲时年仅33岁。他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同志。他是东部地区党支部（party's Sub-Regional Bureaus）的一位成员，Kavre-Ramechhap地区组织委员会的书记和军事指挥官。他在人民战争准备发动前即没有参与该地区主要的的游击活动也与之没有联系。出身于下层中农家庭的Tirtha Gautam在1988年完全参加革命前是一位教师。到他牺牲时，他已是一位有着十多年党龄的革命共产党员了。在党内反动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日子里，他总是站在革命路线的一边。
Tirtha Gautam是在指挥一扬对Bethan警察哨所的进攻时牺牲的。Bethan坐落在非常落后的一个山区，在加德满都东部60英里左右。这是人民战争爆发以来对警察哨所首次成功的袭击。
1997年1月3日，在漆黑的夜里，特萨率领他们班的二十九名战士参加了战斗。这次英勇袭击的故事令人想起毛主席的名言：在一场人民战争中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装备着自制的枪支和炸弹，游击队包围了警察哨所并命令警察投降。警察们躲在房子里开始射击，一场持续几小时的激战开始了。特萨同志头部被击中很快就牺牲了。这激起了他们班战士更奋勇的进攻，他们最终成功制服了敌人。两名警察被打死，另外两名警察受重伤，游击队夺取了4支来复枪和几百发子弹。
除了Tirtha Gautam，班里还有两位战士：Dilmaya Yonjan,同志，一位年轻的妇女和Fateh Bahadur Slami献出了她们的生命。班里的战士抬高喊着：“马列毛主义万岁”和“人民战争万岁”的口号，抬着倒下同志们的尸体回到了安全的地方。警察发动了凶恶的反攻——侦察机在远处深山老林的上空盘旋，警察们在那一地区实行野蛮的“梳蓖”行动以搜查游击队，但毫无用处。
在党对第一年武装斗争的总结中，袭击Bethan被称为英勇的军事功绩和敢于牺牲的最好例子。这是党的人民战争的第二个计划中单独一次对反动政府的最沉重的打击。三名英勇的游击队战士的牺牲对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这场成功的袭击激励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反动政府胆颤心寒。这也标志着人民战争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正因为此，党认识到了在人民战争第一阶段的这次行动的历史意义。
那天晚上Tirtha Gautam的遗孀，30岁的Beli Gautam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10岁的Delip和8岁的Tanka来看我。当他们坐下被引见后，我代表美国被压制人民和革命同志向Beli和她的家人致以悼意。我对她说，象他丈夫那样勇敢的同志代表了最优秀的人民，是未来的希望。
Beli Gautam说话很困难，她告诉我她嗓子有病。但我能看出她也十分害羞和安静。当我问她对革命有什么想法时，她说：“人民战争和党的工作很好，它们正在向前发展。”接着10岁的Delip，带着超出他幼小年龄的自信和信念，他挺直地坐着，正视着我们，有力地大声说：“母亲告诉我们要沿着父亲的道路前进，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也一定要参加战斗。”Beli告诉我，她还有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12岁，年幼的还太小不懂事，大点的那个已经要求参加人民战争的战斗了。
警察已经多次袭击她们家了，有时是在半夜，声称他们是来搜寻枪支弹药的。有一次，就在Tirtha牺牲后，警察来了，问那家人说：“现在我们已经打死了Tirtha，你们想怎么办？”他们也许希望人们感到害怕会说以后不再支持人民战争了。然而年幼的Tanka说：“你们杀害了我父亲，我也要杀死你们！”警察很快地以反动的、嘲弄的口吻问道：“嗯，你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他们把步枪递给他说：“你知道怎么使用这个吗？”，令他们吃惊的是，Tanka接过枪，上上了子弹，向警察显示实际上他确实知道怎么使用了。
Delip告诉我，还有一次，警察来到她家，把所有东西都搜个底掉天，这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吉它，他们问：“谁在玩这个？”就把它毁坏了。他还给我讲到一次警察威胁要逮捕他爷爷，奶奶上前一步反抗地说：“如果你们有胆量，为什么不现在就开枪把他打死？”这时警长一棍打在奶奶的嘴上叫她闭嘴。
这家人离开前，Tanka给我们唱了两支歌，第一支是他自己写的。他年轻的嗓音优美又充满真情。歌声中带着一点忧郁而无无畏的调子。它讲了他父亲是怎样在袭击Bethan警察哨所的战斗中遇害，是怎样留下了未完成的使命，Tanka发誓要把警察哨所烧成的灰烬带给党。第二首歌的音调取自一支尼泊尔儿歌，Tanka加了上自己的歌词。他唱到了警察、人民面临的压迫，并宣布人民对所有这一切的回答是：“把Gautam的枪交给我！”指的是他已牺牲的父亲。
当Tanka唱完后，Delip说当警察向那班战士发起进攻时，他爸爸是那么勇敢。现在人们一看到火光，就记起了对Bethan警察哨所的英勇袭击；当他们听到象雷声一样的响声，他们就想起了Bethan游击战士的枪声。所以每天当人们看到这一类标志时就想起了那次事件，想起了他如此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生命的爸爸。
当他们走到门口时，两个小男孩转过身来把小手高高地举在空中，向我致以革命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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