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淮：通胀并不一定是非常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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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曾获日本大阪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和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目前主要从事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市场发展、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战略、金融开放与危机防范、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影响、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的研究。
　　信贷惊人。
　　据媒体报道，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6月新增人民币信贷合计4970亿元，与5月相比新增1倍。包括城商行在内的其他“小兄弟”自然不会“甘愿人后”，已有媒体报道，6月份中国新增信贷将再超1万亿元人民币。
　　对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来说，目前的高额信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这也引发了人们对未来通胀的担忧。更为重要的是，在巨大的资金推动下，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正在进一步加深，而这与多年来一直呼吁的结构转型是存在冲突的。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如何在眼前的急务和长远的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并提高经济效益，当属重中之重。为此，本报特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副教授施建淮，请他来谈谈自己的观点。
　　“政府投资的持续性值得关注”
　　政府投资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拉动GDP的增长，但其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存在明显的局限，不可能一直连续不断地财政扩张。
　　《21世纪》：最近有报道称6月份中国的新增信贷再次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上半年的新增信贷可能会达到7万亿元人民币，而去年全年的新增信贷还不到5万亿人民币。人们对未来的通胀也产生了一定的担忧。在这个问题上，学界似乎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是认为货币发多了未来就一定会通胀，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通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另一种看法是目前经济存在比较明显的产出缺口，因此不用担忧通胀，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关于产出缺口会抑制通胀的观点经常被这些人引用。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施建淮：要谈这个问题，首先要介绍一下货币数量方程PQ=MV，这其中P是物价水平，Q是实际产出，M是货币供给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在这一数量方程的基础上，我们先来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的观点，他们对通胀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经济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下。在充分就业这种情况下，经济产出Q也是给定的。假如货币流通速度V保持不变的话，那么M的上升一定会导致P的上升，也就是说更多的货币供给自然会导致价格总水平的上升。
　　这里要注意，货币数量方程是一个恒等式，并不意味着等式的两边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是给定的，那么假如货币流通速度也给定的话，那么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总水平之间至少是相关的，而这也是人们现在担心通胀的原因所在。
　　再来看凯恩斯学派对此的解释，货币学派的假设是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经济产出是给定的。那么现实中这个假设一直成立吗？显然不是。当经济处于衰退状态的时候，其实际产出会小于潜在的生产能力，这也就是说有一些资源是闲置的。这时候货币当局进行货币扩张会导致总需求的上升，而总需求上升的结果可能是闲置资源重新获得利用，相应产出开始增加，而非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还是回到货币数量方程PQ=MV，在V不变的情况下，M的增长可能导致的是Q的增长，而非P的上升。
　　这里要说明一点，从长期视野来看，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分歧。因为凯恩斯学派也承认，在长期，经济总是能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而且这在数据上也可以找到比较充分的证据支持，例如我们以十年为期，将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和通胀率进行比较后，会发现两者高度相关，也就是说这印证了货币学派的观点。
　　但在短期，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完全一致。而凯恩斯学派更关心的也是短期结果，因为“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所以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孰对孰错，说到底还是取决于你的视野。从短期来看，这种货币扩张是否会导致下个季度或者明年出现通胀呢？答案是未必。因为你不知道到时候经济是否还处于衰退状态中，也不知道是否还存在产出缺口。但假如央行未来一直保持目前的这种货币扩张状态，而不是适时退出，那么长期来看这必然会导致通胀。
　　《21世纪》：在关于未来通胀压力的争论中，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物价的上涨，因此未来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通胀很难出现，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施建淮：我觉得产能过剩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说去年9月金融危机加剧之前，中国就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虽然当时中国可能有一些个别行业，例如钢铁业存在产能扩张迅速的状况，但在总体上是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的。
　　说产能过剩的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生产能力很大，其供给能力远远超出了需求。但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在开放经济中的需求，不仅有国内需求，也包括国际需求，对中国这么高外贸依存度的国家来说，外需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供给能力是否过剩要针对包括国内和国外总的需求来谈，在去年9月之前，外需非常强劲，那时候产能不但不过剩，甚至还可能存在不足。在那种状况下，源源不断的外汇占款导致了货币供给的被动增加，这的确产生了通胀压力。
　　现在的问题是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陷入了衰退，外需持续低迷，而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又一直无法弥补这一缺口，因此产能过剩的问题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确实面临着有效需求低于潜在生产能力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确实可以说通胀并非一个很紧迫的问题。
　　但我们也要看到，那种认为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产能过剩将抑制通胀的观点实际上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投资需求到底会如何变化。我们知道，内需有两个部分，一是消费，一是投资。虽然消费短时间内无法填补外需衰退后的缺口，但投资却可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上，中国曾多次出现过投资驱动的通胀压力，例如1990年代中期的那次通胀，就与之前的投资过热有很大关系。
　　自去年年底以来，政府采取了非常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其主要的施力点是基础设施领域。在这些政策的带动下，国内的投资率有了很大幅度的上升，但其主体仍是官方投资，私人部门的投资状况依然比较低迷，大部分的信贷也是流向了政府投资的项目。政府投资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拉动GDP的增长，但其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存在明显的局限，不可能一直连续不断地财政扩张。假如政府的刺激方案结束之后，外需依然没有恢复，消费需求和私人投资依然疲软，那么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就会出现后继乏力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虽然信贷在扩张，但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并不一定会很旺盛，所以通胀并不一定是非常紧迫的问题。
　　《21世纪》：您认为现在私人投资比较疲软，因此通胀并非当下的紧迫问题，但现在这么多的政府新开工项目上马，大量的银行信贷与之配合，而且政府也表示如有必要会实行新的经济刺激计划。那么您觉得政府投资是否有可能导致未来出现通胀压力？
　　施建淮：我觉得从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以1990年代中期的那次通胀为例，就是和投资过热相联系的。那么这次我们是否还会重复这样的问题呢？现在还不能太肯定，但政府投资的持续性如何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政府投资作用有限
　　我还是认为政府投资有两个弱点，一是拉动经济增长是一时性的，效果有限，二是未必有很好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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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施建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资本账户自由化 全球金融危机下 货币流通速度 通胀 施建淮

