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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1933年-)
“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06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指出，菲尔普斯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菲尔普斯将独享总额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7万美元)的奖金。菲尔普斯也是“欧元之父”蒙代尔（1999年）、斯蒂格里茨（2001年）之后，又一位获此殊荣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此之前，芝加哥大学共出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紧随其后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分别有4位和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简介
菲尔普斯193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1955年获得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文学士学位，1959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教授。菲尔普斯曾经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协会副会长、布鲁金斯经济事务委员会资深顾问、美联储学术会议专家、美国财政部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美国经济评论》编委等。
菲尔普斯教授的学术研究及学术贡献
菲尔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代际公平、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菲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菲尔普斯在上世纪60年代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根据当时的这一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此消彼长的关系。菲尔普斯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从而提出了“菲尔普斯曲线”。他还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们一起研究并建立了工资与价格定价的非协同模型，运用不完全信息等理论来研究自然失业率、隐含工资合同、滞后效应与失业等重要问题。他的研究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菲尔普斯指出，今天的经济政策是制定未来经济稳定发展政策的前提，这已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菲尔普斯的理论在上世纪首先被运用在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在今天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菲尔普斯的经济理论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关注中国经济
这位经济学大师对中国经济也并不陌生，他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广泛了解和研究。2004年5月，菲尔普斯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论坛上作了一个与中国经济有关的演讲。在今年5月的“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
菲尔普斯对中国经济很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讨论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关系时，他总是非常兴奋。他曾在演讲中称，中国经济的表现非常好，这得益于中国在过去20年来选择了非常正确的经济政策。他就中国经济特别谈了三个问题：结构性因素对就业与增长的影响、外国经济景气状况对中国的影响、经济过热与投资过热问题。今天看来，他的见解仍显示出这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深刻洞察。
在谈到结构性因素对中国就业与增长的影响时，他认为，中国必须改变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为了追赶上美国和欧洲已经掌握的更高技术水平，中国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国内政策与措施，来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成功地过渡到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科技发展的阶段。而为了适应激励不同层次商业人士的创新计划，并从中挑选出更有商业前景的创新计划，中国将需要发展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以向这些有商业前景的企业提供融资帮助。这些话，现在听来也很有价值。
对于中国国内一直在谈论的经济过热与投资过热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持续的过度投资导致了资本存量的逐渐增长，最终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对中国政府而言，所有经济活动的过热，或者由过度投资引起的经济过热问题，只是一个短期问题。中国需要解决投资决策中的低效率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加强金融结构的调整。
对于国外经济景气状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菲尔普斯认为，欧洲经济及美国当时出现的小规模衰退，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过，他并不建议运用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来估计最近几年出现的持续衰退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和欧洲通行的低利率，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的投资膨胀。随着投资活动的增长，工资水平将上升，投资增长也会伴随着新的就业机会增加。结果，就业人数就增加了，吸引了更多来自农村地区的工人。但是当美国和欧洲经济开始复苏时，将会导致世界实际利率上升。所以，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
数理分析方法课外阅读-人物篇31：Robert John Aumann
罗伯特·约翰·奥曼（Robert John Aumann,1930年6月8日—），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经济学家，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合理性研究中心教授，犹太人。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与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共同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奥曼的生平简历
1930年生于德国（美因河边的）法兰克福。
1938年因逃避纳粹迫害，随全家迁到美国纽约。
1950年获得纽约城市学院数学学士。
195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纯数学博士学位(Knot Theory)。
1956年至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
奥曼的荣誉
美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
以色列科学与社科院院士，
英国社科院通讯院士，
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士,
以色列数学学会主席,
国际博弈论学会首任主席。
奥曼的学术成就
博弈论
第一个定义了博弈论中的相关均衡概念，这是一种非合作博弈中的均衡，比经典纳什均衡更加灵活。
交易者连续统市场经济模型。
交互环境中代理人之间通识的数学公式表示。
重复博弈的连续交互模型。
宗教
使用博弈论分析犹太法典中的塔木德难题，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遗产分割问题。
奥曼的主要著作
Values of Non-Atomic Gam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1974 (with L. S. Shapley).
Game Theory (in Hebrew), Everyman's University, Tel Aviv, 1981 (with Y. Tauman and S. Zamir), Vol 1，Vol 2.
Lectures on Game Theory, Underground Classics in Economic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1989.
Handbook of Game Theory with economic applications, Vol 1-3, Elsevier, Amsterdam (coedited with S. Hart).
Repeated Games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IT Press, Cambridge, 1995 (with M. Maschler).
Collected Papers, Vol 1-2, MIT Press, Cambridge, 2000.
