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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1984年在浙江农业大学获得农学学士学位，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黄益平先后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经济系研究员、高级讲师，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General Mills金融与经济学国际讲座教授。2000年5月-2009年，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经济与市场分析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2009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2015年6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任命黄益平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黄益平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近日他在深圳一个会议上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关键：“僵尸企业”能不能退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推动新旧产业的更替，支撑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的新兴产业已经在形成和发展，但是仍然没有足够大；更大的一个问题在于，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尤其是“僵尸企业”是否能够快速、平稳地退出。
结合最近民间投资急速下滑、杠杆率高等现象，黄益平指出，正是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仅降低了资源的平均利用效率，更重要的是提高了非“僵尸企业”的融资成本，对民营企业、新兴产业等形成挤出效应。
通过指数描绘互联网金融现状
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上，发布了首份披露城乡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5）等三个系列指数。该系列指数综合测量了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内地31个省（包括直辖市、自治区）、337个地级以上城市，以及1754个县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时间跨度为2011年至2015年。
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联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和蚂蚁金服集团组成的联合课题组，编制出一套科学、准确、全面刻画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的指标体系。在总指数之外，还包含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以及支付、保险、货币基金、征信、投资、信贷等分类指数。
课题的负责人、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表示，过去的普惠金融讨论和指标往往局限于传统金融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性，但缺乏从创新性互联网金融角度来科学、全面反映我国现阶段普惠金融实践的统计指标体。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中心开发的三个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指数，可以反映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
第一个指数是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情绪指数。这是用1400万条新闻，用大数据方法计算出两个指数，一个就是关注度指数，第二就是政府情感指数。
黄益平介绍，从指数变化看，过去两三年，对互联网金融的关注度一直在上升，尤其是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余额宝在2013年6月份上线，直到2014年初，互联网金融这个词被引用到政府工作报告里，市场关注度很高。第二轮关注度大幅度上升，大概是2015年开始，直到去年底，监管的草案公布以后，关注度有所下降。但总体来看，目前的关注度仍然高于几年前的水平。
还有一个互联网金融的情感指数，这个指数一直在正面和负面之间不断波动，反映出公众对互联网金融的情感非常复杂，尤其是专门做的P2P平台关注度的指数和情感指数，公众一会儿正面评价，一会儿负面评价，波动幅度相当大。
这个互联网金融情绪指数，或者说是关注度指数，大体反映了过去三四年公众对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关注程度，也是正面看法或负面看法的一个简单概括。
让小企业和个人得到普惠金融服务
为什么互联网金融出现这么高的关注？同时情感上会出现这么大的波动？黄益平认为，这与金融传统体系的认知有关。中国的金融体系很庞大，机构很完备，但是有很多问题。一个是金融体系的高杠杆问题；第二金融体系中政府干预比较多，对利率干预比较普遍，造成资金定价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第三，正规金融体系金融服务不足，很多企业、个人，没有获得良好的金融服务，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金融能够比较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互联网金融一直有争议：这是一种真实的创新还是泡沫？这样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束，一直在持续。黄益平认为，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逻辑，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能够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么快，主要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社会中有相当一批个体或者企业没有获得很好的金融服务，所以不管怎样的服务产生，很容易获得关注和欢迎；第二，我们的监管体系对互联网金融相对比较宽容，使得互联网金融有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可能性；第三就是技术不断成熟。
也有人提出，在很多发达国家，没有像我们这么规模庞大、欣欣向荣的互联网金融体系。那么，如果我们的监管体系改善了，条件收紧了，是不是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就会受到影响？黄益平表示，这是一种可能性，监管加强后，互联网金融发展可能会减速，但根本问题还是回到互联网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金融核心问题，就是怎样控制风险、降低信息不对称。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互联网金融依然可以很好发展。
从中国实践看，现在发展类型也比较多，出现了一批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各种各类互联网金融公司，为以前得不到金融服务的企业、个人提供金融服务，只要能够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
第二个指数是北京大学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也是一个月度数据，从2014年1月份开始。从这个指数来看，过去两年多来发展很快，但有些波动，总体来看从2014年1月到现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水平，每年大概翻一番。
互联网金融里有一个子指数，就是投资指数，和我们前面讲到的互联网金融的情绪指数做一个类比，似乎相关性非常高。情感指数、发展指数与投资指数之间，有比较高的相关性。在几个转折点出现了很明显的重合，也就是说，公众的情绪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有重要影响的。
从年龄看，指数显示，“90后”是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主要的力量，但同时，“60前”的群体，对互联网金融的贡献也非常大。
做好风险定价是普惠金融关键
互联网金融发展很快，互联网能不能帮助我们做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改革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因为有很多的个人和企业没有获得很好的金融服务，所以政府推出各种政策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但是，黄益平提出，普惠金融一个核心就是商业原则和可持续性，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由政府给弱势群体提供一些金融资助或者援助，而是在市场条件下发展我们的金融服务。难处是尽职调查成本比较高，还有服务难度比较大。普惠金融当然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它的长尾效应，可以为很多人服务，可以把边际成本压得很低。
第三个指数就是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综合测量了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内地31个省（包括直辖市、自治区）、337个地级以上城市，以及1754个县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时间跨度为2011年至2015年。
从年份看，过去5年，数字普惠金融的水平已经有很明显提高，如果我们把2011年的水平定为40，到2015年，这个水平已经上升到了220。也就是说这个数字普惠金融的潜力非常大，发展水平非常高。
从区域看，根据指数的测算结果，在省一级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榜单上，上海、北京、浙江位列前三。在337座城市排名中，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前十榜单的分布与省级指数类似：基本位于东部，其中杭州排名第一，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最靠前的城市，说明东部地区发展得更快，更好。
虽然东部发展更快，但指数显示5年来不同地级市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差距在不断缩小，收紧趋势非常明显。而这个是普惠金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可以更快成长、更快发展，这就意味着普惠的意义会更大一些。
黄益平表示，互联网技术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信息不对称、做风险定价？现在最大的考验，就是不管你是一个P2P平台，还是一个网络小贷，或者是一个其他的投资工具，核心的挑战，最后就是看你能不能拓展与管理优质资产。这是对所有互联网金融机构能不能做金融、能不能做互联网金融最终的考验。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对比较成功的案例，拓展和管理优质资产，无非两条路：一个就是线上，靠数据做分析。黄益平说：“我们最近在全国做了很多调研，完全靠线上分析数据，做贷款或者是投资决策，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这么做，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些公司，线上线下结合，就是线下尽职调查、抵押，这样的工作当然和原来想象的互联网金融有些差别，但如果能控制风险、帮助过去不能获得金融服务的企业或个人获得金融服务，还是很有益的。”
黄益平认为互联网金融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控制风险问题。监管很重要，因为普惠金融尤其互联网金融的很多参与者，相对收入比较低，企业规模比较小，他们对识别和承受风险的能力相对低一些。其次，互联网金融的平台建立起来，风险传导比较快。所以加强监管控制风险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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