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

水调歌头 发表于 2016-10-29 09:47
我只是偶尔搜论文的时候看到过，但是不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本来就不是经济学专业的。。没法介绍。。其实估 ...

至为感谢！可能把“道德经”哲学化的研究较为多，所谓的“反向格义”。


由此建立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经的关系。例如，你提到的那一文章，“试析老子《道德经》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相融之处”：本文试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唯物辩证法思想、认识论和自由观四个方面,分析老子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同之处。

也还有人把道德经和自由主义、自然主义经济思想联系。如本坛的clm0600阴阳网友。


我建议从“历史对接”（农业史和工业史）的路径来把握上述关系。这样，语言和思维的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了，避免了被动性和被西学牵鼻子


另外，对历史的研究，恰恰是杂家们干的

水调歌头 发表于 2016-10-29 09:47
我只是偶尔搜论文的时候看到过，但是不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本来就不是经济学专业的。。没法介绍。。其实估 ...

老子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比较：老子哲学以“道”为本，具备唯物主义精神，但又区别于绝对的物质观。老子崇尚阴阳，《道德经》是一本充满辩证法的伟大哲学著作，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得益彰。同时，老子的政治学说带有民本思想，追求“小国寡民”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古典表达。


这篇文章观点有价值

lk1966mail 发表于 2016-10-29 05:10

道德经和经济学


《老子》的价值理论及时代命运：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历史进程往往是由历史斗争决定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革，这些历史变革催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仔细品读这些人的著作，他们的思想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其中，《老子》便是一本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哲学著作。《老子》全著言简意赅，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该书以其独有的视角，探究了价值的形成，万物的本源，国家的治理等一系列的哲学和政治问题，发表了前人所未发，叙述了前人所未述的思想。书中提出的“道”、“自然”、“无为”等著名的哲学观念，成为中国哲学的基础之作。我们研究《老子》，不仅能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关系等诸多情况，对中国古代社会作出阐述和解释。同时，深度挖掘《老子》的价值理论，将其置于当前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对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也能给予我们更多的指导或启示。尤其将《老子》的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联系对比，深入研究其中所蕴含的哲学观点，不难发现我国古代哲学体系的先进及优越之处。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曾引用《老子》中的一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不仅指出了祸和福是相互渗透的，也证明了《老子》当中所阐述的价值理论，是辩证而科学先进的。在文明社会刚刚开始的阶段，《老子》当中所阐述的价值理论纵然不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十分清晰正确的结论，但相信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去进行深入研究发掘，必定能够领略其时代价值。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展开深入的研究，《老子》虽然通篇只有五千余言，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端，乃是哲学方法论的集大成者。《老子》一书中，通篇都蕴涵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它以整体和过程的观点客观地看待世间的万事万物，强调对自然、社会、人本的整体性、统一性的认识，对各种事物的现象进行综合、归纳，从而提炼出其本质。因此，研究《老子》、剖析《老子》，不仅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有相当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我们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道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仅如此，《老子》还指出“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即人类必须限制和禁止自己的行为，才可以长久而持续发展。这其中关于“物极必反”的观点对于今天我们正确处理发展的度，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怎样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今天公认的现代发展战略，虽然这一概念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才提出的，但从其内容看，与《老子》的“物极必反”以及“知常”、“知和”、“知止”的观点所蕴含的内容是一致的。《老子》书中所表明的态度，不仅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审视自身或他人存在的缺点，甚至对于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历史推进，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lzguo568 发表于 2016-10-29 09:50
文字经济学使用文字逻辑推理，看起来很艰难和晦涩。

数字经济学，是一对一的逻辑分析，精确之余，欠灵活变化。

文字经济学，是多对一，一对多的关系，如本楼介绍的“一分为三”的予以，就显得博大精深和原则灵活性结合，伸展自如。。。。。


任继愈与《道德经》：任继愈先生一生都在不断研究老子的《道德经》。他多次出版著作绎读《老子》,作出独特的学术贡献。他指出:将"道"作为最高的范畴,集中阐发,老子是第一人,"老子开创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先河";老子第一个提出了"无"的概念,"这是中国哲学史第一座里程碑";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是弱势群体的辩证哲学,代表弱势群体说话,"同情弱势群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


这篇文章观点有启发

lzguo568 发表于 2016-10-29 09:50
文字经济学使用文字逻辑推理，看起来很艰难和晦涩。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广泛的兼容性、开放性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和精神上的相通，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提供了可能。本文探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结合途径，以及融合意义，最终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水调歌头 发表于 2016-10-29 09:47
我只是偶尔搜论文的时候看到过，但是不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本来就不是经济学专业的。。没法介绍。。其实估 ...

