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系列论文）利息原理之一~之五

（二）利率与经济增长（上）
        从公式r0×s0 = CPI1×(1＋G1)－sC1中可以看出，当CPI1不变时，随着G1的增加r0好像也应该增加。对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当G1增加时，实际上必须改变的是总储备率s0而不是利率r0。因为想要使经济增长的话，必然要有一定的积累；对于积累下来的不论是钱也好还是物也好其实都相当于储蓄或储备，要是没有这些东西作为基础根本就没法实现增长。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使人们愿意多积累一些，同时这种作用原理又不是行政的而是所谓的市场化的？办法很简单，这就是给储蓄者（也相当于储备者）多支付一些利息。
        从计算总储备率的原始公式s0 = mk/m0和计算利率的原始公式r0 = Δmr1/mk中可以看出，当总储蓄mk增加时s0必然随之增加，此时如果支付的利息Δmr1不变就等于利率r0减小了。反之，从计算利息的公式Δmr1 = r0×mk中可以看出，如果利率r0不变随着总储蓄mk的增加利息Δmr1必然跟着增加。由此可以认为，要想使Δmr1增加问题不在于利率r0的大小，关键应该让总储备即总储蓄mk增加。也可以这么认为，我们不能为了经济增长而擅自提高利率r0，这种达到积累的意图未必能够实现且还有可能付出多支付利息的不必要代价。比如，把利率r0提高一倍，人们觉得利率很高也就无须储蓄那么多反而使总储蓄mk下降，利息Δmr1的增加就会变得很不明显。这就是所谓利率对储蓄的正负效应问题，这就像多恩布什等强调的那样：“许多研究人员考察此问题，但很少有人曾发现利率提高对储蓄有很强的正效应。一般说来，研究结果认为利率对储蓄的影响微小，而且难以观察。”[1]实际上最准确的利率r0主要应考虑物价变动的因素，否则利率r0不是定得过高就是过低而对经济增长更不利。如果把利率r0看成是一个比较确定的常数，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看似平常却很重要的结论：利息Δmr1除了与利率r0有关之外主要与总储蓄mk正相关（但不能反过来操作）。这再一次反映出利率是被决定的结果而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经济变量，很多经济问题正是出在了对利率的不恰当改变上。
        当然，从上面的公式中无法再推出如何让总储蓄mk增加进而可以得到使利息Δmr1增加的结果。由此我们只能推理：在实际情况中，一定存在着另外的原因——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得支付的利息Δmr1和mk的其中之一首先变动了起来，然后还要形成良性循环。这种原因确实存在，这就是对投资的天然需求。
        从劳动的角度来看，如果认为原始的或先前的劳动是一种基本劳动，显然想要通过改变劳动方式以利于提高生产能力就是一种投资行为。或者我们干脆就这样认为：劳动或生产本身就是一种投资，所谓的投资只不过是改变了的劳动或生产而已。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投资是时时需要的，为了实现投资必要的积累也非常应该；两者实际上是从过去的、由小到大的良性循环逐渐发展起来的，彼此之间一直在相互寻找着机会并为实现各自的机会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就像只抽象地讨论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关系是由别的繁殖系统演变而来的，关键是只要有鸡就能有蛋，或者只要有蛋就能有鸡，先有哪一个都能建立起鸡与蛋的良性循环系统。此后当我们暂时少吃一些鸡时就能得到更多的蛋，进而又能得到更多的鸡；或者是，暂时少吃一些蛋就能得到更多的鸡，进而也就能得到更多的蛋。不论从何处开始投资都能得到预期的效果，区别所谓的先后反倒多此一举。
        由此可以引申理解为，作为一个经济体来讲，只要有人就等于存在着最起码的积累，基本的积累早已准备好了。如有必要，即只要目标可行又有利，再加上正确的方法，积累和投资就会很自然地启动起来并不断向前发展。例如，像历史上机械动力取代人力的演变、石油的广泛利用、电子产品的普及等等，反映出的都是这种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很多情况与其说是不具备投资条件还不如说是没弄清生产方法以及目标，要是方法得当目标又可行任何人都愿意投身到某种经济变革中去。
        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中，麦金农研究了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用统计数据考察了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率即M2/GDP的变化规律。下表（表1）是1953年～1970年日本、西德、英国、美国的M2/GDP比率[2]，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变化规律是怎样的。
                             