数理分析方法课外阅读-人物篇30：Thomas Crombie Schelling
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1921年)
美国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外交事务、国家安全、核战略以及军备控制方面的研究专家，也是有限战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瑞典皇家科学院2005年10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和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以表彰他们“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人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
托马斯·谢林简介
1921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
1944年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1948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51年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从1948年到1953年，他先后为马歇尔计划、白宫和总统行政办公室工作
1953到1958年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8年被聘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9年到哈佛大学肯尼迪研究生院兼职，是该院知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1978年，他从哈佛大学辗转来到马里兰学院研究公共事务
1992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他是政治经济学领域著名的“弗兰克·赛德曼奖”的获得者；凭借对预防核战争的相关行为的研究，他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获得者；
1988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将其评为“杰出资深会员”。他曾为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耶鲁大学和兰德公司等机构工作或担任顾问，并作为经济学家为美国政府工作过。他发表了涉及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军事战略和军备控制、能源和环境政策、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团体犯罪、外交援助和国际贸易、冲突和讨价还价理论、种族隔离和种族融合、军事计划、健康政策、烟草制品和毒品走私政策以及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相关的伦理学问题等。
谢林在博弈理论中的研究成果与学术贡献
一般认为，博弈论始于1944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合作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概括了经济主体的典型行为特征，提出了策略型与广义型(扩展型)等基本的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博弈论大厦的基石，也标志着经济博弈论的创立。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John Nash)、泽尔腾(Reinhard Selten)、海萨尼(John Harsanyi)在非合作博弈方面的贡献进一步增加了博弈论的适用范围和预测能力。
谢林和奥曼这两位学者的工作又进一步发展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并开始涉及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他们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奥曼从数学的角度、谢林从经济学的角度，都感到从博弈论入手有可能重新塑造关于人类交互作用的分析范式。最重要的是，谢林指出，许多人们所熟知的社会交互作用可以从非合作博弈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奥曼也发现一些长期的社会交互作用可以利用正式的非合作博弈理论来进行深入分析。
谢林的博弈理论建立在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方法突破的基础之上，与主流的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博弈论。
在其经典著作《冲突的战略》一书中，谢林首次定义并阐明了威慑、强制性威胁与承诺、战略移动等概念开始把关于博弈论的洞察力作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对讨价还价和冲突管理理论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讨价还价理论是谢林早期的主要贡献所在。尽管当时谢林并没有刻意强调正式建立模型问题，但是他的很多观点后来随着博弈论的新发展而定形，而他所定义的概念也成为博弈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比如，完美均衡概念中的不可置信威胁就源自谢林的可行均衡概念。
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博弈论的新发展并且加速了这一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特别是他对战略承诺的研究为许多现象(比如公司的竞争性战略、政治决策权的授权等)给出了解释。1988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将其评为“杰出资深会员”时，其评语为“谢林关于社会关系的理论以及他对该理论多方面的应用源于他富有成效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这使得他能切实涉及到有着相同或不同利益的参与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本质，并能具体而生动地把这种本质描述出来。”本届诺贝尔评奖委员对他的评价是：“谢林，这位自称‘周游不定的经济学家’，被证明是一位非常杰出、具有开创性的探险者。”
谢林的主要著作有：
《国民收入行为》
《国防经济学》
《冲突的战略》
《战略与军备控制》(合著)
《军备及其影响》等等
数理分析方法课外阅读-人物篇29：Edward Prescott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1940年-)
经济学家，“新商业周期理论之父”，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教授简介
1940年生于美国纽约州
1962年毕业于Swarthmore学院，获数学学士；
1967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普雷斯科特执教过多所美国名校。
1967-197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助教；
1971-1980年期间，普雷斯科先后担任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助教、副教授和教授；
1980-1998年，担任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教授；
1998-1999年，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1999-2003年，重返明年苏达大学任教；
2003年以后，普雷斯科特一直执教于亚历桑那大学。
现在任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高级顾问。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与应用、收入差别与计量经济学。
普雷斯科特教授的社会职务还包括：
1988年至今，担任美国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
1992-1995年，经济动态与控制协会主席
1992-1994,高级经济理论协会主席
1990-1992年，《经济理论》主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经济学上的学术贡献
除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中的贡献外，普雷斯科特教授的经济学贡献还包括：与卢卡斯合作探讨了不确定性下的投资问题和无穷区间的价格存在性问题；和Mehra合作提出了金融理论的“风险溢价难题”(载1985年《货币经济杂志》)。该难题引起国际上众多优秀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兴趣，大大促进了金融学的研究，迄今该难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与Hodrick提出数据平滑处理的普雷斯科特(Hodrick-Prescott)滤波方法。
普雷斯科特在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2000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致福的障碍》一书中。该书讨论了增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国家不能和美国一样富裕?"此外，普雷斯科特还合编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1987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跨期贸易的契约安排》(与华莱士合编)。
