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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市场的专有技术

摘要：

例如管理和工程咨询方面的生产服务能够给国内厂商提供专业知识带来的实质利益，而如果厂商自己研究这些技术，将会付出时间和金钱上的巨大代价。这些中间的服务通常是非贸易性的，或者需要付出巨大的贸易代价，而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加以很好地解决。进行外国直接投资对公共产品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政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往往不同于政策对于贸易产品的影响。本文中，我们为这种服务建立了一个模型。结论显示：（1）当进口服务是部分均衡，能替代国内熟练劳动时，那么他们就可能是全部均衡的互补。（2）进口服务能使最终产品生产率的发生细微变化，以致于当允许外国直接投资时产品的贸易模式将会逆转，而且（3）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最理想税收（我们不把其当作实际情况）也是不利的。

1． 研究领域

外国厂商的产品服务对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和经济增长的抑制有多重要？随着关贸技术总协定融入世贸组织以及乌拉圭回合同意今后讨论这些问题（很可能作为新一轮回合的一部分），有关生产服务的问题已经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一系列新兴的实证和经济理论的发展表明了多种商业服务的封闭性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这些文献的主要思想是商业服务的多样性（或高质量型set）使得下游的使用者可以以低价购买到适合的商业服务。早在1960年，城市和地域经济学文献（例如，Greenfield,1966;Jacobs,1969,1984;Chinitz1961;Vermon1960;Stanback,1979）就阐明了非贸易中间产品（假设主要生产服务都是规模报酬递增）作为外部性重要来源的重要性--外部性解释了城市和工业集中区的形成，解释了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

最近越来越多的经济地理文献（例如，Krugman 1991;Porter 1992;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 1999）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这样的事实上---相关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主要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例如，电脑行业集中在硅谷，瓷砖行业集中在意大利的Sassuolo）。一系列迹象都可以证明这点。Ciccone 和Hall（1996）证实了在集中的地区进行生产的厂商比在相对孤立的地区进行生产的厂商更具效率。Caballero和Lyons(1992)证实了某行业的生产率会随着他的投入品的增长而增长。Hummels(1995)证实了世界上大多数富裕国家都集中在欧洲，北美和东亚的相对小地区，而贫穷国家则广泛分布于世界的其它各地。他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投入品的运输成本太高，--由于这些国家距离大量生产投入品的国家太远，因此购买专门的投入品十分昂贵。

正如城市经济文献所描述的那样，我们认为最具有外部性的就是生产服务，对于那些运输成本低的中间产品来说，城市经济学或者经济地理学并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如果成本很低，那么靠近投入品供给地并不会带来什么利益。但是很多商业服务要么是国际上的非贸易品，要么运输成本很高，因此远离这些地区会给服务的使用者带来巨大不便。Marshall（1988）研究发现英国的三个地区（Birmingham, Leeds and Manchester）所购买的服务中几乎80%都来自同一地区。他引用了那些厂商能力由于生产服务的地域性得到加强的研究。McKee（1998）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服务的地域性对领先工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中，我们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用它来量化性评估解除对外国厂商生产服务的限制的重要性。基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事实，我们对我们的模型作了三个假设：（1）生产服务是非贸易品（2）大量的生产服务可以降低下游使用该服务企业的质量调整成本；而且（3）生产服务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我们已经讨论过了（1）（2）的实证，Fini(1984)研究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实证。正如Romer(1990)所强调的，许多专业性的服务都是信息集中的产业，这就决定了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信息在生产中作为投入品是规模效益递增的。

在生产服务的定义上我们更倾向于普通的概念。然而，我们将提供更详细地证明来解释我们模型的一些细微差别。我们感兴趣的活动包括：（1）管理服务，主要提高组织和决策的效率。（2）工程服务，主要提高技术效率和产品质量。（3）金融服务（不是资本投资），主要提供在金融管理和决策方面的专家意见。（4）市场服务，主要是提高厂商买卖其它产品和服务的能力。（5）信息服务，买家获得未公开的信息或知识方面的咨询。

我们相信这些种类的服务占据了现代经济GDP的很大一部分。根据国家收入统计数据，在OECD国家中，服务总产值大约占GDP的60%，而在中等收入国家，服务总产值大约占50%-55%。商业服务（有可能是我们这篇论文中关于这些服务的最好代表）大s约占服务总量的1/3。见UNCTAD（1994，tables A.1 and B.1）

