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9000字讣闻纪念穆罕默德•阿里离世：拳王与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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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拳王阿里的一生，恐怕是这句：“我不用成为你想要我成为的那个人，我有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的自由”。

一代拳王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美国当地时间6月3日离世（北京时间6月4日中午时分），《纽约时报》讣闻版（Obituaries）在6月4日就刊登了已经准备好的长达9000字的纪念文章（英文约4000字），标题为：穆罕默德·阿里离世，享年74岁——拳王和20世纪。

西方媒体拥有历史悠久的讣闻报道文化，《纽约时报》也不例外，其讣闻版一直是传媒人士追踪的对象。写法也已经很成熟。在开头的导语段落，讣闻记者会列出逝者生前最值得被人记住的贡献，但不会加入自己的评价，然后通过“特写”和“全景”的交错描写，详略得当的写出其一生。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三次世界拳击重量级冠军得主，以20世纪最具魅力，同时也最饱受争议的形象定义了他所经历的动荡不堪的时代。星期五（6月3日），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医院去世，终年74岁。”这是纪念阿里的讣闻的标准式开头，然后作者以精炼却充满了细节性的文字回顾了拳王的一生。上一次《纽约时报》用长篇讣闻来纪念的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应该是2013年离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文章翻译成中文约13000字，由该报前执行主编执笔。已经有多种出版物描述过这一著名人物，但这篇讣闻仍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纽约时报》讣闻记者布鲁斯·韦伯曾说过，写作时会通过收集人物过去的成就，以及通过与其家人或身边人的访谈，最大限度地去理解这个人物。“尽力写得真实，而不是想在采访中榨干每一个信息”。

正 文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三次世界拳击重量级冠军得主，以20世纪最具魅力，同时也最饱受争议的形象定义了他所经历的动荡不堪的时代。星期五（6月3日），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医院去世，终年74岁。

他的家庭发言人鲍勃·甘内尔（Bob Gunnell）证实了这一死讯。阿里，即使不算最杰出，也是最为令人振奋的重量级拳击手之一，为拳坛带来了热情并且颠覆传统的打法，他的速度、敏捷性，以及持续发力的能力比之前的任何选手都更为杰出。

然而，他具有的不仅是运动员的天赋。敏捷的头脑，乐观的个性，自以为是的自信，以及不断转变的个人信念共同打造了他超越拳击台之外的吸引力。他不仅用自己的拳头娱乐观众，也巧舌能辩，用打油诗的把戏叙述着自己的人生：

“我？”（Me?）

“啊唔！”（Whee!）

1975年，在哈佛的演讲中应观众要求，阿里写下了这首诗。关于这首诗的渊源有不少争议，最广为接受的有三种看法：阿里即兴创作了这首诗；阿里提前写好了这首诗；以及这首诗的作者其实是加里·贝尔金（Gary Belkin），阿里的音乐说唱专辑《我是最强者》（1963）（ I Am the Greatest）的幕后操盘手。不论如何，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只有阿里是朗诵它的最佳人选。

阿里是体坛中史无前例受到两极分化评价的运动员——由于他在60、70年代的宗教与政治立场，他被人拥戴仰慕，也遭到诽谤中伤。在越战中他拒绝被征召入伍，在民权运动的鼎盛时期他拒绝种族融合，他从基督徒皈依为一名穆斯林，并且改掉了自己的“黑人奴隶”名字卡修斯·克莱（Classius Clay）。穆罕穆德·阿里的名字，是由他加入的黑人穆斯林分离主义派别，美国最激进的穆斯林团体“伊斯兰民族”（The Lost-Found Nation of Islam）所赐予的，这被视作对保守当权派的严峻威胁以及来自反自由主义的轻蔑举动。