老子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比较 ：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老子哲学在唯物性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通，但是老子的“道论”又上升到形而上学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开来。老子的阴阳辩证法不仅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也阐释了对立统一的矛盾原理，但是，老子更加关注没有矛盾的阴阳和合的境界，也即“道”的境界，使辩证法在老子这里又带有了形而上学的色彩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并不完全相同。老子的政治学说带有民本思想，“无为之治”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先秦式表达”。


但是，

“道法自然”与唯物主义

哲学研究的第一领域为“宇宙论”或“本体论”，寻求宇宙生成发展的第一动力。老子《道德经》通篇以“道”为核心概念，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原。

——这些观点分明是“本体论哲学话语”之诉求


老子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比较_思想理论_人民论坛网  http://theory.rmlt.com.cn/2014/1029/336585.shtml

中国正常人 发表于 2016-10-29 08:06
先保存，再看

余永定：经济学中的数学言语与逻辑演绎

如今，一些经济学研究难以走出学术象牙塔，而经济学的学生则对经济学方法论不够重视，直接套用模型或计量，看似便捷，实则已入歧途。如何摆脱这样的两难局面？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今日推送余永定教授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度文章。他从思想的历史，到逻辑与统计背后的哲学，并结合自己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案例，深入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体系与结构”、“怎样做一个好的经济学”两大维度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有了这样的训练之后能够提出非常明确的政策建议来。”

作为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重要智囊，余永定将于2016年10月29日莅临深圳，出席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行的“2016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并发表题为《8.11后的中国汇率体制改革》的主旨演讲，阐述对于中国汇率改革及资本市场的洞见。

文/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方法论，英文是methodology，跟方法不太一样，概念要广泛一些。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指人是有思维有意识的，都是在以某种方式认知他之外的客体，认识世界。认知活动事实上是一种在大脑中进行的主观思维活动。对于这种认知活动本身，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客观过程来研究。哲学上的方法论就是对人的认知过程进行再认知，对思维进行再思维。这是人类特有的技能。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认为，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人有思维动物没有思维，事实上动物也有思维，但是动物不能对思维再思维，这才是人与动物之间最重要的区别。诗中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研究方法论就要跳出这个“庐山”，来认识人的认知过程。

是不是了解了人是怎么认识世界的就完了呢？我觉得不是的，我们不但要把人的认知过程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研究，而且要考虑到这样一种认知过程本身是否能够实现认知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世界，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改进我们的研究方式、认识方法，提高认知效率，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知世界。所谓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就是研究这几个问题。至于什么是方法论，没有明确的定义。

在经济学上，也有经济哲学，或者经济学的方法论。这与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有区别的。它一般有两个主要内容，一个就是以经济研究过程作为实际范例来解释哲学方法论的问题，研究方法论可以找出具体的实例，当然也就可以以经济研究作为素材，来阐述方法论的一些原理，就像可以以物理学作为对象在总结和归纳一些东西来丰富哲学方法论的内容。另一方面经济学中有许多程式化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如果国外的经济学文献看的多了，就会发现里面也有很多八股。先是一个框架，然后给出动态最优、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和解决方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就是包括了很多这种程式化的研究方法，或者是研究的固定化的东西。

这里涉及的是广义的抽象层次较高的经济学方法论，基本上还是讲哲学，只是它是以经济学为例子在讲哲学。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也有一整套的程式化的非常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变的比较容易了，智商比较低的人也可以研究经济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学生也在学经济学。另外，它能帮助提高思维效率，少做无用功。

为什么要研究方法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方法进行研究，就是对认知、客体进行认知。自己的目标函数是一生，为了实现自身的优化，该怎么配置资源？该花多少时间直接学习知识？花多少时间学习学习知识的方法？这里面有个自由配置的问题。所以，不要急功近利。要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敢于花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夫去打好基础，而基础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方法论。