许多日常服务，比如打扫卫生在考虑范围之外。虽然非熟练工集中的服务也许在数量上很大，但是他们通常不能进行国际贸易。厂商不仅要承受在外国做生意的成本，而且这样做比在国内更不利。因此，我们忽略大量日常服务，集中研究上面列示的几类服务。

首先介绍几个概念。第一，正如上面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服务是中间品。第二，我们所关心的服务主要是知识的交换，卖家可以通过前期的投资进行知识积累。这里隐含了两个独立的特征：人们关心的服务是（a）技术密集型劳动和其他知识资产，以及（b）规模经济：一旦掌握后，知识供给的边际成本很低。

第三，这些服务通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针对性，主要解决买家的特定问题，而且这些服务通常也不是其他厂商产品好的替代品。因此，这些产品存在厂商级别的细微差别。而且厂商固有特性也许造成了一些差别：两个美国管理咨询公司间的相互替代性比一家美国公司与一家俄罗斯公司间的替代性更好一些。

最后，我们提供的服务通常需要一国的人事参与，或者至少需要卖家与客户间的联系和讨论。尤其是，对外国投资和商业活动的限制通常会带来巨大的、直接的影响，而对商品贸易的限制只间接影响服务贸易。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这类服务都是知识密集资本或资产，厂商会坚持控制这些资产的产权以防止散失。阻止外国投资的法律或规定也许会在许多服务领域排除贸易；例如，厂商只愿意在厂商内部提供技术，而不是通过很长的合同安排。

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只关心具有下列特性的服务：

（a） 中间产品

（b）技术密集型劳动和其他知识资本

（c） 产出报酬递增

（d）厂商差别

（e） 外国业主，商业活动易受到壁垒带来的高交易成本。

有这些特性的进口服务能给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提供大量重要的优势。第一，它们是国内服务的完全互补品而不是替代品，这些差别产品的特性以前已经提到过。第二，它们有效的利用了国内稀少的技术劳力，使之可以从事其他生产，要素密集特性上面也提到过。第二个特性意味着进口生产服务也许有害于国内技术劳动，而且影响将长期集聚。但是，我们将看到，第一个互补特性将有更大作用。

第三，进口的服务可以让这些国家得到目前本国并不具备的先进技术所产生的规模经济，而这些技术自己开发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在一个静态模型中，这可以解释为一个技术劳动为固定成本的简单规模经济，或者，在一个动态模型中，这可以被解释为干中学或者投资过程--在技术劳动的投入和服务的产出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异。

第四，进口的服务可以提供关键但稀缺的投入品，这使得一个国家能生产和出口这个国家具有自然比较优势的产品。这会带来潜在的巨大的盈余。阿拉伯海湾拥有巨大的石油供给，但是需要技术将其变为市场上的产品。仅仅几百万的外国技术投资就带来了数百万的收入回报。

本文的目的就是分几步骤把上面讨论的生产服务合并到通用均衡模型中。第一步是采用一个正式的理论方法。我们的模型将建立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包括Markusen(1989),Francois(1990a,b),和Stibora de Vaal（1995）。第二步，也是本文更独特的一步，就是通过把它嵌入到静态和动态的应用型一般均衡模型里获得一个受这种方法的影响的定量分析。静态模型主要考虑当国内技术劳动的供给固定时FDI的意义。这里有一些早前对解放外国直接投资的意义所作的定量性分析（Brown et al. 1996;Robinson and Wang 1999）。 但是这些研究不需要外国服务提供商的国内参与。相反他们把服务要素当作是可贸易的，而且假设存在关税或者即使没有对外国服务的关税壁垒也存在关税等价物，这些行为会限制进口服务--就像限制商品贸易那样。在我们的研究中，对于投入品解除对外国服务商的限制将会扩大外国服务的国内供给，但是对前期的进入没有影响。

我们的动态模型考虑了一系列测算时间和中断，包括通过在厂商和消费者达到一致预期间建立过渡，达到从最初的均衡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的均衡。考虑过渡性的动态有两个原因。首先，假定现在的劳动力不能随便流动，那改革就很重要。第二，如果存在减缓劳动调整的工资刚性或者其他对经济的扭曲，FDI自由化也许会产生过渡性失业，这会抵消部分由于改革的带来的效率。因为这些原因，在动态扩展里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技术工人的存量，同时假定现有工人也许不能直接流动到FDI圈内。