        因为M2 = M1＋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狭义货币M1等于通货和活期存款，所以麦金农从日本的这一统计数据中[3]先得到了这么一个结论：“M1仍然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相当稳定的比例，它从1953年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增加到1970年的大约30%。但是，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迅速增加了，它们在1953年同通货加活期存款近于相等，到了1970年却增加了1倍以上。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大量增加，导致了M2的迅速扩大，它从1953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7%，上升到60年代末期的98%。”[4]从原西德的这一统计数据来看[5]：“联邦德国的经历同日本极其相似。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从1953年约占M1的三分之二上升到1970年M1的大约2.5倍。在这整个时期内，M1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依然稳定在16%或17%左右。但是，M2已从1953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7%，增加到1970年的52%了。”[6]进而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货币负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向政府和私人部门提供银行资金的镜子——看来是经济中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和‘实际规模’的最简单标尺，本章将使用这个比率。”[7]
        可以说麦金农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但由于出发点以及角度不同使得结论并不完全准确并且让其深刻涵义的很大一部分被埋没了。事实上“实际规模”只能是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因为只有这部分货币才真正对应着实物即储备，除此之外的货币只不过是银行所提供的专门用于流通需要的金融服务而已。例如，企业所需的流动资金就是如此；相对来讲也比较少，并随着金融服务越发达其现金需要越少。要是投资所动用的必然是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中的数额，而且惟有这一数额即可对应的实物才能起到增加投资的实际效果。这就像麦金农也意识到的那样：“有形实质资本，即各种商品的存货，是向储蓄者开放的主要的可选择资产，这种实质资本既可以替代也可以补充实际货币余额。”[8]正是因为各个国家以及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各种商品的存货”的不同，所以投资数额相同其发展效果也未必一定相同。对此麦金农意识到的非常正确：“面对极不一致的收益率，以为经济发展仅仅就是相同生产率的同质资本的简单累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经济增长理论家和经济计量学家，将相同生产率的同质资本列入生产函数，他们一直明确地持有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无疑也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实际上常常执行以各种方式扩大短期总投资的战略。”[9]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是其经济结构，即各行各业乃至各种产品以及服务的生产能力。也可以这么认为，要想提高发展速度就必须增加积累，在投资带动下这会使M2/GDP的比率不自觉地扩大。或者说，在生产能力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获得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能不积累那么多，这也反映在M2/GDP的比率比较大上。至于为什么要增加投资，显然这是受价值原理驱动和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的双重作用结果。

（二）利率与经济增长（下）
        M2/GDP的比率确实不具有一般的可比性，即不能简单地用这一数值的大小去判断一个经济体的实际发展情况到底如何。不过这并意味着M2/GDP没有最佳比例，只要再参照一些其它数据即可。也就是说，要是能够理解生产能力的性质以及改变的意义，从这一点出发并沿着这个方向思考就可以得到某种一致的结论。对此可以这么分析，我们用人均GDP来广泛地表示生产能力的情况，因M1占M2的比例不是很大就用M2近似地代表总储蓄的数值，这样M2/GDP就约等于我们所说的总储备率s0的意思。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其总的生产能力都比较低，这反映出的就是人均GDP也比较低，此时谁的M2/GDP的比率比较高就等于其总储备率s0也相对较高。这意味着该国或地区已经有具有一定的物资储备，对其经济发展必有好处，这样M2/GDP的比率高要比低好。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随着总的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所反映出的正是其人均GDP在增加，这也体现在可以生产出更多的GDP但未必需要更多的积累，于是M2/GDP的比率呈下降的趋势并最终达到一个高处（人均GDP高）的平稳状态。发展中国家的总储备率s0在30%左右（人均GDP最低），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值一般在60%左右（人均GDP最高），而在两者之间过渡的国家像中国等其数值最高远高于100%（人均GDP适中并在快速增加）。发展中国家的M2/GDP较低但用人均GDP衡量就能看出这不是什么好事，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值也并不高可用人均GDP衡量就能看出这一定是好事，像中国这样的M2/GDP最高的特点迟早要像发达国家的情况靠拢即不可能永远这样。