但中国的传统思维、传统文明和哲学不太重视方法论，不太具有思辩色彩。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岱年就曾说，中国哲学最注重人生，然而思“知人”，便不可以不“知天”，所以亦及于宇宙。就是说他考虑知识问题也是在考虑知识问题，但他考虑的中心是人。他还讲道：既求“闻道”，便亦不能不研讨“闻道之法”、“致知之方”。中国哲学中有许多关于“致知”的讨论，但什么是知识？在中国哲学中是不甚了然的。我的总结就是，最高层次的知识是终极真理，也就是所谓的“道”的概念。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指的也就是终极真理。老子好像也说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之名曰大”，这也就是属于终极真理，是一种知识。但很多也只是伦理学，所以现代所谓孔学的复兴等是非常奇怪的。利玛窦曾经这么讲：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中国人在理性之光的指导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这可能会被认为有偏见，但也不尽然，里面也有一些是合乎实际的。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去查阅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徐光启写的“徐光启计划”，他在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之后，反思中国传统，反应中国文化到底有什么问题。以上就是中国知识中除了“道”以外最重要的部分——“道”的伦理。中国知识其他的重要部分还包括军事政治史、诗等。而在西方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在古代的中国却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不被重视。

如何得到知识呢？这属于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老子也说“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王阳明则说“格物致知”，靠顿悟来发现真理。一个没有生活的人，没有丰富实践的人，不勤于思考的人，不懂得各种各样科学的人，能有什么思想？但这就是中国的认识论。利码窦对中国的知识体系有这样一个批评：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在他们中间大部分机械工艺都很发达，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但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

与此相对，到底什么是知识体系呢？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两个成就决定了在文明冲突中一个国家的胜和败，这等于“工欲善而必先利其器”中的“器”。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改良运动，先是洋务运动，后来是五四运动，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么一个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两个文明在发生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我们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很大的包容能力，我们可以吸收别人的长处。在吸收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力得到发展。

知识的来历是什么？可以这么说，在人类之前，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无法叙述的，因为它取决于我们如何观察如何感知这个宇宙。从这层意思上来说，知识的来源是客体。但对人来讲，知识来源于对普通性的追求，这说的是人的主观活动。我们要认知这个世界，我们也承认有个外部世界需要我们去认知。但如何能被我们认知呢？在于我们对普遍性有一种追求，这是人的一个根本特性。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普遍规律，解释就是把所观察的现象归纳到一个普遍的规律中去。普遍规律就是我们知识所追求的对象，一旦我们追求到了这个普遍规律，它就成了知识。为什么要追求普遍规律呢？就是它可以作为推理的根据来揭示新的事实。因为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也就必须对普遍现象有所认识。

如何发现普遍规律呢？基本上就是概括、抽象和归纳。概括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要学会概括的艺术。它的最关键点就是要保留相关的必须要素，并且剔除无关要素。事物的有关方面太多了，必须把它减到最最少的程度，同时又要保留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常讲抽象法，但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不把抽象作为方法论。抽象与概念的概念比较类似。在抽象中，舍弃非本质特征，保留其本质特征。如果我们学会抽象这种方法，我们或许就能够像马克思那样发现价值、剩余价值、资本及其扩充的各个概念，通过逻辑体系把经济的发展过程复制过来。归纳是西方哲学特别是逻辑学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通过大量个别经验的重复得出一个一般的陈述句。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判断。数学中有完全归纳法，但在现实中我们所有的归纳都是不完全的，我们所归纳的只是以有限的经验得出全称肯定判断。知识是对一般的追求，而没有归纳，我们是得不出一般的。但过度归纳会引起错误的判断。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个鸡的故事，说有只鸡根据主人过去一打铃就喂食的经验，得出凡遇打铃必喂食的结论，结果有一天主人打铃后却把它捉住杀了。所以罗素说：如果这只鸡没有对归纳的盲信，随时准备逃跑，它的命可能要好一些。也就是说对归纳不要有盲信，这种盲信将对你非常不利。

