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最尴尬,最难看的就要数全世界一万多所商学院里的老师了。他们昨天还郑重其事、得意扬扬地向学生,向社会传播的,被他们标以最先进、最正确的知识,今天就被经济危机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了;他们在教学中,在理论宣传中,最喜欢用的一些例子,如通用、克莱斯勒的管理经营模式,可是如今这些公司倒闭的倒闭,破产的破产,曾经不可一世的理论不攻自破,这事搁谁身上谁都会觉得面子挂不住,稍微要一点脸面的,不跳河也得隐居。
可是,这些人倒觉得无所谓,反正钱已经赚到手了,什么错误什么正确,都已经不重要了。可怜的倒是社会和刚毕业的学生。社会受了这么大的危害,是大家都看到的,这些人有没有责任?学生学了一肚子的错误知识,是受害还是受益?一肚子的错误知识,哪个企业还敢用他们?几年的学费和心血找谁还?更严重的是,这些学生将来走向社会运用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是对社会有害还是有益?
这些问题一摆出来,商学院当然深知厉害,而且还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如果没有人愿意上商学院怎么办?所以商学院得赶紧洗刷自己,推卸责任。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被誉为现代商学院的发源地,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学术声誉最高的商学院,该院院长滕博勋前一阵子说,这次经济危机发生后,有许多人问过他同一个问题——华尔街金融风暴是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而在华尔街和全世界投资银行中翻云覆雨的正是众多受到良好商业训练,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出身于名校的MBA精英,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些商学院的高才生是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呢?滕博勋说,每碰到这个问题,他都感到很尴尬,很难回答。滕博勋确实不好回答,他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如果说是,这样回答虽然把责任揽到商学院自己身上了,可以暂时防止人民继续往深层探究经济危机的原因,可是商学院就要成为众矢之的,就无法生存了。如果说不是,商学院的责任是推卸掉了,可是人民就要继续往深层探究经济危机的原因,就可能要怀疑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这样回答就等于把老帅外围的封锁线给撤掉了,直接就把老帅暴露了。说是也不行,说不是也不行,所以他不好回答。
北京大学国际MBA院长杨壮到底是中国人,善于打太极拳,他说,让商学院承担经济危机的责任是牵强的,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大多数的商学院都开始注重商业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教育。把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一下子就引到了道德方面,四两拨千斤。还是中国人厉害,一下子就解决了世界难题。
责任是暂时被巧妙地推掉了,就是没推掉,也把这一页翻过去吧。接下来面临的就是招生的问题以及如何教学的问题,钱还是要赚的。要招新学生,总不能用老教材吧,这些被证明是错误的知识,谁还愿意学啊?这就得改教材,彻底地,颠覆性地改。学生一听说换教材了,当然就有想尝鲜的。所以上文的滕博勋说:“至于课程和教材会不会根据经济危机有些变化,答案是肯定的。”他终于敢肯定一次了。当然,改老教材,也不能承认老教材是错误的,这样不等于自打耳光吗?而且一承认老教材是错误的,人民就会怀疑你老教材是错误的,修改后的新教材又怎么能保证是正确的呢。所以不能承认老教材是错误的。所以滕博勋上句才说“有些变化”,而且又说“每年沃顿商学院都会要求自己的教学员工更新教材,绝不能简单地拿去年的教材来应对课程。”似乎这次修改和以往的例行修改一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把错误掩盖住了。大手笔啊,大手笔啊。
修改教材还得重新找例子,以往的通用、克莱斯勒等例子是不能通用的了。可是,这样的例子不大好找。(插一个笑话。美国的A公司有幸被新教材的编委们选中做例子,A公司的总裁一听吓坏了,给他们汇去1000万圆,并附一封信说:“如果你们缺钱,就直说好了,何必开这样的玩笑?以前你们拿通用当例子,通用完了;你们拿克莱斯勒当例子,克莱斯勒垮了,我还不想这么快就被你们咒死,求你们放过我吧。”)
要说修改教材,物理学、数学等也经常修改教材,不过,人家再怎么修改,过去的老例子拿到今天,还是适用的,单单商学院教材的老例子拿到今天就不适用了,不知道这样的理论有什么值得学头?当然,如果仅从拿毕业证,找工作,挣工资这方面考虑,还是值得学的,可是如果从研究方面来说,还是免了吧。
教材修改之后,我不知道那些老师们在课堂上如何改口。如果是给一年级的新生上课,当然不需要改口,直接用新教材就行了。可是如果给二三四年级的学生上课呢,怎么改口呢?昨天还说资本家、企业、每个人都要争取利益最大化,今天就要说“人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企业要有社会责任,不能以利益作为领导力”;昨天还是市场是万能的,是解决资源配置的最佳工具,今天就要说市场还需要政府调控,不知道这当中怎么转折。而且是不是二三四年级的学生都要把以前的笔记、课本都扔到厕所里去呢?是不是都要把脑袋格式化,把以前所学的东西都清空呢?是不是以前成绩最好的学生,其实是成绩最差,离真理最远的学生呢?哈哈,很有意思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