我们相信这些模型会为今后的对真实数据进行应用性研究提供一个有用的起点。在开始论述前，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些将会遇到的有趣的结论。第一，我们使用静态模型在服务领域的FDI自由化也许暗示了这些服务对国内技术工人是一般均衡时的完全互补品，虽然在部分均衡时他们看起来似乎是国内技术工人的替代品。因此，FDI可能形成技术工人的集聚。第二，允许生产服务的FDI会严重影响商品的贸易模式。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关键输入品，这些服务可能倒转贸易的方向，使得东道国可以输出先进产品。第三，我们发现过渡化进程会给技术工人市场带来巨大变化，尤其是当我们假定在FDI企业工作的工人需要专业化的教育。这些影响建立在需要考虑新的服务市场里原先技术工人的生产率上。如果在新服务领域里的所有工人都必须重新毕业，那么改革会给原先的工人带来巨大的负担，而且这种过渡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本文的主要目的如下。接下去我们将展示基础的理论模型和一些重要假设。然后描述这个模型的动态扩展，考察伴随自由化而来的经济过渡期。第四部分提出许多分析中涉及到的执行问题。第五部分给出数字模拟结果。第六部分结论。

1、 构建生产服务的贸易和FDI模型

我们基本方法是把生产服务当作中间投入品。这些中间投入品间具有个体差异，而且即使是同一种产品，外国厂商生产的和在国内生产的之间也会有所差异。由于成本固定所有类型的服务都是规模报酬递增的。

假设有两种最终产品，X和Y，国内的两种主要要素，S和L。S代表技术劳动，L代表其他所有要素，这样简化模型。S和L是国家间固定且稳定的要素供给。Y的产量和X相关，是X的C-D函数，但在数字模型里，我们允许更多地CES生产函数。

服务是产品X的中间投入品，所有服务的合成Z投入产品X的生产中。

接着，在后面的说明中，我们假设对于S和L的需求，X相对于Y是劳动密集型，也就是说" x/ $ > "/ $ y .

所有服务都是非完全竞争厂商的产物。在厂商和他们的不同服务种类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国内和外国厂商同时生产服务中间品。ZX时ZD和ZM的CES函数，而ZD和ZM又分别是zdi和zmj的CES函数。

nd和nm分别是国内和外国服务品种的数量。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Fd=1/(1-*)，Fm=1/(1-,)。我们要求*和，的取值在0与1之间，也就是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超过了1。

国内中间投入品ZD是使用国内熟练劳动和其他要素生产出来的，进口服务ZM是使用国内熟练劳动，国内其它要素和进口要素生产出来的。这些进口要素，我们用V来代表，包括：专门技术，先进技术，管理技术和市场技术。因此变量V具有综合性，代表了外国与国内生产结构的差异。Zdi和zmj由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组成。

因为有两种成本，因为用一个成本函数而不是生产函数来代表这些差别产品的技术更加适合。假定CD和CM分别为国内和外国厂商各种不同产品的成本函数，同时假定各厂商类型是对称的，例如，所有外国厂商都有相同的成本结构，所有国内厂商也有相同的成本结构，cd和cm分别代表了国内和外国厂商的单位变动成本函数，fd和fm分别代表固定成本函数。r是S的价格，w是L的价格，pv是V的价格。因此外国中间品的成本函数分别为

假定nd和nm分别是均衡时国内、外厂商服务的数量。推导成本函数时考虑到要素i的价格，S和L的市场出清等式为：

公式中，考虑到非熟练工资和熟练工租金，分别代表厂商类型为j0{D,M}的厂商的单位成本中的一部分，（根据牧羊困境，这些都是复合需求）

需求方面假设有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消费者，他的收入来自于要素供给和可能的税收（净补贴）。用c和p分别代表X和Y的销量与产量，这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该模型中考虑到贸易平衡问题，X和Y的净出口必须等于对外国服务的净支付。用px*和py*来分别代表X和Y的世界价格（如果国内存在税收或者补贴时，国内价格可能与世界价格不同）。贸易平衡公式为：

考虑到进口的成本，对外国服务的需求等于外国服务的数量乘上外国服务的成本。

图1是经济流量的缩略图。国内要素S和L供给到四种生产活动中。其中一种是，外国厂商使用进口投入品V，这些服务和SL一同投入到产品X的生产中。国内生产的X或者Y可能供给到出口市场，用来交换其它产品或者作为对V的支付。一部分X和Y将供应到国内市场，和进口品一起被消费。

为简化对结果的解释，我们假定是大量的寡头垄断竞争。也就是说，但各厂商都认为自己力量很小，不足以影响市场价格。这意味着服务的价格与边际成本的价格的比率是恒定的。首先考虑所有服务要素Zx中单个服务zmi的边际产出，链式规则如下：

