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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喊创新，究竟ZF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2016年9月11日下午，在深圳举行的马洪基金会秋季理事会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教授，分别就“清除创新的体制障碍”以及“创新中的企业和ZF行为”进行了专题演讲。作为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精神”的知名捍卫者，张维迎教授以严谨的逻辑与案例分析，论证了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与“技术进步”两大功能中，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精神起到了关键的驱动作用。相映成趣的是，唐杰教授的演讲从创新的“空间分布”展开分析：为什么在不同时代创新总是集中于少数国家或城市空间内，而没有形成理论上应该呈现的“均衡分布”。
张维迎：企业家创新有赖于产权保护和法治公平
张维迎认为，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发展中，由于内部体制约束和外部技术落差等原因，企业和企业家基本上是依靠商业和政策性套利模式成长起来的；但在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接近市场均衡阶段后，无论是技术追随型的商业套利，还是ZF支持型的政策性套利空间都已经越来越小。
而在长期依靠套利模式成长起来的市场机制和行为模式惯性下，无论是ZF体制还是企业家心态，都更难适应创新型经济的发展要求。
这是因为创新经济体系作为一种兼具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投入的新型增长模式，对产权保护和法治公平的敏感性远大于套利经营模式；与此同时创新成果对原有市场利益结构的破坏，也会引起既得利益群体的诸多阻碍与反击。
这些本质上的“利益之争”，在某些时候会由于社会观念的误区而变成制度或政策阻碍。对此张维迎教授以《反垄断法》为例，指出企业创新形成的差异化竞争力本身就具有“垄断”性质，而被经济学家们“搞反了概念”的“反垄断”，本质上是一种反竞争机制，变成了劣势企业狙击创新企业成长的政策武器。对此，张维迎强调垄断与否并不在于市场中有多少家企业，而在于市场本身是否对外来竞争者开放。
基于“法治公平”的市场创新理念，张维迎教授对当下的产业政策、国企模式以及货币刺激等政策均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差异化政策”正在成为国家创新的“体制障碍”。
唐杰：ZF合理行为是为完善市场机制“拾遗补缺”
在对张维迎教授强调“源头创新”理念表示赞同的同时，唐杰以华为为例，分析指出这家著名通信企业从模仿式跟随到跨入引领式“源头创新”的历程，之所以发生在深圳这个“城市空间”，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是深圳有着比其他城市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二是在这一市场机制形成过程中，“合理的ZF行为”。
在其后的讨论中，唐杰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2000年之前，中国手机制造集中在北京三星和天津摩托罗拉两家企业内；而今天中国10亿支手机的生产能力中，有8亿在深圳。
而在手机产业“空间转移”的背后，是企业形态的巨大变化：与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巨头独霸手机市场不同的是，今天深圳手机产业链远非华为等数家品牌企业“独大”，而是有着2000多家分工合作的大、中、小企业共同构成的“产业群”。
“华为不是华为公司，而是‘华为系’，”唐杰教授表示，正是在现代产业体系深度分工和契约合作模式下，大量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得以通过“执行制造标准”的方式，分享着包括华为在内的领导企业强大的研发专利成果，形成了不断提升和演化的动态产业链及创新扩散模式。
唐杰认为，在这一新型的现代产业模式下，深圳ZF选择的“合理行为”就是“补足产业链”和完善包括合约执行在内的“市场规则体系”。
比如在手机产业的转移中，深圳ZF做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因为当时手机入网必须通过工信部北京检测中心的检验，而长达三、四个月的送检过程根本无法满足产品更新换代的需求。于是深圳市ZF向工信部申请成立深圳检测中心，并以财政补贴等方式为中心提供运营支持。
政策出台后迅速引发深圳“山寨”手机业向自主品牌转型，并拉动整个手机产业链的升级壮大。“你可以说是产业政策，也可以说是公共政策，”唐杰表示在市场机制转型过程中，深圳ZF正是靠着这种“拾遗补缺”式的点滴积累，形成了今天的产业配套和市场机制比较优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身为经济学家的唐杰表示，他与张维迎教授对“创新中的ZF角色”理解，在“以市场为中心”的逻辑基础上是一致的。只是一个从右摸——警示过度的ZF干预会带来“市场失败”；而另一个从左摸——认为保障市场公平、保护市场竞争的合理ZF行为，能为市场机制的完善创造更好的环境。
转自：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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