普雷斯科特至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涉及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货币、方法论和经济政策。目前，普雷斯科特正致力于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大萧条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与基德兰德在学术合作研究的成就及贡献
据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介绍，两位学者的获奖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分别于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两篇学术论文中，其成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 过对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时间一致性难题”的分析研究，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在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商业周 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使人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认识更加深入。同时，他们的分析方法也为后来者开展更广泛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一、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
最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决策，而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决策又会导致政策的失灵，从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对政策进行修改，而修改的结果是最好的政策被放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减少失业的不二法门是执行高通货膨胀政策。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开始受到质疑。
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认为，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种特定决策能力的话，往往会制定导致更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他们特别提到了经济决策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时间一致性问题。
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核心是：经过千挑万选，一项经济政策终于出台了，政策一旦出台就会影响家庭和公司对政策的预期，当这些预期转化为实际行动时，被政策制定者认为最好的政策往往得不到执行。这样一来，经济政策制定者就会对他们的决定做出修改，结果却是最好的政策被抛弃。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目 标与绝大多数民众的目标不同所致，毋宁说是不同时间对经济政策的制约因素不同所致。
时间一致性问题在货币政策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小幅通货膨胀，并将这一政策公之于众；又进一步假设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低通货膨胀预期和工资的小幅上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然诱惑政策制定者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失业。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认 为，这样的诱惑将使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并且于解决失业无补。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对商业周期推动力的分析。这项研究成果改变了人们对商业周期原因的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方法论为拓宽商业周期研究提供了基础。
商业周期：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又影响商业周期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一直把长期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当作两个现象分别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长期增长被认为是由总供给决定的，技术发展是其推动力；商业周期被认为是由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总供给的某些要素导致的。这两种观点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
二、商业周期与经济政策的新理论
商业周期推动力与经济政策设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为这些意义重大的领域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不仅对宏观经济分析如此，对许多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践也是如此。
传统经济理论：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但几乎没有人致力于解释实际经济政策运作。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和大萧条的遗产还统治这商业周期和稳定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
20世纪70年代，早期分析的缺陷日益彰显出来。基于现有理论制定的稳定政策根本无法达到经济政策的目标。西方世界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滞涨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但是盛行的理论却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波动并非仅仅缘于需求波动也表现得日益明了。供应方面的波动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变 得越来越突出。在1977年和1982年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中，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1982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彻底检讨，为宏观商业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在他们的商业周期模型里，技术发展的现实 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商业周期的变化。他们的模型已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关于普雷斯特教授
这位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同时还是惟一在美联储任职的诺奖经济学家。作为时常要与格老喝咖啡的“同事”，他在美国的宏观经济决策中，担当特殊角色。
在他的个人主页上，有一幅漫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与他并肩而立，前者笑容满面地说：“是呀，爱德华，我们用明尼苏达宏观实验室来辅助我们的决策。”普雷斯科特正是该实验室的主持人，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基德兰德则是他的弟子，并与他一同分享了最新一次的诺奖。
曾建言中国经济
“视线所窥，永是东方”——歌德的名句推动大师们纷纷东来布道。
远在美国之时，普雷斯科特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史。他与人合著的《致富的障碍》一书的封面饶有兴味地用了一张中国街道的照片。不久前，他还就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汇率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次来中国，他将逗留近半个月时间。前天，他在诺奖论坛上作了《如何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为养老提供财务支持》的演讲。其后，他将赴上海开展学术活动。6月11日，他将出现在北京大学，就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发表演讲，并与中外学者、企业家展开圆桌讨论。
挑战凯恩斯主义
“这是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亚利桑那大学介绍普雷斯科特的材料中有普氏的这么一句话。他认为：经济理论已成为运用定量方法研究的一门“硬科学”。