《21世纪》：近几个月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出现明显好转，大家也越来越认可中国经济的V字形反弹，但也有不少人认为目前的经济增长在经济效益方面很差，是不可持续的，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施建淮：目前的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一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外需还是内需拉动的问题，这主要是从需求角度来谈的。

　　二是从经济增长理论本身来看。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就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谈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这主要是从供给角度来谈的。克鲁格曼的基本逻辑是他认为很多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要素的投入，而非技术进步。从生产的角度来说，这些国家主要是靠资本存量或劳动力的不断增加来获得经济增长的。简单来说，假如你在生产活动中投入更多的资金、土地和劳动力，那么你的产出有所增加是很正常的。但这样的增长存在一个极限，因为伴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大，其边际报酬也会逐渐递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产出就很难再增加了。

　　那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人均资本存量早已很高，但为什么可以在上百年的时间里都保持经济增长呢？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经过研究后发现，美国经济增长中88%的部分都是来源于技术进步，而非要素投入，这和亚洲国家以及前苏联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福特汽车当初最早在汽车生产中采用流水线作业，这使得汽车厂可以在很少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大大改善产出。人们由此认识到，主要靠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无法持续的，而依靠技术进步或全要素增长（TFP）获得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到目前为止，社会上大多数人在谈论中国经济增长无法持续的时候，都是从第一个角度来谈的。很明显，最近几年外需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中国的这种出口导向型战略是无法持续的，这点我同意。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庞大，假如一直靠外需的话，必然会和贸易伙伴国产生很多的贸易摩擦，其增长会有明显的制约。而且这么大的经济体要是过于依赖外需的话，会很容易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很有可能发达国家“感冒”，我们就得“肺炎”。相比来说，假如我们主要的需求来自国内，那么世界经济对我们的影响就会小很多，而且也不易引起贸易摩擦。所以从这两方面说，中国确实应该转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21世纪》：但内需有投资和消费两个部分，可能我们更希望的是转向以消费为主的内需，而非以投资为主的内需。