不论他是为人所爱或是遭人所恨，他在整整50年中都是这个星球上最受瞩目的人物。再晚些时候，他成为了俗世的圣人（a secular saint），人们对他的焦点日渐模糊。他因反战理念而受人尊敬，但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在职业生涯的鼎盛期被剔除美国拳坛长达3年之久，损失数以百万计；他因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做表现出来的本能的勇气而受人赞颂；也因在公共场合随和的个性受人喜爱。

1966年，他几乎是颤抖着点亮了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的圣火。那个不免令人有些心酸的画面，与曾经精力充沛，巧舌能辩，自负狂妄的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的22岁少年形象大相径庭，也与1964年他在那场颠覆性胜利中击败索尼·利斯顿（Sonny Liston）封顶世界冠军，随之跃上国际舞台的形象相去甚远。媒体称他为“路易斯维尔之嘴”（Louisville Lip）。他自称是“最强者”（the Greatest）。

阿里也有善变的一面——作为名人，他彻底转换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作为1960年罗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他滔滔不绝地重复着美国的冷战宣言，狠狠地用一套美国优越性的说辞教训了前苏联的一位记者。然而，他在之后却不断抨击自己的国家，并且因1966年“我不会平白无故与越共对着干”（I ain’t got nothing against them Vietcong）的言论成为ZF的打击对象。

“他用自己丰富多彩的方式活出了很多人的样子，”喜剧演员以及民权活动家迪克·格里高利（Dick Gregory）说，“他总是与叫嚣着让我们（黑人）下地狱吧的白人佬争锋相对。”

然而，阿里也有伪善的一面，或者说至少是表里不一的一面。他怎么能够一边认为自己是“有色人种”，一边嘲笑其他人的肤色、头发，或者其他非洲裔美国人的特征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乔·弗雷泽（Joe Frazier）——阿里在三场经典比赛中的对手。阿里称他是“大猩猩”（“the gorilla”），直到很久以后弗雷泽都表达了自身因此受到的伤害与内心的苦涩。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阿里的一生，恐怕是这句：“我不用成为你想要我成为的那个人，我有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的自由”。他在赢得自己的第一个重量级拳赛头衔的第二天早上如此说道。这句话几乎关照到了他人生的方方面面，包括他打拳的方式。传统的拳击手对他的打法心生畏惧；他的手总是放得很低，有批评的声音认为，他不是用身体的上下摆动避开拳头“擦过”自己的脑袋，而是倾斜身体避开进攻。

最终，他的方式盛行了整个时代。在21年中，他获得了56胜5败的佳绩。阿里的“蝴蝶步”（Ali Shuffle）或许是纯粹的轻浮做法，而“倚绳战术”（rope-a-dope）——他靠在拳击台的围绳，试图要对手对他一拳击出——则是一种诡计，帮助他于1974年在扎伊尔（Zaire，如今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的比赛中战胜了乔治·福尔曼（George Foreman），重新夺回了自己的冠军头衔。

他的私生活离经叛道。阿里很注重家庭，他也在自己的演讲中对此反复提及，然而他却把它当做像签名会那样的儿戏。阿里的第一段婚姻因妻子桑吉·罗伊（Sonji Roi）拒绝以“国家夫人”（Nation wife）的形象打扮与举止而草草告终（她于2005年去世）。在他娶了比琳达·博伊德（Belinda Boyd）后——他的第二任妻子，又与贝罗妮卡·波什（Belinda Boyd）公开旅行。后来波什成为了他的第三任妻子。而那段婚姻最终也以离婚告终。他不论在政治观点上，还是对社会议题的言论都很乖戾。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后，电视台记者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问他是否认为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是魔鬼。阿里答道，恐怖主义是不对的，但他不得不“回避这样的提问”，因为“还有一些爱戴我的人”。他说他的“事业遍及全国”，并且要顾虑自己的公众形象。