普雷斯科特的学士学位是数学。他运用定量方法向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发起挑战，并最终与弟子基德兰德以“经济政策一致性”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夺得诺贝尔奖，并被视为“新商业周期理论之父”。
“经济政策一致性”强调，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之初就要考虑到其长期稳定性，从而防止投资者因为对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而发生动摇。
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供给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经济周期的变化，技术进步的真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产生了变化。这完全颠复了传统的凯恩斯模型。
平易近人的良师
亚利桑那大学对普氏推崇有加。该校的网站这样介绍他：他的工作改变了过去三十年宏观经济学的思路。
在学生面前，普雷斯科特没有高高在上的大师架子。他自称：从学生乃至本科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提出了许多好问题，有的问题最后演变成为出色的学术论文。”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总是挂着一块小黑板。人们时常看到他和学生一边演算一边讨论。
普雷斯科特的博士论文导师卢卡斯评价说：“普氏的学生用不着学习做他的助手，他们学到的是如何成为独立的研究者。”
在普雷斯科特的个人主页上，挂着一张他和学生聚会的留影。当他2002年获得内默斯特经济学奖时，颁奖大厅里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祝贺的学生。
数理分析方法课外阅读-人物篇28：Finn E. Kydland
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1943年-)
挪威经济学家，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在“经济政策的兼容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芬恩·基德兰德简介
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教授，1943年出生于挪威， 1968年从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1973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以及德拉斯储备银行和克里兰储备银行的副研究员。基德兰德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周期、货币和财政政策和劳动经济学。目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给博士生开设《高级经济分析》，为本科生讲授《宏观经济学》和《定量经济分析》。
基德兰德的学术论证
一、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的新理论
经济周期性波动背后的动因和经济政策的设计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这个重要领域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不仅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而且在许多国家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实践中都功不可没。
二、经济政策的兼容性
资本所有者如果预期未来税收越高，那么他们的储蓄就会越少；对未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预期越高，通胀预期越高，则价格和工资也越高，等等。
基德兰德解释了为什么未来经济政策能够提高兼容性的问题。如果经济政策的制订者缺乏事先把握特殊的决策规则的能力，那么以后往往也难以贯彻哪怕是最适宜的政策。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结果表明为什么经济体即使在以稳定的货币政策为目标的价格稳定政策下，还会陷入通胀陷阱。他们的获奖成果为解决经济政策的可行性和可信性奠定了广泛的研究基础。
三、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也彻底改变了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周期模型。早期的研究者强调宏观经济波动取决于需求方面，而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却认为供给方面的影响更加长远。在他们的模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相应的就业、投资和产出也增加，总供给曲线上移，经济繁荣增长。反过来，则相反。
经济周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着基本趋势波动。也就是说，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自身的波动所致。所以，只要均衡存在，就存在着帕累托有效，市场不会失灵，政府的任何干预都是毫无意义的。
与普雷斯科特在学术合作研究的成就及贡献
据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介绍，两位学者的获奖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分别于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两篇学术论文中，其成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时间一致性难题”的分析研究，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在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商业周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使人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认识更加深入。同时，他们的分析方法也为后来者开展更广泛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一、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
最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决策，而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决策又会导致政策的失灵，从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对政策进行修改，而修改的结果是最好的政策被放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减少失业的不二法门是执行高通货膨胀政策。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开始受到质疑。
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认为，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种特定决策能力的话，往往会制定导致更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他们特别提到了经济决策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时间一致性问题。
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核心是：经过千挑万选，一项经济政策终于出台了，政策一旦出台就会影响家庭和公司对政策的预期，当这些预期转化为实际行动时，被政策制定者认为最好的政策往往得不到执行。这样一来，经济政策制定者就会对他们的决定做出修改，结果却是最好的政策被抛弃。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目 标与绝大多数民众的目标不同所致，毋宁说是不同时间对经济政策的制约因素不同所致。
时间一致性问题在货币政策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小幅通货膨胀，并将这一政策公之于众；又进一步假设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低通货膨胀预期和工资的小幅上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然诱惑政策制定者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失业。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认 为，这样的诱惑将使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并且于解决失业无补。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对商业周期推动力的分析。这项研究成果改变了人们对商业周期原因的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方法论为拓宽商业周期研究提供了基础。
商业周期：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又影响商业周期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一直把长期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当作两个现象分别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长期增长被认为是由总供给决定的，技术发展是其推动力；商业周期被认为是由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总供给的某些要素导致的。这两种观点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
