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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死去了 王船山为何还活在人间
王夫之（船山）墓位于湖南衡阳县曲兰乡大罗山中，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初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病逝于湘西草堂，是年十月葬此。中为王夫之墓，北侧是其继配襄阳郑氏夫人墓，南侧是其儿媳刘氏墓。
那是一座孤独的山。衰草，斜阳，乱石，荆棘。其可观者，唯山头那黄褐巨石，其状如船。当地人叫它石船山，位于衡阳县金兰乡。石于天地间守望，船在时光里定格。远近的田园和村落，仿佛铺开苍茫的记忆，让人回到三百多年前。
公元1691年的深秋，石船山与一个老人久久对视。
他一脸清癯，伫立在那草屋前，冷冷秋风将他的长衫吹得啪啪作响。他缓缓地转过身，走进草屋，写下一行清丽的小楷：“船山者即吾山”。那时候，他预感到生命无多，自撰了一则墓志铭，曰：
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所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恤以永世。
两年后，正月初二，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残破的病床上，这个自号为船山的老人终于停止了思索。他的眼，永远的闭上了。草堂里的空气，砚里的墨，连同那支日夜奔走的笔，忽而一夜冰凝。
这位自号为船山的老人，那些于生死困顿里写下的文字，让这僻静的南方风水，亦如朝圣者的梦境。
明月，朗照着断肠的历史；石头，踞守着绵延的坚贞。
（一）船山先生降临于衡阳府回雁峰下的时候，正值明末万历，公元1619年。
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紫禁城的万历帝，早被一朝哓哓文官掣肘得心灰意懒，这至高无尚的皇帝无奈地发现自己简直就是权力运作中的一个符号或影子。整个帝国，恍如一个抽离了精神的庞大外壳。重文抑武导致兵力衰弱、军备松弛，思想禁锢带来道德沉沦，礼崩乐坏。经济凋敞带来民怨沸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黄仁宇先生的《万年十五年》，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背影。
上天赋予船山的人间岁月，开启于这样的王朝，这样的时代。
船山父亲王朝聘，毕业于明朝最高学府国子监。船山之所以聪颖过人，与父亲的遗传不无关系。三岁起，他就和长兄介之一起学习十三经，历时三年。父亲南归时，他才九岁，便随父学习经义。四年之后，船山应科举，中秀才。随后，又两次与其兄一道应考，均未得中。与“十五志于学”的孔子一样，船山跟随父亲学诗。
1637年，17岁的船山与陶氏成婚。次年，离开家乡，负笈长沙，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山长吴道行。
那一段美好的读书时光，明如山间新月，静如涧外幽兰。令天下士子欣然向往的古老书院，悄然绽放着船山的青春。
想当年，船山伫立于书院之前，耳边仿佛回响着四百多年前的“会讲”之声。其时，张南轩因得五峰先生真传，让思想与学问冲决了科场应试的形格势禁，开创出“传道济民”的湖湘气象。远在福建的朱熹，从武夷山起程，来到麓山湘水间。“朱张”就《中庸》展开会讲，历时两个多月。四方士子喜出望外，奔走相告。
十八岁的船山沐浴着这些圣贤的思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这里，他读周易老庄，孔孟程朱，读《春秋》与经史，思想贯穿于先秦与汉宋，精神悠游于儒、道、释之间。他以经史为食粮，却从不止于经史的疏笺。他喜欢与古人神交，与历史对谈。从那时起，湖湘学派所特有的原道精神和济世品格，恰如一枚饱满的精神种子，洒向船山朝气蓬勃的岁月里。
“训诂笺注，六经周易犹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 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或许，船山也无从料到，百年之后，他得获得晚清郭嵩焘的如此赞誉，他的思想与学问，成了湖湘精神里一簇醒目的光焰。书院如同他的一个生命驿站。从这里出发，船山继续奔波于科考之途。
1639年，其兄中副榜。是年，他与郭凤跹、管嗣裘，文之勇组织“匡社”。四年之后，湖广提学岁试衡州，王夫之被列为一等。这一年，他23岁。此后，他又以《春秋》第一的成绩，中了湖广乡试第五名。而在这次科考中，长兄王介之中获得第40名，好友夏汝弼、郭凤跹、管嗣裘、李国相、包世美亦都榜上有名。