康德的哲学著作涉及到所谓综合陈述的问题，就是说，对于普遍规律，我们加以陈述时有综合陈述和分析陈述，比如金属加热后会膨胀是个综合陈述，在“金属”和“加热”这两个概念中并不包括“膨胀”，后者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得知，陈述内容之后的重要部分并不自然包含在陈述句的概念之中。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根本不同在于你不需要任何经验就可以作出陈述。比如有孩子的人必然是这孩子的父母这一陈述。分析陈述是空洞的，它不能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而综合陈述可以给我们新的知识，所以大家在写论文时的命题如果想提供新的知识，就应该是综合陈述。这跟演绎逻辑又不一样。演绎逻辑就是结论并未为前提增加新的内容，它根据前提推论而来。

回归到什么是知识的概念，就是知识是对普遍性的追求，知识必须具有普遍性。所观察的现象必须可以归结到一个普遍性的命题之中，这也是一个解释的过程。知识必须具有可检验性。有了那个命题，我们就可以作出预言，这种预言在经济学中就是预测，它能够做预言就在于普遍是超越时间限制的。

解释和预测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认为解释是对过去的预测。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试着能不能够用我们所掌握的规律来把过去的事实重新构造一遍，如果能够构造，也就说明我们对过去有了一个完善的解释，实际上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新进行预测。预测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未来的解释。经济学中经常涉及到预测率、解释率，它们跟普遍性的关系是相互联系。

演绎逻辑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关于演绎逻辑最明显最完善的说明就是几何学，演绎逻辑的威力就在于所有几何公理都能根据那五条基本公理推导出来。

经济学方法论：理论体系与结构

知识并不是个别命题的堆积，我们所追求的不只是单独的知识，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知识体系。命题只有在体系中才能成为有效的知识。爱因斯坦在谈到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时指出：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称基本假设、基本公设、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这些结论必须同我们各个单独经验相符合，在任何理论著作中，倒出这些结论的逻辑演绎几乎占了全部篇幅。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由概念、有效的基本定理以及运用逻辑推理组成的。当我们把某一个领域的知识加以总结加以综合形成那样一个体系之后，我们的知识就成为有效的知识，可以用来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比较发达的比较注意形式美的部分。理论的最基本部分是那些数目上尽可能少，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概念和基本假设。任何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也是这样的。因此在研究经济学或者在构造经济学体系时要遵循这样一系列的规则。

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各种各样的，这里比较具体的如微观经济学，约束条件下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这事实上是一种体系，从这一体系出发可以构造出许多经济学的命题来。中国现在比较遗憾的是很多经济学家没有任何体系，但什么问题都讨论。西方经济学是比较注重这个的，比如克莱因写过一本《凯恩斯革命》，他用十三个方程式把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构造出来了。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的体系和构造跟西方经济学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研究数量关系，现实的许多技术问题，那么西方经济学比较有效。但若想了解社会发展，描述社会关系的变化等，马克思的体系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本论》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论框架，形式上就是正题反题，构成一个思想，然后构成思想群，思想群的变动运动又构成一个系列，系列就构成体系。这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用这样的语言在描述他自己的体系的。如果学过《资本论》就知道价值、使用价值、商品，一般商品和资本又构成一个对立等构造出逻辑体系。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这样一种理论体系结构是辨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如果不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或者辨证逻辑，没必要花这么多时间。形式逻辑跟辨证逻辑两者并没有什么矛盾，它们是不同的思维结构，在研究不同问题时可以使用的不同方法。

以上我给大家讲了几个重要概念，一个是什么是知识、知识的来源（对普遍性的追求）、关键的概念就是什么是归纳法、归纳法的问题和特点、还有什么是演绎法及其特征。

我们把演绎和归纳两个方面综合来看，就是假设演绎法。这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所谓假设演绎法，就是把演绎与归纳加以结合的一种发现普遍规律的研究方法。方法的基本内容是，从观察或经验材料出发进行归纳，得出作为假设的某个或某些全称肯定判断。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就是个全称肯定判断。它必然也是个综合判断，然后把提出的假说翻译成数学语言，并通过数学的各种变化把包含在其中的各种含义表达出来。

演绎不能够给你的知识增加新的内容，也就是不能增加前提中所没有包含的东西。但是，前提中所包含的东西不一定是看得出来或充分理解的东西。通过演绎可以把包含在前提中的东西用一种简洁、明了的方式把它演绎出来。这样我们看得懂，也知道它的涵义，能够运用它。

