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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除了实体经济的振兴，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今天，中国股市继7月1日成功站上3000点以后、再创反弹以来的新高，而央行行长周小川今天在全球智库峰会上表示，国有股转持，就是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周小川认为，这个步子还应迈得更大一点。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公司部门的利润较高，缘于股权分布结构，广大劳动者只分享到较少的公司利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的原因。步子还应迈得更大一点以便能让公众能分享公司部门的高收益。”
周小川是在分析中国储蓄率问题时说这番话的。他说，金融危机以来，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的确，两国都应该进行改革，但不宜夸大其中的作用。如今年5月美国家庭储蓄率已上升到接近7％，但是否能持久还要观察，因为结构调整并非易事。
对中国而言，储蓄率过高，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关。他列举数据说，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实际上很稳定，1992年是20.3%，2007年是20%，期间低的时候到过17%，但基本保持在20%上下；而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1992年是11.3%，2007年达到22.9%，涨了一倍；同时，政府也就是公共部门储蓄占GDP的比例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也上升了近一倍。也就是说，新增收入，大部分被企业拿走了，居民收入变化不大，消费就很难上去，储蓄率就很难降低。因此，如何让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包括让更多国有股转持给公众等，是周小川开出的一张药方。此外，鼓励加大对城镇的投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储蓄率。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中方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当然是扩大居民消费，这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但可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一时得不到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次优的选择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显然，工业投资过多会导致产能过剩。中国尚有一颇具潜力的投资领域是城镇化发展，它为未来的人口迁移、消费条件和服务业发展打下基础。”
来源：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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