从表16-1的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的M2/GDP的比率在1965年达到了最高值，之后就开始下降了。相对来讲，英国和美国的M2/GDP的比率变化不大而人均GDP却一直在增加，这正是已经处在发达状态的标志，即总量都在增加但又保持了一个合理的比例。在GDP的内部结构上，发达国家的三个产业的各个方面也已调整完毕即遵循配弟-克拉克法则。可以说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其中的每一步都是经过艰苦奋斗、踏踏实实的走出来的。这除了实干以及在先进技术的帮助下绝无投机取巧的可能，所谓货币“供应”或“资金”（“同质资本”）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反倒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这么认为，经济发展真的不单单是金融方面的问题，当然好的金融服务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实这就是包括金融在内的实体经济怎么合理运行的问题。
        但可惜的是，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除了有人因政治疑虑目的的意义外，对于如何促进发展的分歧意见就更大，即方法问题还很不统一。可以说，“金融抑制”并不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也不是通过分析“经济增长和金融资产需求之间的关系”[10]就能找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正确方法的途径。这么研究其实把问题颠倒了，只有深入理解了经济增长的实际需求我们才能在金融方面做好相应的工作。否则的话，过度的“金融资产”——也是所谓的“金融深化”——无不对实体经济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就像主动增减衣服以达到改变天气的目的到头来非得得感冒不可。
        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当政府试图通过改变利率以实现预期的投资行为时，这种调整方式会不自觉地破坏了经济当中的一些自然关系，反倒欲速则不达。比如，希望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和需求，实际结果往往是这样：随着利率的降低，这就等于减少了支付的利息Δmr1，可作为自然形成的利率r0应该保持不变，或者说总储蓄mk与Δmr1正相关，由此mk对应的总储备必然跟着减少，此时即便是想增加投资都无法实现。伴随着总储蓄mk的减少，反映出的就是经济体好像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储备即各种产品，需求有下滑的趋势，生产当然不必再产出那么多的“总值”即经济增长应当减小才“对”。这种所谓的“对”即相适应就使得经济要下降而不是上升，结果经济增长必然要放缓甚至开始衰退。随着利率的一次又一次的降低，与调控者的愿望正好相反，经济会不断下降直到衰退正式开始并将连续衰退下去。正是自然的因素形成了这一结果，想要打破这一怪圈同样需要自然的作用；也就是说，唯有从自然的角度才能解释衰退到什么程度之后就不会再进一步衰退了。
        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伴随着对总储蓄mk需求的减少，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使物价降低了，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好事，这就像宏观调控者的良苦用心之一是要尽量避免物价不断下滑的用意一样，此时意味着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也减弱了。当总储蓄mk减少到低于一个经济体本该有的数量时，一旦发生了什么意外就很容易造成供不应求的被动局面。实际的mk比理论值越低，其供不应求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价格的反向变动也跟着增大，越是过大的价格变动就会越提醒人们，需要重新增加生产，这样衰退就越容易自然结束也就是新的一轮复苏又将开始。
        反过来，衰退越容易结束说明总储蓄mk比理论值越低，这会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以为需求很大并将一直持续下去，这样投资就开始增加甚至会过分地增加。在投资开始增加的初期，经济无疑又恢复了增长，这对于把总储备率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很有好处。不过由于实际的总储备已经变小，随着对储备需求的增加使得储备生产更应该增加，这就使得投资的需求又反过来激发了对投资品生产的需求以及连带的再投资的需求，结果会越发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此时的价格特别是投资品的价格上涨速度一般都非常快。宏观调控者觉得形式不妙，好了伤疤忘了疼，又掉转头来开始提高利率以抑制过热的投资。这同样事与愿违甚至是在帮倒忙，实际结果是这样的：随着利率的提高，这就等于增加了支付的利息Δmr1，同样的道理，总储蓄mk应该跟着增加。但这也意味着应该增加储备，显然应该增加投资和生产才对。当然，单就提高利率来讲好像储蓄货币更有利，可从物品价格上涨幅度来看实际上储备物品要更合算；即算总账（价格上涨所得减利息上涨所失）增加储备更有利可图，任何厂家都愿意增加投资和生产。此时提高利率并不会抑制反而刺激了投资和现有的生产，其结果当然会使得在利率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人们也愿意增加投资以生产储备；同时价格也会跟着需求的拉动不断上涨，其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都会不断攀升。为此宏观调控者只得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连续加息（实则踩油门），直到不用再加了为止。同样的道理，造成这样的结果是有其自然的因素在起着作用，想要判断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增长会自动停下来即利率不用再加了也要从自然的角度分析。