由等式2，3，4，我们可以推导出：

因此，

用px来代表X的国内价格，pzmi来代表一个典型生产厂商zmj的接受价格。由于假定X的生产是完全竞争的，pzmi是zmi在生产X时的边际产品价值。

但各厂商zmi的收益是价格乘上数量

大量寡头垄断竞争意味着单个厂商认为Zx是固定的或者是个参数，当然也就认为ZM和ZD是固定的。因此，单个厂商认为公式（18）右边所有的变量都是固定的，除了他自己的产出zmi。这就意味着边际收入有个简单的形式：

让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意味着价格对边际成本的比例为1/，。

我们曾假定所有外国服务品种具有相同的成本结构，而且对外国服务品种的需求也是相同的。这些对称性假定意味着所有外国厂商的产出和价格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得到 zmi=zm和pzmi=pzm。对于国内厂商我们也能得到相似的结论。

那么两个方程式，两个未知数，这种具有对称性的服务厂商(zm或者zd)的均衡就能找到。 一个方程是单个厂商的最优化状态，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 第二条件就是市场免费进入时的条件，价格等于平均成本。 这种均衡状态确定厂商的数量。 对我们类型为zm 厂商来说，这两种条件可以表示为(类型zd 厂商同理有相同的方程式)。

解方程找到zm，每个厂商的产量，我们得到

最后，

当固定成本相对于边际成本（规模经济很大时）越大时，或者存在更好的替代品时，给定服务品种的产出越大。同理，国内同类厂商也能得出类似结论。

方程（4）中的双产出指标都是成本函数。当厂商最小化购买外国（国内）产品的支出时，每单位外国（国内）的投入品ZM(ZD)的成本是：

其中，pzdi是国内厂商的产出的价格，nd和nm是国内和外国厂商的数量。

根据均衡的对称性，把一单位ZM或者ZD替换进成本函数，那么CD和CM可以表示为：

由于替代品的弹性超过了1，为得到一单位外国或国内服务的成本将会随着服务品种的增加而减少。那就是说，服务品种的增加可以降低获得每单位服务的成本，在最终产品X生产上具有外部性。考虑到外国服务的数量，每单位外国服务的成本弹性可以表示为（1-Fm）。因此，每增加一个外国服务品种在最终产品上就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性，产品相互替代性也更强。国内厂商同理。

或者，外部性可以被看作来自于最初（方程4），对称性意味着

购买国内厂商产出的成本位nd*zd*pzd，增加幅度与厂商数量成比列。但是，由于*<1，对厂商的有效供给相对于厂商数量来说，增加得更多一些。

注意这个特殊的情况，( = *= ,and zm = zd，Zx可以表示为：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厂商和进口厂商，即使存在差别，在边际上还是完全替代的。

最后一个完善该模型的假设和外部因素的专业性有关，尤其是价格的内生性。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由“小国假设”开始，即我们国家的价格是固定的。这关于X和Y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但是关于外国厂商服务就不那么清楚了。我们假设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存在大量的潜在外国厂商进行生产。进入国内市场需要一个固定成本(fm)。当外国厂商在当地生产的收益达到超过这个固定成本的临界点时，就会进入。换句话说，国内市场对跨国公司没有“世界性”的影响。在图1中，世界市场以固定价格交易X,Y和V。这种假设在“大国情况”是由于存在厂商级规模经济而并不成立。在这模型中，过量的加价被看作是厂商级别的固定成本，在一个国家中跨国厂商的数量成了政策的内生变量（Markusen and Venables 1998,2000）。

2、 建立过渡性动态模型

在这一部分，我们引进动态模拟，扩展了静态模型。分析时，我们假定服务领域的FDI自由化是不曾预料到的政策改革，而且在禁止FDI时经济最初也处于稳定的增长状态。我们利用说明静态模型使用到的同一数据来说明动态模型。为了和基年的GDP保持一致性，该模型假设新劳动的增长和效用递减与平衡的基年GDP增长率为每年2%，利率增长为每年5%相一致。

储蓄和投资由有远见的代理人（负责分配财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消费决定来决定的：

为了和劳动力市场相一致（工人20岁参加工作，70岁退休），我们假设每年外生的退休率为2%。沿着动态增长路径，每期有新的工人进入，他们必须选择是学习还是当非熟练工人。学校毕业的人通常选择在国内企业工作还是FDI服务业工作。新增长劳动市场的出清条件为：（n代表新工人的数量）

其中，$>1表明随着数量工人的增加，收益递减，比如，每增加的一个毕业生将比前期进入者的产量减少。新的熟练工人（新毕业者）也许会随后再进入国内公司或者FDI（跨国公司）熟练工市场：