二、商业周期与经济政策的新理论
商业周期推动力与经济政策设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为这些意义重大的领域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不仅对宏观经济分析如此，对许多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践也是如此。
传统经济理论：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但几乎没有人致力于解释实际经济政策运作。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和大萧条的遗产还统治这商业周期和稳定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
20世纪70年代，早期分析的缺陷日益彰显出来。基于现有理论制定的稳定政策根本无法达到经济政策的目标。西方世界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滞涨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但是盛行的理论却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波动并非仅仅缘于需求波动也表现得日益明了。供应方面的波动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在1977年和1982年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中，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1982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彻底检讨，为宏观商业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在他们的商业周期模型里，技术发展的现实 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商业周期的变化。他们的模型 已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基德兰德担任的职务和所获奖项有：
1992年至今，经济计量学会会员
1996年至今，担任《动态宏观经济学》杂志编委
1982年到1983年曾获胡佛研究院的约翰•斯托佛(John Stauffer)国家奖学金
1973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亚历山•大亨德森奖。
基德兰德的代表性文章有：
2001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上的《家庭生产与建筑时机的结合》
2000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货币总量与产出》
1999年发表于《经济动态评论》上的《内生货币供给与经济周期》
1995年发表于《经济史探索》上的《作为规则的金本位》
1994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贸易差额与贸易条件的动态关系：J曲线?》
1992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上的《国际实际经济周期》
1988年发表于《经济计量学》的《跨时偏好与劳动力供给》
数理分析方法课外阅读-人物篇27：Clive W. J. Granger
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Granger，1934年)
经济时间序列分析大师，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格兰杰简介：
格兰杰1934年9月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斯旺西，早期就读于诺丁汉大学，接受当时英国第一个经济学数学双学位教育，1955年留校任教，1957年在天文学杂志上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关于太阳黑子活动的一个统计模型”。1959年，他在诺丁汉大学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格兰杰获得了支持英国学者去美国深造的哈克尼斯(Harkness)奖学金，去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在著名学者约翰·塔基（JohnTukey）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carMorgenstein)门下深造。1974年移居美国,成为圣迭亚哥加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随后,他开创了该学院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工作,并使之成为全世界最出色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基地之一。最后成为该校的荣誉退休教授。格兰杰于1991年成为国际预测师协会会员，曾获得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卡洛斯三世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他现为西部经济学会主席、每年仅两位的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主要是时间序列分析）、预测、金融、人口统计学和方法论等方面。
格兰杰的主要学术贡献：
从访问普林斯顿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格兰杰就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学者。他的论文几乎涵盖了过去40年间该领域的主要进展，没有格兰杰的分析方法，进行时间序列计量方面的实证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就他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人们对他的叹服可以用天才的研究者和作家来表达。
格兰杰的学术作品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学术思想与实际问题密切相关；很强的可读性，因此很多内容已经成为引用的经典。也许，这些方面的长处除了与他本人的天才资质有关之外，还和他的学习经历有关。早在读高中时，他就曾在两个语法学校就读。而且他喜欢纯粹的数学思维训练，在初学经济学时，就对当时只会纯文字描述的经济学家感到遗憾。
诺贝尔奖评委会认为，格兰杰的工作改变了经济学家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的方法，对研究财富与消费、汇率与价格、以及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目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使用这一方法来进行评估和预测。
格兰杰的主要学术头衔及奖励
格兰杰曾任美国西部经济学联合会主席。他担任的职务和获得的奖励有: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年度杰出资深会员奖、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荣誉博士、芬兰艺术和科学协会外籍会员、国际预测协会会员、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经济计量学协会会员等。在问鼎诺奖之前,他刚刚摘取了有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年度杰出资深会员奖。
格兰杰的主要著作有:
《经济时间序列的谱分析》(与Hatanaka合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4；
《股价的可预测性》(与Morgenstern合著)Heath出版社,1970；
《商品价格的投机、套利和预测》(与Labys合著)Heath出版社,1970；
《经济时间序列预测》(与Newbold合著),Academic出版社,1977；
《双线性时间序列模型导论》(与Andersen合著),Vandenhoeck和Ruprect出版社,1978；中文
版,1983；
《经济序列建模型:经济计量方法阅读材料》牛津出版社,1990；
《经济学的实证建模:设定和估计》剑桥出版社,1999等。
数理分析方法课外阅读-人物篇26：Robert F. Engle
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Engle，1942年-）
经济时间序列分析大师，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罗伯特·恩格尔简介及主要经历
1942年11月出生在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
1964年从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College)毕业,获物理学学士
1966年和1969年在康奈尔大学分获物理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1969至1974年间任麻省理工学院助教授
1975年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任副教授，1977年升为正教授。
1990到1994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担任经济学系主任。
1999年开始到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任金融服务管理教授至今