（二）船山的科考之路，以及他一生的温暖时光，于公元1643年嘎然而止。
那一年，就在他准备继续应考的时候，天下已然大乱，连北上的交通均已被农民军切断。乱世的动荡，彻底打破了船山的平静。一夜之间，家乡衡州就落入了杀人如麻的张献忠之手。烧杀掳枪，杀声四起；鸡飞狗跳，尸横遍野。原本安稳的土地，顿时笼罩着血腥与惊恐。村庄都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唯有那昏弱的灯火，如同凄迷的眼睛。个人与家庭的命运，仿佛风雨飘摇里一片树叶。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船山的父亲，本一介书生。此时，却成为张献忠手里的一枚人质。命入虎口，生死一线，船山与长兄心急如焚。情急之下，船山自己刺伤面孔，敷以毒药，乔装为伤员，命人抬入敌阵。凭着智慧，船山终于救出老父。趁着月黑风高，父子逃至南岳莲花峰下。从是年中秋，一直躲到次年正月。
次年即是公元1644年，中国历史上充满惨痛记忆的甲申之年。
想当年，南岳方广寺前，雾霭飘飘处，梵音袅袅中，呈现一派刀枪林的愤怒与肃杀。这群志节不移士大夫，抱定赴死的决心，起兵抗清，志在夺取衡州。然而，这支微小的武装力量，又怎敌清兵的强悍？旋即兵败。主事者管嗣裘，于此次抗清中全家遇难。船山逃往肇庆，奔永历朝而去。很快又辗转至广西梧州。桂林留守瞿式耜荐船山于永历。永历帝见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船山后，赞其“骨性松坚”。金瓯残缺的末世，到上是贪生的，怕死的，降清的，变节的，党争的，内讧的，争权的，夺利者。在那个“天下无道”的时代，可谓丑态百出。
然而，与船山相交的挚友，从来都是板荡时势下的忠节义士。其时，指挥湖南抗清最力者，乃巡抚何腾蛟。此人侠义忠心，赤胆可鉴。即令明朝大势已去，仍不惜九死一生。战败后，被俘于湘潭，临死之前，口渴难耐，曾请僧人至易俗河打水。僧人不解，说湘江近在脚下，为何舍近求远。何腾蛟说：“此间水已染腥秽，岂可污我冰玉肺肠。一宿河尚从明土流出，故堪饮耳。”
是啊，明代本是万里山河，自从山海关那里打开一个缺口，清兵有如铁骑突进，明军节节败退。装在船山心中的，不过是些残山剩水。这些皇室遗脉的弱小政权，如缀于南船的暗淡星火。
公元1650年，船山随永历帝避乱于梧州，任朝廷行人之微职。梧州一年，算是船山先生他为官从政、效命朝廷的全部。即令是偏居一隅，即令政权始终在摇摇晃晃，船山依然看到小朝廷内不断上演着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那里充满着党争的风诡云谲与明争暗斗，也弥漫着着忠节的溃烂与颓唐。
船山的心，始终如明月高悬。他愤恨王化澄勾结陈邦博、夏国祥等人来控制朝廷，却对金堡、蒙正发等耿介正直之士心存敬意。在朝廷党争的关键时刻，船山不顾人微言轻，情动于辞，越职上疏，为严起恒据理辩诬，几至引来杀身之祸。然而，严起恒最后还是被杀。永历朝廷，从此落入奸邪小人孙可望之手。
船山“抱刘越石之孤忠”而来，终究“命无所致”。永历朝中的日子，带给船山的只是沉痛与失望。那些日子，船山站在南国的瘴气里举目四望，仿佛看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泱泱大明沦落至此，与其说是江山易主，莫如说是道统陨落，是汉族文化的病态与羸弱，是上至庙堂、下至江湖的纲常不振与人心异变。
然而，即使是“大道不行”的时代，圣贤的精神依然未死。船山并未绝望，他的内心总有感动。公元1650年，永历朝迁于桂林。旋即被围。当孔有德率清军攻陷桂林时，留守瞿式耜与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在敌军的包围中，视死如归，秉烛夜饮，各赋绝命诗。以一种“士可杀，不可侮”的精神，纵身于独秀峰下。
那些年，于肇庆、梧州、桂林辗转奔波之后，梦断他乡的凄惶，终于弥漫于船山的内。
公元1651年，他携续娶的郑氏，回到了故土衡阳。天地还是那么熟悉，山水依然兀自明丽。可是，人们再也找不到家的方向。就在清兵的眼皮底下，船山栖身于双髻峰下续梦庵，于“留头不留发”的腾腾杀气里，船山所拼死坚持的，就是至死不曾剃发。他平时出行一直是头戴斗笠、脚着木屐。
那是他的底线。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以示他与清朝“不共戴天”。
荒郊三径绝，亡国一孤臣。船山此次回乡，标志着他的生命进入了另一阶段。他清楚地知道，明朝已是无可挽回的朽败了。他心中升起的那一轮明月，只能临照过去的山河。
那些年，船山看到了太多的忠肝美丑，也累积了太多的困惑与疑问。既然现世无路可走，他就驻心文化，对话历史。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他的内心有着太多的“天问”，他要为历史与人心解开太多的“为什么”。饥寒乱世不过是活着的寄身之所，华厦文化方是他心中的家园。
