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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的试验
钱理群
《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是由现实的政治问题引发的思考，最后又转化为学术研究的一次试验。
这本书写于1992年，正是在苏联和东欧瓦解以后。现实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瓦解？其中包含了怎样的历史经验教训？这是不是同时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破产？正是这些问题困扰着当时全国和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也困扰着我自己。于是，就产生了思考与研究的巨大冲动。但我知道，问题太大，只能选择一个特定的角度，而且要把这一时代重大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进行了五个方面的转换。
首先是“将政治问题转换为思想问题”。我从自己始终关注的知识分子问题出发，提出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世界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从海涅开始一直到鲁迅，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所吸引？这样，就找到了一个思考与讨论的聚焦点：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
其二，还要“将思想问题转换为精神问题”。这也是我观察、思考知识分子问题时，始终如一的一个兴奋点，我要追问的是：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近与向往，是不是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有关系，二者间是否有某种契合点？
这个问题其实是指向我自己和我的同辈人的：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共产主义的信徒，现在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就不能不追问当初信仰建立的精神基础。正在这样紧张的思考时，我的青年时代的贵州老友刘尚沸去世了，我在悼念文章里，写到了他的精神气质上的“堂吉诃德气”，并十分动情地写了这样一番话——
不知道后人将怎样观察、评价尚沸，我，我们这一代人；作为当事人，我想提醒人们注意：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却又充满了信仰、理想、浪漫精神的，制造乌托邦的时代文化氛围里的一代人，常常具有堂吉诃德气质：执迷于一种幻觉——一个绝对的、纯粹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尚沸在这方面可算是一个典型。他常常把他理想的对象尽量地美化，我至今不能忘怀，在向我描述他心目中的美的化身时，他是怎样的动情，眼睛闪着光，微笑着，沉迷在一种宗教般的情感中，以至旁观者都不忍心告诉他，那不过是他的一个幻觉。但很快他自己就清醒过来，幻觉破灭了，他又是那样的沮丧、痛苦，这时候谁要去责备他的轻信、轻率，那会是过分的残酷。但不久，他又会制造出一种新的美，又开始新的迷恋，新的破灭，新的痛苦……这就是尚沸：他永远是幻美的俘虏，认真，直率，真诚，甚至到了天真的地步，他是永远长不大的。（《痛悼同代人的死》）
正是对自我和同代人生命中堂吉诃德气质的发现，使我醒悟到了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联系：我们正是以堂吉诃德式的天真、虔诚，把共产主义视为绝对的、纯粹的真、善、美的乌托邦理想世界的。1991年我应邀到日本一桥大学演讲，谈到了我的这些思考，也讲了尚沸的故事，报告刚结束，东京大学丸山升教授，东京女子大学伊藤虎丸教授和日本大学京西凯夫教授即走上前来，对我说：“你的朋友的故事使我们大为感动，我们的身上也都有他那样的堂吉诃德气。”那么，我所发现的就是一个世界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现象了。
这样的堂吉诃德气的发现，是我的思考的一个关键环节：由于堂吉诃德是一个文学典型，由此而实现了“由精神问题向文学问题的转换”。——这是第三个转换。
在我具体进入堂吉诃德这一文学典型的研究时，又在屠格涅夫那篇著名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启示下，发现在知识分子那里，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是联系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关系。这又反过来，引发了对自我生命的更深层面的审视。我发现，自己和同代人的内心，实际上也有一个哈姆雷特，但在50、60、70年代是受到压抑与扼杀的，哈姆雷特式的怀疑精神一直是思想改造的对象；到了80年代才刚刚被唤醒，但此刻（1989年至90年代初）又再一次变得可疑。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精神困境：我面临的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遭到冲击，哈姆雷特式的怀疑主义遭到威胁的双重危机。我一时为无所适从的失落感所攫，原因就在这里。这样，对堂吉诃德，还有哈姆雷特的典型研究，就成了1989年之后我的生命自救、自赎的需要。这是第四个重要转换：“由外在的问题（政治、思想、精神、文学的问题）转换为自我生命问题。”我曾经这样描述我在写作过程中所过的“奇异的双重生活”：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时时被“有形的，无形的，说得出的，说不出的，有名目的，琐细、无名的……种种烦恼缠身，却因此而烦躁、不安，觉得一切都是无聊”；但另一方面，一进入研究，就“突然转入无羁的精神漫游，诚实的心灵交流，天马行空般的思想驰骋，虽不免是悲剧的，荒诞的，却依然是严肃的真实追求，尽管永远也无结果，寻不出任何解答，但毕竟是全身心投入的认真的探索，因而感到精神的自由、心智的解放与生命的充实”（《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后记）。