在进行假设演绎法中的第二步就是要把假说翻译成数学语言，然后通过数学机械演算得出一系列结论，这些结论再经过检验，如果通过了检验，整个科学研究的过程就算完成了，也就是找到了普遍性。我们把由我们观察到的普遍性所隐含的更多的其他内容演绎出来，而这种演绎出来的结果或者说前提正确与否可以通过实验加以检验。当我们完成这最后一步时，假设演绎法也就完成了。假设演绎法包括四个步骤：提出假说、翻译成数学语言、进行数学推导、对结论进行检验。翻译成数学语言非常重要，进行数学推导也非常重要，但经济学家不是数学家，他的数学能力不一定很强，那么他至少能把假说提出，并把假说翻译成数学语言。但数学推导过程可以分离出来由其他人来做，但其他步骤非常关键，必须自己能够做。

第一步提出假说，它应该是全称肯定判断，这个判断来源于已有的知识和实践，而不是已有知识外的新提出来的东西。这个假设需要能够被翻译成数学模型，演绎、推理不能给前提增加任何东西，但演绎和推理所能得出的结果却能给我们提供无法从前提中直接看出和利用的知识。把语言模型翻译成数学模型，在假设推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提出假说是灵感，但第二步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数学是一种高效可靠的演绎工具，数学的使用大大简化了推理过程，使笨人也可以进行有效思维。但真正的创造在于提出正确和有益的假设。

yyj_1976 发表于 2016-10-28 22:38

怎样做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普通人研究经济学就要特别注重把语言模型翻译成数学模型，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通过一系列数理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价值随时间推演而变化的规律。

他回答了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品价值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以及这些因素与社会总产品价值的数量关系，并且回答了当决定社会总产品价值的诸因素随时期推演而发生变化之后，社会总产品价值在接续期将发生何种变化。这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数学模型的文字表述。而他不仅有文字说明，还给了一个表。马克思没有通过数学工具给出了从发端期到第五年的数例。当我们有了数学工具后，有没有试过怎么推演第六年、第七年？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冲动。马克思给出了两大部类的平衡条件。第一部类的Z是不变资本，加上第一部类的新增不变资本。一百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就在重复着这个步骤。但这一个的涵义是什么，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或者用一种更直观更清晰的更可以演绎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种关系？没有人这么做。

那张表和两大部类平衡条件都是马克思已经给出来的，出于对知识普遍性的追求，如果想把它推广、把它一般化，就要把它转化为数学。由此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数理都是差分方程，凡是差分方程都可以把它变成微分方程。根据马克思数理中所给出的初始条件，我们可以得出非常简单的公式。这里关键步骤就是演绎，它的第一步又是要把它变成数学模型。进一步也就可以得出比马克思原有的还要清楚的公式。也就是说两大部类的生产要是能均衡发展，不产生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就必须满足这个条件。这个条件是第一部类的储蓄率乘以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除以第一部类的有机构成加1，最后得出结论。据此还可以发现马克思在使用数理时犯了一个小的技术性的错误，但马克思事实上是最早弄出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的人。他比后来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要复杂的多。哈罗德-多马模型事实上包含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经济增长是否均衡的一种理解。马克思比他们理解的要复杂的多、深入的多。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使用数学方法，就把包含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前提中的许多潜藏的内容给演绎出来了，而且非常清楚，可以直接去应用。

最后一步就是要检验。检验的意义是什么呢？所谓检验，就是检验这种方式是跟西方的哲学观念密切相关。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归纳，但归纳又往往是不完全的归纳。比如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我们没见过所有的乌鸦，怎么知道它就是一般黑呢？只是因为我们见的多了，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过反例，所以我们敢于断言。对于西方经验主义哲学方法来讲，没有正确或者错误之说。没有经历过所有的东西，怎么可以做全称肯定判断呢？这样一种东西是一种盲信。马克思说过理性具有最高的神性。而理性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一切持有怀疑态度，经过检验之后我才相信，而且，我的检验不是完全的，所以我的相信也不是彻底的。这样人才有一种谦虚的态度，和随时修正错误的准备。在经济学中也是这样，它不会说一种理论是对的还是错的。当然它会说某种理论是好的或坏的，是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检验的就是是否可以接受。但这种怀疑的态度又不应该导致怀疑主义，人总是有一点冒险，假设不会那样。怎样通过零假设来提供一种方法呢？概率分布有相关说明，3西格码以外发生的概率是很小的。