现为美国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恩格尔和格兰杰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共事多年。
罗伯特·恩格尔的主要学术成就及贡献
他的贡献在于建立了描述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时变波动性的关键概念：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并发展了一系列波动性模型及统计分析方法。瑞典皇家科学院称他不仅是研究员们学习的光辉典范，而且也是金融分析家的楷模，他不仅为研究员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还为分析家们在资产定价、资产配置和风险评估方面找到了捷径。
作为一名时间序列分析专家，恩格尔以擅长动态经济金融现象的经验模型分析而著称。他的研究足迹从早期的波段谱回归、假设检验和外生性，一直遍及到20世纪80年代后的协整分析、ARCH模型分析、以及金融资产收益数据的超高频分析。
作为近20年来金融计量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他对金融市场分析长期持有浓厚的兴趣，在金融计量经济学的兴趣涉及金融市场微观结构、权益资产、利率、汇率和期权等。在恩格尔看来，随着电子化交易的发展，未来的金融计量经济学可以使金融市场的做市商、经纪人和交易者，借助于统计分析，自动地根据特定市场环境和目标做出最优的策略。
恩格尔是一名多产的经济学家，已发表100多篇论文，出版三部著作。此外，他还经常在学术界和实务界作演讲。正如他本人所说，没有应用的研究是枯燥乏味的，但担任太多而又缺乏研究意义的顾问工作，同样是枯燥乏味的。恩格尔的辉煌成就，除了在理论研究中得益于早期与格兰杰、韩德瑞、以及圣迭哥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的学术交流之外，还得益于在纽约和纽约大学的现实环境。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感兴趣的金融问题和模型分析所需要的数据；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实务方面的同事，所提供的在实际问题上的观点，又深深启发了他的模型研究。
有趣的是，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满怀抱负的大学时代，竟是渴望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当年在申请读研究生时，他分别申请了康奈尔大学和伯克利的物理学专业。与伯克利研究生院的电话联系受到担搁之后，最终选择了康奈尔，在那里，最初他还渴望成为超导研究小组的一员，但一年后受到启发，才同周围的很多朋友一样，决定转向经济系。物理学出身的恩格尔对于经济学的学习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在拿到物理学硕士之后就很快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事实上，历史上很多经济学家都有物理学背景，2000年诺奖得主麦克法登亦如此。
瑞典皇家科学院称，恩格尔的ARCH理论模式现已成为经济界用来进行研究以及金融市场分析人士用来评估价格和风险的必不可少的工具。2003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授予了罗伯特·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两位计量经济学家。这是继首届1969年和2000年之后计量经济学第三度获奖。
他的主要著作有:
《协整、因果关系和预测:格兰杰纪念文集》(与怀特合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ARCH:阅读精选》牛津出版社,1995；
《计量经济学手册(第四册)》(与麦克法登合编)McFadden,北荷兰出版社,1994；
《长期经济关系:协整阅读材料》(与格兰杰合编)牛津出版社,1991等。
恩格尔担任的职务和获得的奖励有:
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
计量经济学协会顾问
金融数量研究院墨菲(RogerF.Murray)奖
美国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
计量经济学协会会员
MIT研究生经济学协会杰出教学奖等。
数理分析方法课外阅读-人物篇25：Vernon L. Smith
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1927年-)
实验经济学之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弗农·史密斯简介
1927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威奇托，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拥有普度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头衔。自2001年起，史密斯担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和法律教授。他是该学校第二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1986年该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因公共选择理论获奖。
“实验经济学之父”的学术研究历程
史密斯因实验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贡献而获得今年的另一半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他建立了用于经验经济分析尤其是可变换市场机制的工具——实验室测试方法。
传统上，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作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长期以来经济学被普遍视为一种依赖于实际观察的经验科学，或者是建立在演绎、推理方法基础之上的思辩性哲学，而不是在可控实验室中进行检测的实验性科学。然而，现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修正和测试基础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实验室里而不是从实地获得的数据。这种研究源于两个截然不同但目前正在相互融合的领域：一个是用认知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的领域，另一个是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或检验根据经济学理论而作出预测的未知或不确定性领域。
1948年哈佛大学的张伯伦教授在课堂上通过对被实验者(学生)指定价值和成本参数，建立需求与供给曲线，进行对市场机制的检验，但他本人当时并未意识到这是经济学一个分支学科产生的开端。应该说实验经济学的产生是与博弈论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初兰德公司的数学家与心理学家对处于雏形的博弈论进行实验。
几年后作为研究生的弗农·史密斯对张伯伦的实验方法有所涉及，以后当他在普度大学任教时开始进行应用尝试和改进，这种被称为“双向式拍卖”的集中式市场机制，较好地接近于用于现代金融和商品市场的交易体制。
弗农·史密斯有关实验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是1962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竞争性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1965年又在该刊发表“实验性拍卖市场与瓦尔拉斯假定”，从而奠定其实验经济学开创者的地位。
1971年史密斯与同事和好友一同钓鱼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他们认识到实验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经济学，而且还可应用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实验经济学方法仍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曾引发一场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之间的芝加哥大论战，论战的核心是有关优化和均衡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主要参与者有肯尼思·阿罗、丹尼尔·卡纳曼、查尔斯·普劳特、赫伯特·西蒙、理查德·泰勒、理查德·泽克豪泽等人。
实验经济学所涉及的实验设计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来支持或反驳经济模型和理论的预测能力。这些实验也已经被用来与博弈论的方法(即纳什均衡)进行比较，解释经济决策者(实验中的研究对象)的行为。比如说博弈论表明纳什均衡对于自愿贡献的公共物品所提供的方案是等待“搭便车”，因此不要为公共物品进行奉献。而实验经济学家则允许经济学家判定这一均衡是否与人类行为相一致，最后经济实验还被设计成能够测试经济模型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假定的方法。参与研究的学生们可以选择一个经济模型或博弈模型，并且利用见习船员扮演代理人的角色来设计一个实验。这些实验结果将要进行分析，通常采用统计方法，并且要与理论模型所预测的结果(或假定)进行比较。
史密斯首创实验经济学