然而，那末世的动荡与威胁，从未给过他生存的平静。孙可望把持永历朝政之后，将军李定国曾击败清兵，收复衡阳。他想邀船山出山，以挽南明残局。而此时，船山泪已干，心也冷，他婉言谢绝。于续梦庵隐居两年后，再避难于姜耶山。这里，漫山多为野姜。船山就像一个浪人，自命姜翁，以野姜充饥。此后，再度隐姓埋名，化身为一介瑶民，于兵匪浩劫中逃过一命。37岁那一年，他在耒阳乡下的兴宁寺里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潜心研索《老子》，日后结集为《老子衍》。五年之后，他重回金兰乡，筑败叶庐，以读书隐居。船山以为余生可以获得安宁，哪知道造化还在弄人。次年，妻子郑氏溘然病逝。那是他生命里的至爱。上天让船山经历了太多的死别生离，他老泪纵横，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既《老子衍》之后，船山几乎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哪怕腕力拿不起砚台，哪怕饥寒交迫，哪怕生死当前，都不曾改变。《黄书》《家世节录》《尚书引义》《读四库大全说》《春秋家说》……
每一本，都是一声追问，一道印痕，一段坚忍卓绝的生命。
天地很大，船山却是那么瘦，那么小。他的文字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并没有太多人读到。然而，他的笔未曾停辍。他相信历史终将回望，也相信那种千年回望里定能看见这未绝的薪火。那就是“为生民立民，为天下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人风骨。是的，张横渠的句子像银色的月光一样，为船山照亮了人生。
过了知天命之年，船山遇到了更大的苦难和动荡。
在这里，《礼记章句》《宋论》《庄子通》《庄子解》《经义》《俟解》《张子正蒙注》《楚辞通释》《周易内传》《读通鉴论》等五十岁以后的作品都在这里撰写，定稿。令人感慨万分的是，《庄子通》竟然成书于麋鹿洞中。
于船山来说，肉身在破碎的现世里颠沛流离；心灵却在悠远的文化里溯流从之。
明朝死去了，船山还活在人间。他像一个孤苦伶仃的弃儿，寄身于陌生的天地之中。他以文字为人间弘道,创造出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精神生命。
（四）从三十三岁回乡到七十三岁辞世，整整四十年时光，船山由青年而壮岁，而正午而黄昏，他的生命里，几乎失去了所有生存的享乐与欢娱，哪怕是交游、出行、相遇、对话、饮酒、酬唱的安稳日常，都鲜有发生。
船山的全部岁月，都寄身于山间草舍，荒郊寺庙，麋鹿山洞。
现世的船山是孤独的，文字里的船山却并未寂寞。他在与历史对望的时候，感觉到未来的目光也落到他的肩上。
想当年，在兴宁寺的僧房里，清脆的钟罄声敲打着佛地的宁静，船山坐在尘封的小窗前。对于老子所言的“涵虚守静、无为而治”，血气方刚的船山无法认同，他无意于从“无为”的思想里寻得慰藉，相反，他仿佛站在老子的对面，以激切的文字与之展开哲学的辩论。《老子衍》里，随处都是那元气丰沛的质疑与讨论。船山自云“六经责我开生面”，“生面”何以开？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间，船山不愿沉于经义注疏，更愿融汇古今，独抒已见。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他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三十多岁的船山，内心充满了入世的道义和理想。他以儒学与理学为精神底色，纵然历末世之乱，也不赞成“无为而治”。他的文字里回响着提问的声音：“争”未必起于“贤”吗？“盗”未必因为“难得之货”吗？“心”未必“乱”于“见可欲”吗？
船山从起兵抗清到永历朝中做行人，始终是一个“知行合一”之人。然而，《老子》对于知行关系却是这样的观点：“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船山的目光久久在文字间徘徊。他似乎忍不住，冲着永远无以应答的老子大声提问：然则天下岂有“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者哉？