在他的家乡路易斯维尔的穆罕默德·阿里中心（Muhammad Ali Center），出于“尊重、希望与理解”而修建的一座博物馆于2005年开幕。在之前的筹款活动中，他则讲起了种族笑话。他说道：“如果一个黑人，一个墨西哥人和一个波多黎各人坐在同一辆车上，那么司机是谁呢？警察。”不过阿里在那时已经积累起了足够的美誉，不论他说什么或者做什么都很难改变公众对他的认知。

“我们可以原谅阿里的过分，”阿里的一位传记作者戴夫·金德里德（Dave Kindred）写道，“即使他犯傻残忍，即使他自大，即使他对自己的形象肆无忌惮，我们都可以原谅他，因为我们无法谴责他，就像我们无法谴责彩虹会消失在黑暗之中。暴风雨孕育彩虹，而穆罕默德·阿里两者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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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野心

小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于1942年1月17日出生在路易斯维尔。他的家族成员通过个人奋斗成为了教师、音乐家与手工艺人。有些人将他们的祖先一直追溯到了参众两院议员与国务卿亨利·克莱（Henry Clay），而他的表兄卡修斯·马塞勒斯（Cassius Marcellus）是一位著名的废奴主义者。

阿里的母亲（Odessa）是一位厨师与家庭清洁工，他的父亲以画广告画和教堂壁画谋生，将自己无法成为知名艺术家怪罪于种族歧视。老克莱暴力并且酗酒，常常用20世纪黑人分离主义者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的理念教导卡修斯和他的弟弟鲁道夫（Rudolph）（后来他改名为拉赫曼·阿里，Rahman Ali），其中一句话后来成为了阿里的座右铭——“我是最强者”（”I am the greatest”）。

除了来自父亲的教导外，阿里将自己的种族与政治身份认同追溯到了1955年的艾莫特·泰尔（Emmett Till）谋杀案，一位来自芝加哥的14岁黑人少年被指控在前往密西西比的途中调戏一位白人女性。克莱正是与泰尔差不多的年纪，那位少年被迫害致死的照片在阿里的脑中挥之不去，他说。

卡修斯12岁时开始打拳击，起因是他的一辆崭新的价值60美元的施文牌（Schwinn）自行车在市中心的街上被偷了。他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乔·马丁（Joe Martin），一位经营着一间拳击馆的警察。当卡修斯吹嘘着一旦抓到小偷会如何如何对付他时，马丁建议或许他该先学学怎么正确的揍人。

卡修斯很懂得在当地的电视节目，青少年拳击秀“明日冠军”（“Tomorrow’s Champions”）中如何表现，迅速成为了节目的明星。

虽然他也想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他在学校中的成绩始终不尽如人意。唯一称得上满意的学科是艺术和体育，他所就读的高中后来披露。在成为业余拳击冠军的同时，他以全校391位学生中排名第376名的成绩毕业。他从没有能够顺畅的阅读文字；多年后他坦承自己从没有读完过一本书，即没有看过关于他的任何文学作品，也没有读过古兰经，尽管他声称反复读过其中的一些段落。他会刻意背出自己的诗歌与演讲，并且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把它们打印出来。

拳击赛令他找到了界限、规则与稳定的指导。马丁，身为一位白人，训练了他6年，尽管在后来的叙述中，人们将此更多归功于弗莱德·斯托纳（Fred Stoner），一位来自斯莫克顿（Smoketown）街区的黑人教练。正是马丁说服了克莱“赌上你的人生”，参加1960年于罗马举行的奥运会，尽管阿里有着病态的飞行恐惧症。

克莱获得了奥运会轻重量级拳击冠军，在回到美国后成为了职业拳手。在罗马，克莱正是体育外交家热切盼望的运动员类型——帅气，有魅力的非洲裔人气明星。当一位俄罗斯记者问到他关于种族偏见的问题，克莱命令他“告诉你的读者，我们正有一群充满智慧的人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我对此毫不担心。”

“对我而言，美国始终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当然这些国家中也包括俄罗斯，”他补充，“虽然你们有时还要为自己能吃什么犯愁，但不管怎样，我是不打算与什么短吻鳄缠斗，也不打算住在什么泥土房子里。”