史密斯为创立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他开创了一系列实验方法，为通过实验室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他揭示了替代性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他还是“风洞实验”理论研究的先驱。因此，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对确立把实验方法作为经验主义经济分析中的一个必需的工具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979年，史密斯与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共同提出了“期望理论”。该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能更好地说明人的经济行为。他们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是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并非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回避风险的。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速度减缓。期望理论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莱悖论、股价溢价之谜以及期权微笑等。
史密斯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史密斯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他将经济分析引入实验室，发展了一系列的经济学实验方法，并为通过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密斯就发展了经济学领域的“风洞实验”，提倡在实施经济政策前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运作，例如在决定是否放开电力市场、是否对公共部门实施私有化等问题上进行实验等。 “由于社会经济行为十分复杂，仅凭传统经济理论很难评估它们的效果，因此这种实验方法很有用。”他的选择性市场机制实验表明，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不一定要有大量买主和卖主；一个拍卖者的预期收入依赖于他选择的拍卖方式等。他的许多实验被奉为经验经济学的典范。
弗农·史密斯的学术成就及贡献
弗农·史密斯确立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他发现，仅仅依靠实际数据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正确，也很难准确描述什么原因导致理论失效。而在可控的实验室条件下，模仿人们在市场上的相互行为和其他形式的相互影响的方法能有效地揭示经济理论的发展。他发展出一系列的实验方法，为经济学实验确定了标准。所以，史密斯不仅对该领域早期的崛起作出巨大贡献，而且直至今日都是最重要的人物。
他最重要的成果是针对市场机制的研究，证明了可选择性的市场制度的重要性。
他也在竞争性市场均衡性质的创新实验、不同的拍卖形式的检验和设计诱导价值方法等问题上奠定了基础。当他还在哈佛大学求学之时，师从著名经济学者张伯伦，就沿着导师的方向为描述竞争性市场设计了“双向拍卖”的实验机制，从而验证了竞争均衡价格理论的正确性。在与普鲁特的合作中证明了市场的制度确实对竞争价格的确定起作用，他们的实验方法第一次实现了“维持市场环境不变，只改变市场制度”的条件，这是在任何现实的观测中都做不到的。1960年代，拍卖理论在微观经济学和博弈论中发展迅猛，史密斯设计出检验数种拍卖形式等价特征等一系列理论命题的实验方法，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
1976年，他发展出日后成为实验经济学标准工具的“导出价值方法”，同时，他还率先引进“风洞测试法”，使得诸如选择性市场设计这类新的尝试在投入实际操作之前能在实验室中先行实施。
2002年10月9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学者丹尼尔·卡纳曼和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们在与人类行为相关的心理分析应用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新闻公报说，把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半授予卡纳曼，是因为他“把心理研究的悟性和洞察力与经济科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有关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 。
史密斯与卡纳曼获奖意味着什幺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演变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与范畴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视阈，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与分析方法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经济分析的对象延伸到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拓展和加深，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心理经济学、地理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混沌经济学、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
这两位获奖者就是利用心理学和经验科学的方法对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大胆创新，修改了传统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开创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研究新领域。如今，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互相渗透和融合。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布尔评论说，“现在，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实验室里应用史密斯的实验方法来测试卡纳曼的有关决策理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虽然实验方法并不可能取代实地观察和研究，但正如普劳特所指出的那样：“应用于实地研究的理论和模型必须包括许多对假设、参数和行为的判断。在实验室研究的简单情况可以为我们提供评估这些判断之重要性的数据，经济学是少数几个幸运的学科之一，可以同时在实地现场和实验室加以分析研究。”
值得强调的是，实验经济学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经济学本身，其基本方法已经被管理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借鉴，比如政治学家广泛使用实验手段研究国际关系、竞选与选举、委员会与投票、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决策等。越来越多借鉴实验经济学方法的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期刊》、《经济文献期刊》、《公共经济学期刊》、《管理学期刊》、《法律研究期刊》和《心理学评论》等重要学术期刊。
弗农·史密斯主要学术头衔
史密斯是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安德森年度顾问教授、1995年度亚当斯密奖获得者，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会长、经济科学协会会长、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私有企业教育协会会长，兼任《美国经济评论》、《经济行为与组织》期刊、《风险与不确定性》期刊、《经济理论》、《经济设计》、《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经济学方法论》期刊、《科学》和《加图》期刊编辑。《华盛顿邮报》曾将弗农史密斯称为“实验经济学之父”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史密斯是乔治·梅森大学第二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该校的詹姆斯·布坎南教授因公共选择理论而获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史密斯在得知获奖消息后说，“当年我费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教科书是错的，而学生们是对的。”早在他开始发展经济分析的实验方法时，许多经济学家不明白他为何那样做，“经济学家不做实验，只有他在做”。史密斯计划把约50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他1997年创立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国际基金会。
数理分析方法课外阅读-人物篇24：Daniel Kahneman
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 1934年-)
现代行为经济学大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2002年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8日15时30分(北京时间8日21时30分)，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以色列教授Daniel Kahneman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Vernon L.Smith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Daniel Kahneman是因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而得奖。Vernon L.Smith是因为“通过实验室试验进行经济方面的经验性分析，特别是对各种市场机制的研究”而得奖。