船山的思想魅力在于知行合一，亦在于批养与质疑。从先秦至宋儒，人性善恶从来就是一个古老的议题。船山是如此看待人性的呢？人性之善恶由由天赋的吗？船山提问说：“则夫天命者，岂但初生之顷命之哉？……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信无其根也。幼而少，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由此，他认为人性之善恶并非上天一次性给定的，而是“命日生，性日受”。这种“日生日受”的人性论，第一次将人性置于生命成长的过程去审察，堪称古今人性思考中的重大思想里程。船山避吴三桂于麇鹿洞时，已是花甲老人。背弯，发白，眼花。你想啊，春天的麇鹿洞里，那么湿， 那么黑，那么冷。 雨脚如麻，而布衾如铁。除了虫鸣，明无他声。老人枯坐于洞中，就是一个逃难的难民，然而，有谁知道他的心中依然升起了明月，依然充满怀想着宇宙、生死、人性的诸多命题？
在那个幽暗的洞穴，最温暖而有光的只他随身带着的那本《庄子》。庄子的智慧，给船山以最柔软的抚慰。事隔多年，他也不再像当年面对《老子》那样的质疑，他从庄子的思想里获得了于生命的逍遥与君子的达观。
船山无从料到，他所撰写的《庄子通》在他身后一直流传。它放在学者的书房里，放在茶香与古琴的声响里，放在朝阳与月色里，可是，有谁从这些字里嗅到过当年山洞里的潮湿，嗅到过那隐隐的麇鹿气味？
那，才是船山的现实的境遇与难苦的生存。从山洞回到草堂之后，船山的精神开始在历史的天地里俯仰纵横。他的语言，无法诉诸大清治下的现世，只能潜入历史的时空。臧否得失，评点人物，反复探询一个王朝的兴衰治乱。
公元1680年，船山开始撰写《宋论》初稿。
或许，在船山心中，宋明二朝同有灭于异族之手的命运吧。在《宋论》里，船山先生评王安石、评岳飞、评文天祥，也评秦桧、评高宗，评宋代内政外交的成败得失、兴衰际遇，那些烛照幽明的史见，那种顾盼多姿、清丽宛转的文字，那种传道济民的情怀，历千百年而依然发着光亮。
那是文字，更是船山先生独立不羁的思想。似乎篇篇都是“宋事”，而又好像句句都是“明言”。
船山更为宏大的史论视野还在于《读通鉴论》，以及《读四库大全说》的诸著中。完成《读通鉴论》的时候，船山已近古稀之年。待修订30卷成书时，已是去逝前不久。在这里，李斯，赵高，项庄，韩信，贾谊，曹操，无数发人之未发的人物史评都在船山的煌煌文字里。那里的文字，充满了人间之“道义”。何种“义”呢？用船山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
与船山“三义说”相应的，是其“三罪”论。在他看来，“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难怪杨昌济先生说：“船山先生一生之大节，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民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极痛”。诚如此，船山一以贯之的立场与信仰就是汉族的民族主义。在他心里，民族利益高于社会利益，社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君王利益。
与船山的史论相映生辉的是另一种文字光焰，那是船山对于宇宙与人生的哲学思考。
在这种形而上的思考中，船山像《逍遥游》的那一只鲲鹏，“其翼若垂天之云”，俯察万类，他以超凡的形上气质，构建起自己的哲学王国。
在那里，“气”与“道”，“心”和“性”等寻常语词，因为他的定义，而具有中国哲学的思想磁力。
岳麓书社《船山全书》套装16册
（五）船山少年时即跟父亲学作诗。纵然一生苦难不绝，他以诗交游，以诗纪行，以诗言志，诗，成了心灵与情感存在的方式。秋水蜻蜓无着处，全现败叶衰柳。这是船山写于暮年的一句词。那是一种意境。更像是他一生的写照。秋水虽净，满目却是“败叶衰柳”；晴蜓低飞，却找不到一个立足之地。
船山是那么想要倾诉，想要表达，可环顾周遭,他又几乎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日日陪伴他的，永远是老庄、孔孟与程朱，是尚书、春秋与周易，是文明与历史的千百年演绎。
一册经史，一行典籍，都在他内心里发着光亮。他日日以文字和笔墨为口舌，吸内天地、对话经理、晤面先贤，探寻人性。在那样的乱世里，很多时候，对他来说，得到一张不曾写过字的纸，都是一种莫大的欣喜。他心归于此，隐于山间草屋，却拥抱着历史与天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或许，船山的生活里并没有谈笑风生，他习惯于沉默。隐忍的背后是忠诚，忠诚背后是孤独。他永远都有质问，都有呼号，都有忧思，都有洞见，都有创造。这些，都在他对于经典的重建里，都在他的思辩里，也都在历史的明月里。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是啊，船山属于明月。明月是他的时间，他的道义，他的信仰。转自：http://guoxue.ifeng.com/a/20160930/50052989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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