再做深入研究，又有了新的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知识分子个体，对堂吉诃德、哈姆雷特这两个典型的接受、认识和评价有很大的不同，构成了一部复杂的流动的接受史。也就是说，要把问题搞清楚，就必须研究这两个具有文学与精神原型性的典型的传播史、接受史。这是第五个关键性的转换：“由文学问题转换为史学（文学史、精神史）问题。”初步的研究就发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创始于西班牙和英国，它传播到中国，经过了德国和俄国两个中介；而马克思传播到中国，也是从德国到俄国再到中国的。这当然不是偶合，这样，就最终形成了一个研究课题：“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这与最初的现实政治问题已经很远了，尽管它依然隐含着“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的潜在主题，却是有距离、有深度的研究。它已经摆脱了一开始由于现实的苏联、东欧的瓦解与中国的风波所引发的强烈的情感反应。这样的反应构成了研究的内在动力，从而产生一种生命激情，我非常重视并且追求这样的激情；但进入具体研究时，又必须加以遏制，以保持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冷静与客观态度，也才能进行深度的追问与学理的探讨。于是，就有了对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气质的同情的理解与严谨的反省，对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关系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因此而探讨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诸如“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如何看待启蒙主义、理想主义”，等等。我说过，这是“我的学术著作中思想含量最大的一本”，我在私下对它有一种偏爱。
我的偏爱还因为这一次试验在我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中具有的意义。我的一位多年后才得以见面的读者朋友，时为甘肃天水师专的老师安涛在得知我的试验设计以后，曾来信表示理解与支持，认为“这本书使你的学术研究，经过了鲁迅、周作人的‘心灵的辩证法’（我称为‘主体精神特征’）之后，发展上升到了对知识分子普遍思想特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类共同的精神现象的揭示和把握，获得了‘形而上’的哲学意味。而这一切又没有因此而坠入理性的抽象王国，成为脱离现实的单纯的理性思辨。不仅历史本来就具有的丰富多样的生活内容，多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得到了客观的展示，而且还与理性精神的普遍概括性，必然发展的逻辑性取得了较好的统一”。我在写出了《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以后，确实有一种不满足感：我希望对鲁迅、周作人、曹禺这些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问题的探讨，能够有两个方面的扩展，一是进入世界思想、文化、文学史，人类精神史的更为广阔的层面，得到空间与时间的扩展，一是进入知识分子精神本体、人性的层面，获得更大的深度与高度。应该说，“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的研究，是能够满足这两个方面要求的。它“把生活在截然不同时空里的几位世界级艺术大师、思想家，从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德国的海涅，俄国的屠格涅夫，到中国的鲁迅，以及他们周围一大群作家、知识分子连接在一起，从而反映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人类精神发展、世界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某一个侧面”。
在本书里，我对鲁迅、周作人、曹禺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气质及其矛盾与张力，更有具体的揭示，从而突出了他们“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联系”（本书《前言》）。而正如屠格涅夫所说，“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两个典型中的一个，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雷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是构成了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精神气质的。而同样又如屠格涅夫所说，“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征，就是人类天性赖以旋转的轴的两极”，那么，他们又超越了知识分子，而具有更深广的人性意义和某种形而上的意味。抓住这两个典型，就能实现文学、历史与哲学的统一。
我后来总结说，《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这是一本突发而来的非常规想象的产物，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重复的，而这正是体现了我的学术追求”；这本书是我跨越自身知识与思想局限的一次努力，同时也将这种局限暴露无余，它的有缺憾的价值，使我对“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可能做什么，不可能做什么”，始终保持一种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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