而非熟练工市场则是：

我们假设在动态模型中，购买一个熟练工的成本在国内和FDI市场上是一样的。

给定一个动态模型中，我们有能力估计工人的调整成本。跨国调整劳动力的成本显示社会调整贸易的成本和FDI自由化都比政策制定者担心的要小，除非目前存在显著的扭曲劳动力市场的行为。除此以外，甚至是个人调整成本都比不挣租金的工人要小（Matusz和Tarr,缺点）。然而，限制厂商停止劳动的能力和其他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行为（比如限制自由性），就像不利的投资环境(由于宏观政策不稳定或者缺乏法律规范)会延长贸易和FDI自由化的进程一样。

本文中，我们为各种各样可能导致工人调整成本变大的扭曲行为假定了一个代理人。我们假设某些熟练工人在他们工作的特定类型公司中存在人力资本，而这些资本在其他类型公司中不能通过训练而获得，比如有些工人在国外企业中不能被雇佣。（所有的工人都可以在国内公司和跨国公司间自由选择）。因此基年熟练工人的供给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国内企业工作，一部分为跨国企业工作。

而且在跨国企业中工作的劳动人数有个上限

我们假定N=0.5，随着熟练工人在两个领域的最初再分配，这些人力资本按照标准资本可以表示成如下关系：

当熟练工人是非流动的时（N很小），调整期间在不同类型企业服务的工人的真实工资也许存在一个原始的差距。随着新的技术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会选择进入报酬高的企业，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间的工资差距会逐渐消失。典型的完全互补的公式并不能推出“大爆炸”型的调整路线，因此在过渡期间，方程（34）是绑定的，所有新的毕业者在FDI服务领域找工作。

为了区分国内企业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工人，我们用两个方程来替代方程（8），其中一个是国内工人：

第二个是跨国企业中雇用的技术工人：

自由化之前，技术密集服务Z和技术密集产品X都是只使用国内投入生产出来的。长期中，随着改革，两者都将既使用国内的投入也使用跨国的投入（见方程3）。然而在过渡期间，新旧生产技术的相对成本将决定这些产品如何提供。在过渡期间，X的供给等于“传统的”国内资源和新的跨国企业的产出之和：

6、结论

虽然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政策开放趋势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UNCTAD,1995,272-275），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对FDI实行了很多限制性政策，尤其是在服务领域。这些政策主要是担心外国服务厂商会损害在国内企业工作的技术工人。例如，WTO的服务委员会通过调查，在GATS日程表上指出有32个国家（主要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经把“水平限制”提上日程，这项政策要求外国厂商使用和训练国内的技术工人。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些限制会阻碍外国厂商进口它需要的专门技术人才。

本文中，我们验证了允许外国厂商提供中间服务的自由化政策的影响。和国内提供替代服务的厂商相比，外国服务厂商能进口某种投入品（我们把它认为是外国熟练劳动和专门技术的总和），并且经济使用国内熟练劳动。

我们首先用一个相对静态的模型来分析，发现依靠参数假设，自由化可以获得3-15%的GDP。相对于我们对相对静态的模型的期望来说，这是很大的收益。这些收益的来源就在于这些用中间投入品提供中间服务的厂商可以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率。很多服务厂商都允许最终产品的生产者使用专门技术，同样，大的市场可以使用更专业的机器设备。

我们也构建了一个动态模型，这使我们可以估计新均衡形成的过渡进程和调整成本。在我们的模型中，当厂商的总量和经济中生产力要素从第一期就开始稳步增长的话，第一个5年中，国内产业发展将会下滑。当然，所有国内新的技术工人会进入外国企业，因为头5年工资很高。但是最终国内产业会稳定（国内厂商边际产出会随着国内厂商数量的减少而增加）。过渡期间潜在的损失这是国内产业的技术工人。只有当我们作出强假设（技术工人缺乏流动性，技术工人的人力资本只是对国内厂商而言，只有新的劳动力才能通过训练为外国厂商服务）时，这些工人才会遭受损失。如果我们假定只有50%的劳动是非流动的，那么5年后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技术工人的工资将相等，而且都很高，这就是在服务领域实施FDI自由化的成果。

相对于静态模型来说，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国内技术工人的真实工资随着对外国服务提供者政策的自由化而提高，而且国内市场上的外国厂商越多，那么国内技术工人的真实工资提高越多。因此，尽管外国厂商进口了输入品V从而比国内厂商更少的使用熟练劳动，外国厂商也能受益于国内熟练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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