       总储蓄mk的基本原理是为了抵御风险，其数值自有其合理的范围。当实际的总储蓄mk对应的总储备远远超过本应该的理论值时，如果意外没有超出预期，包括投资需求在内的“损失”不比平均值大多少，那储备量就要严重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储备者不但拿不到应有的补偿，甚至连本钱都得搭进去，即大面积的亏损将不可避免。此时任何一个生产者都知道该怎样重新调整产量和如何处理存货以及投资问题，伴随着普遍降价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就宣告结束。只有到了这时，经济增长才会自动停下来，利息也不用再加了。之后不久，宏观调控者又闭门讨论起了降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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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观经济学》（第七版），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301页。
[2] 参见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103、104、106页。
[3] 同上，第103页。
[4] 同上，第105页。
[5] 同上，第104页。
[6] 同上，第105页。
[7] 同上，第105页。
[8] 同上，第110页。
[9] 同上，第10页。
[10] 同上，第108页。

（三）利率与货币发行量
       从公式r0×x×s0 = CPI1×(1＋H1)－H1′－sC1中可以看出，为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必然要增发相适应的货币，即H1应与G1相当，余下的只是货币超额增发即H1′的问题。那么银行是否具有调控超额增发货币的力量，或者说能够人为地控制H1′的数量吗？每一个国家的中央行都希望能做到这一点，其中经常动用的工具之一就是调控利率；但非常遗憾的是，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人为所做不到、也做不好的。其实从对利率与经济增长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政府想让企业增加投资企业未必肯接受，反过来政府企图抑制人们增加投资企业也会照样奋不顾身，想要控制货币发行量从没达到事随人愿的程度。如果硬说货币发行量的变化就是人为调控的结果，那么这种结果通常都与“调控”的目的相反。也就是说，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超过某一数值之后货币必然要“超额”增发，即我们称之为的货币超额增长率H1′要大于0，这些变化都有其内在的原因。从动态的即价格变动的角度来看，不存在所谓的超额增发问题，一个经济体需要多少货币就会有相应数量的货币为之服务。
在对利率与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我们只是大概分析了一些变化，现在可以用一些数据来比较精确地探讨其中的规律。
       假设r0 = 2.5%，CPI1 = 1.5% ，sC1 = 0，H1= 0，H1′ = 0，由此可以得到：s0 = 60%。这差不多要储备GDP0的60%，为什么储备量要这么大？
       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种储备是积累了几年、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结果，其存量的事实就是如此。例如，像粮食一般足够我们吃上一年多，特别是像机器厂房这类固定资产绝对够用上几年、几十年的。从理论上来讲，也就是说不考虑以后的问题，很多物品真的在几年之内不生产都足够用。这正是迂回生产的好处，也相当于干了一个小时的活又积攒下了很多小时。这样一累加起来，其动态的储备量就变得相当大。这种动态的储备就相当于一种特殊的生产能力即再生产能力，即在关键的时刻比如因意外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们也能正常生活。也正是这种再生产能力还能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好处，即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随着积累越多反倒越容易积累。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通常在第二年并不需要再生产出一个相当于多少GDP的总储备量，实际上只须把折旧和损失的部分补上即可，而这种补充能力恰好与积累成正比。因为要是可以积累出更多的数量，这说明在需求相同的情况下其生产能力越高，当然补充起来也就越容易。