　　施建淮：对，我们需要转向内需，但是如果消费需求没有显著提高的话，经济也会产生问题。投资的增加在短期增加了总需求，但在长期是一个供给因素，它增加了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因此如果消费需求一直没有相应速度的提升，那今天的投资在未来造成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

　　此外对于投资而言，需要强调私人部门投资增长的重要性。假如我们转向过去那种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内需，那结果也是不理想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投资率高不是不好，投资回报率也很高，但我们要尽力避免重复性的投资和政治性的投资。政府投资的出发点往往不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因此这种投资很容易造成局部的生产能力过剩，相关企业的利润下降，甚至无法生存，结果只能是造成资源浪费。比如各地政府经常从地方主义立场出发对一些产业重复投资建设，这可以在短期内拉动GDP的增长，但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恐怕弊大于利。

　　所以我们更希望经济增长转向以消费需求为主的内需，并让私人投资占据投资的主导地位，因为消费需求是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表现较为稳定，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增速的大起大落。要让中国这么庞大的生产能力找到外需之外的出路，只能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而且人均消费的增加代表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私人投资对市场需求更敏感，可以更好的满足消费需求的增长，更快的收回投资成本并带来利润，减少资源的错配和浪费，效率更高，因此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也是效益比较好的。

　　《21世纪》：您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是应该以消费需求和私人投资为主导，但目前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从绝对量上来说很匮乏，因此我们现在多花点钱去修基础设施是不会产生浪费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政府大力投资于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就是可以持续的，而且效益也不会差，您对此怎么看？

　　施建淮：首先，政府投资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是有刺激作用的，但其作用有限。比如说政府投资修建了一个新机场，在建设过程中雇佣了一些工人，这些工人的收入增加后会增加消费，由此推动经济增长。但机场建成之后，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基本上也就结束了。假如政府不去修机场，而是把这笔钱拿去完善社保体系以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那么可能促使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将是持续不断的。所以这里还是存在一个可持续的问题。

　　其次，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很多的基础设施，但修建基础设施依然存在一个效率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日本陷入了经济衰退中，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提出在神户地区再建一个空港，但最后这个计划被否决了，为什么？因为神户地处关西地区，当地已经有了关西空港，离神户也不远。假如再建一个空港，一是要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二是经济上的必要性不大，因此计划没有通过。

　　中国地方虽大，市场的潜力也很大，从长远来看，更多的基础设施的确是需要的，但问题是在经济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的时候，远超目前需求的基础设施可能会造成浪费。你可以说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未来的潜力很大，但这也意味着现阶段对机场的需求是有限的。假如商业往来的繁荣预示着我们很快就需要更多的机场，那么现在修建更多的机场是恰当的，而且这些新机场会产生足够的利润以收回投资成本。但假如新机场的数量远远超出了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求，那么这无疑是一种浪费行为。所以我还是认为政府投资有两个弱点，一是拉动经济增长是一时性的，效果有限，二是未必有很好的收益。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一点，政府投资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存在明显的局限，但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好，即使是计入4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仍远低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应该完全有能力持续的通过修建基础设施来刺激经济增长。您对此怎么看？