晚些时候，阿里会对自己说过的这句话厌恶不已，记者们总是拿它当做一个欢乐的小男孩是如何沦为可恶的激进分子的证据。

毫不意外的是，在罗马获胜后，一些记者跟着克莱回到了路易斯维尔的老家。在那里，他被公开羞辱为“奥林匹克黑鬼”，并且市中心的多家餐厅都拒绝为他提供服务。在一次遭拒后，有一个故事版本是他直接把自己的奥运金牌扔进了俄亥俄河（Ohio River）。然而克莱，也就是后来的阿里，却不是这样说的。据阿里口述传记《穆罕默德·阿里的一生》（Muhammad Ali: His Life and Times）的作者托马斯·豪泽（Thomas Hauser）的说法，克莱只是弄丢了自己的奖牌。

克莱在与11位当地的白人富豪签下6年的合约后，正式成为职业拳手。这个所谓的“路易斯维尔赞助团”（Louisville Sponsoring Group）资助了他在迈阿密接受安吉洛·邓迪（Angelo Dundee）的训练。

在那里的一座清真寺，阿里被引荐给了“伊斯兰民族”组织。该组织的领袖伊莱·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教导他，白人是邪恶科学家制造出来的魔鬼。在真主阿拉的惩罚降临之时，这个世界将会毁灭，只有正直的人能够得以生存，而且他们会被秘密地带走。

多年后，当离开这个组织，皈依正统伊斯兰后，阿里依旧称颂“伊斯兰民族”在黑人遭受迫害与丧失自尊的年代为非洲裔美国人传达了“黑即是美”的讯息。“肤色不会让人成为恶魔，”他说，“内心、灵魂与头脑才是最重要的。外表的一切不过只是装饰。”

头衔与转变

他职业生涯的早年，在与精明挑选的对手的比赛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他肆无忌惮的预言，常常自带韵律的——“这不是左右摇摆，库珀要在五个回合出局”（“This is no jive, Cooper will go in five”）——这让很多体育记者震惊，尤其是他的很多预言竟然都成真了（1963年，英国人亨利·库珀的确在温布利体育场举行的比赛中，在第五局被阿里击倒）。乔·路易斯（Joe Louis）无疑才是记者们笔下十全十美的拳击手典型，然而他们也会将克莱作为自己的报道对象。年轻的体育记者，在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与即兴演出盛行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很中意天花乱坠的宣传与克莱身上的亲近感。

1963年，年仅21岁，刚打完15场职业拳赛，他就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那些描述他的闪亮词句——“卡修斯·克莱正如赫拉克勒斯，挣扎在自己的十二件艰巨的任务中；他也如伊阿宋，追逐着自己的金色羊毛——加强了他不过是另一个一闪即逝的拳坛小鲜肉的印象，在与打法凶恶的强有力对手利斯顿的角逐中，他很可能会身负重伤。1964年2月25日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举行的那场拳赛，博彩业以7:1的赔率赌利斯顿会保住自己的头衔。

然而，克莱就像滑稽演员那样搞笑。受到他的助理教练及“精神导师”德鲁·邦得第·布朗（Drew Bundini Brown）的鼓舞，克莱嘲笑利斯顿是“笨重的丑陋狗熊”，还反复为自己助威：“像蝴蝶那样漂浮，像蜜蜂那样蜇人，战斗吧，年轻人，战斗吧。”（ “Float like a butterfly, sting like a bee, rumble, young man, rumble.”）

披头士在他们的第一次美国巡演中，出现在了克莱训练的健身房拍照。“伊斯兰民族”的领袖之一以及对很多美国白人来说的麻烦人物马尔科姆·X（Malcolm X）与他的家人，作为克莱的朋友，也在现场。