丹尼尔·卡纳曼简介
丹尼尔·卡纳曼他于1934年出生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具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1954年毕业于以色列耶鲁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获心理学与数学学士学位，1961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1961－1978年先后任希伯来大学心理学讲师、高级讲师、副教授、教授，1978－1986年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1986－1994年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教授,1993年起至今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和伍德罗威尔森学院公共事务教授，2000年起兼任希伯来大学理性研究中心研究员。
丹尼尔·卡纳曼对经济学的贡献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先驱者：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卡纳曼的突出贡献在于“把心理学成果与经济学研究有效结合，从而解释了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而史密斯的获奖原因是“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实验室里研究市场机制的选择性方面。” 但卡纳曼却认为自己是一名心理学家而非经济学家。10月9日，当他得知自己获奖消息后，十分激动，以至于把自己反锁到屋外，后来不得不破窗而入。他说，“得奖是对行为经济学研究者的认可”。当天，在近200名师生为他举行的庆功会上，他高兴之余，“还有一点伤感”。因为他长期的研究伙伴阿莫斯·特沃斯基已于1996年去世了。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合作研究有关期望理论。当被问到如何使用这50万美元的奖金时，他说，“年龄越大，就越能作出明智的投资决策。我现在的年龄会让我大赚一笔。
卡纳曼的学术研究历程及成就
将心理学研究的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
丹尼尔·卡纳曼将心理学研究的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成为这一新领域的奠基人。在他之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人类决策行为上有着极大的区别：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外在的激励形成人们的行为，而心理学恰恰相反，认为内在的激励才是决定行为的因素。卡纳曼在不断修正“经济人”假设的过程中，看到了经济理性这一前提的缺陷，也就发现了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由此正式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卡纳曼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不确定情形下人类决策的研究，他证明了人类的决策行为如何系统性地偏离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
首先，他论证了在不确定情形下，人们的判断会因为依照“倾向于观测小样本”形成的小数法则行事，或因为对于容易接触到的信息的熟悉和对主观概率准确性的盲目偏信，而导致决策行为系统性地偏离了基本的概率论原理。
其次，在与特维斯基的合作中，他系统地陈述了“预期理论”。与公理式的“期望效用理论”相比，描述式的“预期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阿莱斯悖论”（Allais Paradox），并且用基于参考水平的两步决策假说解释了人们厌恶损失的心理，解决了过去“期望效用理论”不能解释人们明显的风险偏好行为，完善了在不确定情形下的人类决策行为理论。
卡纳曼的研究激发起新一代的经济学和金融研究者将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应用于人类内在的行为动机的研究，掀起了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研究热潮。卡纳曼早就发现了人们决策不确定性，即人类的决定常常与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作出的预测大相径庭。1979年，他与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共同提出了“期望理论”。该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能更好地说明人的经济行为。他们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是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回避风险的。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速度减缓。期望理论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莱悖论、股价溢价之谜以及期权微笑等。卡纳曼关于决策过程的“拇指规则”理论对研究证券市场经常无缘无故地大起大落很有帮助。他的其他行为经济理论还解释了为何人们省几个美元宁愿开几十公里车去买便宜货，而不愿就近购买较贵的商品，虽然这样他们会节省一些钱(汽油费等)。
而史密斯则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他将经济分析引入实验室，发展了一系列的经济学实验方法，并为通过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密斯就发展了经济学领域的“风洞实验”，提倡在实施经济政策前可以现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运作，例如在决定是否放开电力市场、是否对公共部门实施私有化等问题上进行实验等。瑞典皇家科学院说，“由于社会经济行为十分复杂，仅凭传统经济理论很难评估它们的效果，因此这种实验方法很有用。”他的选择性市场机制实验表明，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不一定要有大量买主和卖主；一个拍卖者的预期收入依赖于他选择的拍卖方式等。他的许多实验被奉为经验经济学的典范。
20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经济学的演变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即经济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畴，经济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几乎所有人类行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这两位获奖者就是利用心理学和经验科学的方法对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大胆创新，修改了传统的经济学假设，开创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研究新领域。如今，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互相渗透和融合。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布尔说，“现在，经济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利用史密斯的实验方法测试卡纳曼的有关决策理论。”
经济研究靠拢心理分析和实验科学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视为经验科学，或是思辩性哲学，卡纳曼和史密斯正是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先驱。卡纳曼因卓有成效地把心理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而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其主要研究成果是，他发现了人类决策的不确定性，即发现人类决策常常与根据标准经济理论假设所作出的预测大相径庭。他与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提出了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人类行为的期望理论(prospecttheory)。
－－“体验效用也可测度”
当我们谈论幸福时，我们实际上指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幸福来自许多不同的源泉，这取决于具体个人的观点。但是根据卡纳曼的说法，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么幸福，因为幸福是相对的。1998年卡纳曼与来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同事大卫施卡德做了一项研究，两位研究者要求身处加州和中西部的2000名本科生为自己的生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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