　　施建淮：这种看法有问题。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的确比很多西方国家好，但也不足以不断地通过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2007年中国的财政是盈余的，但今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达到3%左右。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 Maastricht Treaty）对欧元区国家的规定，除去特殊和暂时原因导致的例外情况，各国的财政赤字占该国GDP的比例必须保持在3%以下。我们仅用了两年时间就从盈余转变为了占GDP3%的赤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而且这意味着我们的政府公债总额也在快速上升。所以我们不可能指望通过财政的力量长期支持这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和一般的私人企业不一样，政府并不从事生产，其收入最主要是来自税收。在衰退时期，政府面临着税收下降和开支增大的局面，而且这时候很难开征新税，因此政府只能通过发债和银行贷款的方式来进行投资。但基础设施一般都是建设周期很长的项目，其资金的回收和利润的产生需要较长的时间，你不可能今天建了一个机场，明天就把成本都收回来，其投资成本的收回可能长达十几二十年，因此政府很难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

　　中国需要靠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美国虽然最近爆发了金融危机，但近几十年其依然保持了稳定的经济增长，其核心原因就在于其令人瞩目的技术进步。

　　《21世纪》：您认为今后外需不可能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内需中的政府投资效率也令人怀疑，只有以消费和私人投资为主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然而，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中，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并不高，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比较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就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度，那我们现在能否回复到过去那种状态中去呢？

　　施建淮：不太可能。这个还是要回到增长理论，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实际上类似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历史上的美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因为当时经济非常落后，人均资本存量很低，所以投资回报率非常高，经济发展呈现出追赶态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这种经济发展初期的高速增长状态会逐渐开始收敛，并慢慢过渡到一个稳定状态，而到稳定状态后，经济增速自然会下降。

　　从增长理论的视角来看，中国之所以可以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快速增长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处于从初始发展状态向稳定状态的过渡之中。但按照索洛的增长理论，这样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因为那时候人均资本存量已经达到了稳定状态。经济再想增长，就要靠技术进步了。所以从这点上看，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

　　《21世纪》：那照您的意思，中国正在日益接近稳定状态，未来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更依赖技术进步。

　　施建淮：是的。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例子，美国虽然最近爆发了金融危机，但近几十年其依然保持了稳定的经济增长，其核心原因就在于其令人瞩目的技术进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互联网、移动通信，还是生物医药，美国都是新科技的主战场和创新的主要基地。美国经济长期以来在研发方面保持着高额的投入，而且私人投资旺盛，从增长的角度来说，这极大的促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你再看日本，日本虽然在科技前沿创新方面不如美国，但日本每年在专利方面的支出非常大，很多日本企业都用购买技术并进一步研发的方式实现了增长。

　　另外，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我们还要注意提高人力资本。东亚国家在最近几十年的经济表现远好于拉美，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东亚国家的国民教育程度比拉美高。所以假如一个国家不断地通过加大教育投资，其人力资本的增长就能保持一个较高的速度，最终作用于整体经济的增长。

　　《21世纪》：在您刚才的观点中，一方面谈到了内外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另一方面谈到了经济增长最终要靠技术进步，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施建淮：前者谈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后者谈的是长期的。什么意思？按照国民收入核算支出法的角度来看，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我们平时在媒体上看到中国去年经济增长9%，或者今年第一季度增长6.1%，这种增长实际上是短期增长，靠的就是总需求的拉动。但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与内外需的关系并不紧密，其核心的要素还是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所以决定经济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的因素是不一样的。

　　从长期来看，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主要取决于资本存量、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等因素，与需求关系不大。也许你会问，假如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要怎么办？短期来看，经济的确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在短期价格具有粘性。但在长期，由于价格有充分的弹性，市场机制的作用最终会让总需求和总供给相平衡的，所以长期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长期来看，总需求和总供给会自然平衡，但短期的确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也是凯恩斯学派希望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考虑当前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假如内需不足，那么如此庞大的生产能力只能向外找出路。要是外面也没有市场，那么这些生产能力就要闲置，企业会破产，工人会失业，经济增长也会受阻。但假如把时间期拉长，市场最终会在价格调整的作用下将总供给和总需求调节平衡，例如工人失业增加后，薪水会下降，而这反过来会刺激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重新达到平衡。所以这两种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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