令公众震惊的是，比利斯顿更为高大、强壮和敏捷，身高6英尺3英寸体重210磅的克莱一开始就在场上控制住了局面。他轻巧地避开了利斯顿的左勾拳，不断重击对方的面部，在对方的左眼处割开了一道口子。克莱仅有一次陷入困境。第五回合刚开始时，他的眼睛传来一阵刺痛。那是由涂抹油引起的，但他怀疑是投毒。他的教练又把他推回了拳击场上。两个回合后，利斯顿瘫坐在凳子上，左臂无力地晃动着，已经放弃了。他的肌肉撕裂，徒劳地在克莱面前晃动着。

第二天早晨，已经平复下来的克莱证实了自己是“伊斯兰民族”成员的传言。他很快就会成为卡修斯·X（Cassius X）。（几周后，他成为了穆罕默德·阿里，据他所说其中的含义是“值得所有最高的赞赏”）。那天，他对自己的观众高谈论阔着自己对宗教与种族的主张，在之后的几年中，这会成为一系列冗长又充满细节的演讲的内容。其中之一，如他所说，“与你的同类待在一起”。“在丛林中，狮子和狮子在一起，老虎和老虎在一起，”他说，“我不想去自己不想去的地方。”

那次，唯一给阿里发来祝贺电报的显要人物是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我记得阿里宣布加入‘伊斯兰民族’的那天，”民权活动家和政客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曾说，“我们很多人并不喜欢他的这个举动。但他想要传达的理念——他脱离开原来生活的环境，加入深受美国主流社会鄙视的这个组织，并为之感到自豪——多少还是让你感受到了一些振奋。”

这种振奋很快就让步给了更为黑暗的想法。在马尔科姆离开“伊斯兰民族”后，于1965年2月21日遭到组织成员的暗杀，有传言称阿里正是暗中的谋划者。政治记者及拳击爱好者杰克·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写道：“如果阿里，作为新料重量级冠军，能够始终效忠于他的导师，并且把自己的公众支持让渡给马尔科姆，或许历史会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拒绝被征召入伍

1966年2月17日，参议院上关于越战的听证会已经令人们心烦不已。那一天，阿里得知他再次被路易斯维尔兵役局列入1A征召对象。早前，他因为在一项心理能力测试中不达标而迟迟未被征召入伍。然而，不断降低的准入标准即将把他送往战场。然而，那个时间点对有些人来说显得十分可疑。与路易斯维尔百万富翁们的合约刚好到期，而“伊斯兰民族”正成为阿里的经理人及幕后推手。

“凭什么是我？”当记者们聚集到他租住的迈阿密别墅询问他的兵役状况时，阿里反问。“我买了那么多子弹，够三架飞机用一年的，还付着5万个士兵的工资。”不过，记者们不断要求他回应关于战争的提问，对亚洲的地理认识，以及对杀死越共的想法，他斥责道：“我不会平白无故与越共对着干”。

这句话登上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在美国，来自媒体的反馈绝大多数就算不是恐吓，也是负面的。《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体育专栏作家里德·史密斯（Red Smith）写道：“不断叫嚣着军队很可能就要把自己送上战场，卡修斯简直把自己弄成了只知道抨击和反战的无知小混混那样的奇葩。”

大部分媒体拒绝使用阿里的新名字。比赛场上，两位黑人拳击手弗洛伊德·帕特森（Floyd Patterson）和厄尼·特雷尔（Ernie Terrell）坚持叫他是卡修斯·克莱，阿里在拳击台上狠狠地嘲笑了他们，并附上了野蛮的重拳出击。

1967年4月28日，阿里拒绝应招入伍，指自己是“良心反对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objector）。他很快被拳击委员会剥夺了冠军头衔，并被处以在美国禁赛。几个月后，他被控逃避兵役。他选择了上诉。他停止了参赛，直到29岁那年，放弃了3年半自己运动员生涯的鼎盛时光。