       现在假设H1 = 3.0%，即相当于经济增长率为3.0%，其它条件不变，由此可以得到：s0 = 61.8%；此时的总储备率s0变化并不大。但问题在于，要是CPI1不变那真是再理想不过；可事实是，CPI1也一定会跟着变化。因为当投资需求增加时，这就迫使总储备率s1发生改变，所以物价必然要上涨。如果一时间投资需求增速很快，而补充的速度又小于减少的速度，那物价往往上涨得更大。假设CPI1由1.5%变到了2.0%，即实际的结果为CPI1 = 2.0%，由此可以得到：s0 = 82.4%。这一变化就相当大了（远超过了3%的GDP增长幅度），不难想象其“需求”缺口对价格上涨会有多么大的拉动力量。 如果让sC1 = 0.5%，即让储备就减少这么多，似乎可以降低对总储备率s0的要求（此时为62.4%）。但问题在于，当GDP的增长率不够大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假设GDP的增长率为3%，且增加的全部是储备，在这里也只能让总储备率s0增加5%，要想进一步增加储备就必须相应减少消费品的生产。由此必然导致储备的价格上涨以“冒充”总量的增加，结果就是价格的普遍上涨。例如，设sC1 = 1.5%，r0 = 2.5%，H1 = 0，H1′ = 0，G1 = 3%，CPI1的实际结果就是2.9%。
        假设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出现了货币超额增长的情况，设H1′ = 10%×H1 = 0.3%。如果其它数据都不变，则s0明显地就要变小；这种美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实际上CPI1也将跟着上涨。假设CPI1由2.0%又变到了2.5%，经济增长率也由3.0%变到了3.5%，由此可以得到：s0 = 91.5%。这一变化就不是相当大而是相当巨大了，要增加一半多的总储蓄，扣除价格因素实际的增产根本就做不到，为此只有靠进一步的涨价即用所谓的“泡沫”来充数。可在以后的几年中包括投资在内会“损失”掉这么多吗，显然自然和社会并没有那么大的“消化”能力。其结果就是在未来的几年中，又会有数额巨大的“储蓄”因“泡沫”破裂而被“自然”损失掉。
       在以上的计算中，似乎只要改变一下利率一切问题就都能解决。对此从数学上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个算术等式而不是方程式，其中的变量只不过是都用符号代表了而已，所有的数据不能脱离现实任意假设。比如，我们把利率提高，以解决储备量不足的问题。很显然这应该是之前要做的事情，之后当然已经来不及了。再比如，把利率降低，以解决物价上涨过快的问题。可问题在于，随着投资增加对储备需求的不断拉动作用岂不促使物价上涨得更快。
       当降低利率时，其目的无非是想让人们减少储蓄货币并鼓励人们更多地生产和储备物品；可是随着利率的降低这就意味着储备物品更不合算，相对来讲人们就更愿意储蓄货币而不是增加生产。这样以储备为代表的物品的价格下降得更快，即对生产更不利，降低利率的意图也就落空了。之所以要提高利率，这是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通过此举可以减少对投资的需求进而降低物价。可从利息的作用原理来分析就不难想到，这其实会更加促进人们去生产储备而不是储蓄货币，结果因需求增加物价上涨得更快。此时生产更有利，投资热情也会更高，调高利率的意图同样也实现不了。那么我们可否反过来，在原来的“该”降低利率时调高利率，反之则把原来的“该”调高利率改成降低利率，这样做就能实现相机的目的吗？
       其实这同样也达不到目的，这么做结果会更糟。例如，当物价下滑时，这已经意味着储蓄货币比较合算，调高利率后储蓄货币就更合算，自然人们也就更愿意储蓄而不是生产。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也在提醒生产者好像储备不够，应该增加生产才对。可价格要是没有上涨的趋势那没谁敢冒然增加投资，这种等待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到了储备被消耗得差不多的时候，即只有经济从低谷走出后投资才会自动增加。或者说价格不上涨谁也不肯增加产量，这正是动态的供给曲线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当物价上涨时，我们降低利率，这当然对生产者更有利，其结果只能更加促使增加生产而不是储蓄。同样，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好像生产储备不合算，但只要眼前的利益不消失即价格还在继续上涨（需求的速度比补充的速度更快），各种生产就没有停下来的理由。只有到最后价格不再上涨了，投资和生产的增速才会降下来；当然，此时也意味着经济已经过了高峰并开始下滑。
       这些都说明，调整利率本身不会影响到价格的变化和改变对货币的需求，这就像单方面改变穿衣服的多少不会改变气温的道理一样，价格或气温的变化确实都是由另外的独立性因素引起的，利率只是随之变化而已。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么一点，这就像穿衣服不是为了天气而是要保持身体恒温的实际情况那样，利率的变动也不是为了价格而是要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当价格处在一个合理的变动范围之内时，利率确实没有必要过分地改变。可一旦我们出于别的目的人为地调整了利率，这种调整的准确性又往往很低，这就像天气虽然没变但错误的增减衣服会使身体的恒温状态遭到破坏仿佛天气真的改变了，为此利率就要不断地反复调整犹如衣服也得不断地增减一样试图让一切都能稳定下来，其结果却是不稳定的举动就像踩钢丝绳那样造成了重心的更加摇摆使得系统更不稳定或者说更难以控制。这仿佛是在掌控着一切，实则显得非常笨拙。也可以这么认为，下调利率就像重心偏左了需要偏右才能调整过来，可这解决不了偏右的问题而是在纠正上一次的偏左问题；同样的道理，上调利率就像重心偏右了需要偏左才能调整过来，可这解决不了的偏左问题而是在纠正上一次的偏右问题。可想而知，要是调整失当的话，其调整本身就会自动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而必须连续不断地调整下去。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想要通过控制利率来操控货币的数量很不现实。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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