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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香港曾经是人贩子的“天堂”
我很感激记者这份工作，逼迫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穿梭于香港的大街小巷，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脚丈量这座城市的长与宽。有时候信息量太大，以至于我会忘记一些细节。比如，我忘记了那天是去干什么，只记得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汗流浃背，匆匆地走在铜锣湾的街道上，于某个红灯前低头躲避刺眼的阳光。不经意间抬望眼，忽然看见一座古典的建筑。好奇地趋步上前，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保良局”，一家有超过130年历史的慈善机构——香港就是这样一步一风景。
我也感激记者这份工作给了我不少勇气。四川雅安发生地震后，我于第三天奔赴灾区，与已经在那里的香港公益组织“无国界社工”会合。在雅安的一周时间，我跟随他们做志愿者，感受香港公益组织的办事风格。他们低调、务实、公开、透明，真心让人佩服。了解他们后，你会知道为什么香港市民总是那么热衷于慈善事业，香港更有“慈善之都”的雅号。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香港也不是。今天的香港，治安可谓在全世界的城市中也首屈一指。反正我在香港十年，从来没有丢过一次钱包或手机，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亲眼见过盗窃行为。但是时光回溯一百年，情况就大相径庭了。
19世纪末，香港拐卖人口的案件严重（香港人称人贩子为“拐子佬”），逼良为娼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当时的东莞县驻港客商卢赓扬、冯普熙、施笙阶等人，可谓是“绅商”，主动担当起社会治安的责任。他们于1878年11月8日联名上书时任港督轩尼诗爵士（Sir John P. Hennessy，1834－1891，今日湾仔、铜锣湾一带的“轩尼诗道”，即为纪念这位港督），要求批准集资悬赏，惩查拐带，以除拐匪而安善良。在清末民初，中国还是士绅阶层举足轻重的社会。
全港绅商闻讯后，纷纷响应，召开会议，促请ZF顺应民情，批准设立“保良公局”，专责防止诱拐，保护妇孺。很快，一周后便起草了成立方案，交由轩尼诗本人核阅，继而成立“保良局”，开始慈善工作。1882年8月5日，修订之后的“保良局条例”终获批准，刊于《宪报》，局址起初在上环普仁街。但随着收容人数日增，原址不堪应用，随后迁入现在铜锣湾礼顿道66号地址。前文所说，我一抬头看到的，便是近百年的香港史。
或许由于香港的民间公益组织，从一开始便是抱着明确的目标而成立，也没有什么“杂念”，所以显得尤其务实，有时候甚至显得过分低调。
香港的慈善团体，所有的账目都是要公开的，包括在募集来的资金中，有多少成分用于行政开支。香港慈善团体要随时准备接受传媒、民间的质疑，并完全透明地公开所有涉及账务的细节。有个著名慈善组织，前几年就曾因为行政费用在所有开支中的比例过高，而遭到各方面的质疑。然而，好在每笔钱都可以查到去向，不是糊涂账。
转自：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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