在那些年里，阿里得到了个人成长与智慧的历练。他靠在大学巡回演讲谋生，宣扬穆斯林教义与拳击精神。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阿里被迫解释自己的宗教信仰，对越战的观点，以及他强烈反对大麻及跨种族约会的观点（这在多数大学都很不受欢迎）。终于，这位“历史上唯一的受到人们向参议员那样发问的拳击手，终于能够给出条条有理的回答了”。

在被拳坛放逐的那几年，阿里参演了百老汇的音乐剧“Big Time Buck White”，他的数宗商业投资之一。其他的还包括一家名为Champburger的快餐连锁店和一部搞笑电影。那是一场与前拳击冠军洛基·马西安诺（Rocky Marciano）的对决。在最后一回合中，阿里先是被对手击倒在地，随后又反败为胜。媒体中阿里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播音员霍华德·科赛尔（Howard Cosell），想尽办法让他留在观众的视线中，邀请他参加访问以及评论拳击赛事。

当阿里逃避兵役一案最终被送抵美国最高法院，他在亚特兰大黑人政客们的努力下，得以于1970年10月26日重返拳坛。那场比赛，以迅速击倒他的白人对手杰里·夸里（Jerry Quarry）告终，成为了之后他与新料拳王弗雷泽之间一决胜负的预演。然而，在这充满荣耀及历史性的一夜中，科丽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戴安娜·罗斯（Diana Ross）、牧师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及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纷纷向他表达了祝贺。牧师拉尔夫·戴维·阿伯内亚（Ralph Abernathy）授予了他年度马丁·路德·金博士奖，称赞他是“仅凭双拳进军华盛顿”。

1971年3月8日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与弗雷泽的比赛被称为“终极对决”，果然不负史诗级赛事的众望。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场边为写书做着笔记，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为《生活》杂志拍着照片。，阿里与弗雷泽的较量旗鼓相当，他频频挥出重拳，如同要孤注一掷地证明他有“心”一战，面对惩罚，他有重新站起来的能量。弗雷泽在15个回合的比赛中以点数取胜，两人都伤的不轻。

对他的支持者而言，他为维护自己理念而放弃的金钱，以及经受住的来自弗雷泽的击打证明了他的真诚；对他的批评者而言，这场血腥的偿还意味着他终于成长了。同时，最高法院也作出了对他有利的裁决。1971年6月28日，最高法院一致通过，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承认了阿里的“良心反对服兵役者”的认同。

复出与衰退

当时人们认为阿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过他还会是一位有力的“对手”，后起之秀们要挑战的对象。然而，事实却是他又回归了。尽管他的速度慢了，但他的技术更为精湛。“他不是在比赛，”《洛杉矶时报》的吉姆·穆雷（Jim Murray）写道，“那是艺术”。

在之后的14场比赛中他取得了13场胜利，包括与弗雷泽的另一场比赛。当时，弗雷泽已经在与乔治·福尔曼的对决中丢掉了冠军头衔，后者的身材更为高大，是比利斯顿更具威胁性的人物。

当阿里在1974年10月30日在扎伊卡——当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的治下，与福尔曼相遇，他并不被看好。阿里在身材上没有优势，还比对方年长了7岁。两人都被许诺了500万美元奖金，在那时是个令人咋舌的数目。这场比赛同时也开启了发起人唐·金（Don King）的职业生涯，也是利昂·加斯特（Leon Gast）的纪录片《当我们是拳王的日子》（“When We Were Kings”）的主题。纪录片直到20年后才发行（阿里与嘻哈音乐人们一起参加了一场在无线电音乐厅的特别放映会）。该片夺得了1997年的奥斯卡奖。

阿里很是陶醉在非洲的语境中，不断重复着从他的助理教练布朗那儿听来的一句话：“世界是一件黑色T恤，上面点缀着几粒白色纽扣”。

随着比赛的进行，观众席中不断爆发出呼声，“阿里，干掉他！”刚开始是因为阿里靠到了围绳上，手臂和肩膀连续遭到了福尔曼的猛力打击。当福尔曼逐渐精疲力尽，呼声越来越高了。在第八回合，连续一串打击中，阿里将福尔曼击倒在地，重新夺回了冠军头衔。他靠向围栏边的记者说，“看吧，我刚才说过什么来着？”

1974年12月10日，阿里接到时任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邀请，访问白宫。这不仅是这个国家重新接纳阿里的转折点，也标志着“大嘴巴”的回归。阿里告诉总统，“在请我来白宫这件事上你犯了个大错误，因为现在我要接替你的工作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阿里在10场比赛中成功保住了自己的冠军头衔，不过却付出了巨大的身体上的代价。1975年，在与弗雷泽的第三次交手中，他再次拿下对手，制造了所谓的“马尼拉震颤”（Thrilla in Manila）。但在14回合如同惩罚般的较量中，阿里后来承认，他几乎就要丢掉了性命。

1978年，他先是丢掉了头衔，后又在与里昂·斯宾克斯（Leon Spinks）的较量中夺回了它。阿里长期以来的拳击医生弗迪·帕切科（Ferdie Pacheco）催促他尽快退役，留意到他的反应变得迟钝，以及讲话时口齿不清，这都是身体遭到创伤的症状。阿里拒绝了。1980年，他深陷与拉里·霍尔姆斯（Larry Holmes）的苦战，但最终输掉了比赛。一年后，他最后一次出场，在巴拿马输给了技术相当不错的特雷沃·沃比克（Trevor Berbick）。

很快，阿里就被告知他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数位医生推测这是由于他的头部遭到过太多重击。据他的妻子朗尼（Lonnie）所说，后来确诊阿里患上的是帕金森病。她认为这是因为阿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鹿湖（Deer Lake）训练基地接触了杀虫剂和其他的有毒化学品。

被祝贺的冠军

从拳坛退役后，阿里发表了诸多倡导灵性、和平与忍耐的演讲，还以准外交大使的身份访问了非洲和伊拉克。即使在他丧失行动和语言能力后，他也常常去密歇根州的柏林泉（Berrien Springs）旅行。产品厂商与赞助商接踵而来，使他成为像迈克尔·乔丹和泰格·伍兹那样“那就拿钱来啊”这样的商业宠儿。

1999年，阿里的头像被印在了韦蒂斯麦片（Wheaties box）的盒子上。那年的12月31日，他敲响了纽约证交所迎接新千年的钟声。2003年，一本售价7500美元，纪念他一生的画册出版。他的人生被拍成了一部电视电影和一部故事片。故事片的导演是麦克·曼恩（Michael Mann），出演阿里的则是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这两部作品都回避了他早年的宗教与政治观点）。拥有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众多肖像的版权公司买下了阿里的肖像权。

他的个人传记作者托马斯·豪泽谴责了围绕阿里的“商业主义”气息，以及“过度圆滑地包装了他过去人生的棱角”。2005年出版的散文集《穆罕默德·阿里失落的遗产》（The Lost Legacy of Muhammad Ali）中，豪泽写道：“我们应该珍惜阿里年轻时作为斗士的记忆，他曾是熠熠闪光的抵抗社会不公的象征。”

2005年，乔治·布什在白宫的一场仪式中授予阿里自由勋章，称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拳击手。

近年来，由于帕金森病和椎管狭窄的问题，大大限制了阿里的行动与交流能力。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亚利桑那州天堂谷（Paradise Valley）的家中度过，看看西方电影和老式黑白电视节目。出门的话，主要是接受物理治疗，看电影或者听音乐会。他很少再接受电视访问，他的妻子说因为他不再喜欢自己在镜头上的样子。

“不过他很享受人们的崇拜，”她说，“即使他的身体已经变得衰弱，无法控制，他从没有丧失孩子般的纯真，他的阳光与积极的天性。他喜欢讲笑话，恶作剧和玩魔术的把戏。他希望给人们带来欢笑，让人们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