比如看一个人是否是好人，我们考验了他一百次做的都很好，这样几乎就可以断定他就是一个好人。尽管也存在他在一百零一次时做坏事的可能，但根据目前的经验，我们接受他是好人的假设。零假设就是一个肯定的命题，根据现有的例子，可以接受。它是在3西格码之内。如果认为某人是好人，可在检验他时发现他在偷东西，再检验又再偷东西，他可能是坏人，但也可能是在检验他的那几次正好他神经有问题。但如果检验他一百次，有九十九次都在偷东西，那一般意义上来讲他就是坏人，他就是小偷。检验到五十次在偷东西，他是坏人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十次，可能性就还不大。假设性检验就是起这样一个作用。它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所以大家要把零检验的哲学背景弄清楚。

如果因为样本而造成检验错误，就不会是好的理论，这是计量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涵义。假设检验对于西方经济理论来讲是一个必要的环节。写好了一个经济学的理论，整个叙述已经完成，结论也已经有了，必须还要有假设检验。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只能说明已经接受了西方经济学所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就是对的。好的论文应该有动态模型，有例子，应该把假设翻译成数学语言，然后进行推导和演绎。然后经过搜集材料来进行回归，算出每个变量之前的参数。这样做的模型或研究结果比开篇就回归要好的多，那种是没有理论的测量。西方经济学中，比如弗雷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有个相当严格的理论推导，根据这个推导，收入是跟人们的永恒收入、持久收入相关，而不是跟人们当前的收入相关，这是他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推导出来之后，再通过例子去检验，检验通过了就是好的理论。计量经济学已经证明，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个稳定的过程，因此不可以找到很高的相关度。总而言之，必须要有理论模型，别简单的回归了事。

我自己在研究财政稳定时，脑子里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框架，就是我应该在这样一种哲学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第一是问题的提出，1997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通货紧缩的阶段，97年年底通货膨胀就已经非常低了，98年就成负的了。这是一个方面。当经济处于通缩的阶段，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但另一方面，当年中国各银行的不良债券非常高，各种的统计显示不良债券占GDP的40%甚至更多。一个国家能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要看这个国家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是多少。如果很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非常糟，如果很糟就不应该继续借钱，否则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那样就会还不起钱。之所以能够有赤字财政，就在于老百姓认为把钱借给ZF后肯定会还的。但当老百姓看见ZF负债越来越高的时候，老百姓就会怀疑ZF的还债能力，这个时候若还想向老百姓借钱就需要越高的利息，因为老百姓认为存在很大的风险。而利息率提高会导致经济进一步的衰退。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重非常高，一般而言这个国家是不应该继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而中国当时官方列入财政预算之中的赤字并不多，如果凭借记入财政之中ZF必须偿还的债务和GDP的比重是不高的，以此出发，中国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如果把银行的不良债券考虑到债务中又非常高，因为银行的不良债券最后得由ZF买单的。这样，到底ZF应不应该采取扩张性的政策，这就是问题。

说不应该的理由非常明确，就是虽然占ZF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还不高，但如果把引进债务、把银行不良债券等考虑进去，相应比例就非常高，因此不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但财政状况衡量的尺度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把它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就是比对GDP的动态路径到底是多少。如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高，有一天财政就会崩溃，这样就不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果这个比例虽然增长，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稳定下来，而且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值上面，这样就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的动态路径究竟是怎样的，这有三种可能性。这比例趋于某一区间值，而且可以接受。或者这比例趋于无限大，这样就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后是债务占GDP的比例处于正当状态，因为动态路径可以是稳态的也可以是震荡的。

有了这些不同的情况，就需要把问题翻译成数学语言，并且得出关系式。这个关系式之所以能得出也在于我做了一些假设。最后得出债务余额占GDP的比的动态路径，就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除以债务余额占GDP的比，再减去经济增长速度。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线形微分方程。求出解后把初始条件代入，债务余额占GDP的比在当时占12%，相当低。财政赤字当时是GDP的2%，经济增长速度当年是7%，由此可以算出初始条件，得出关系式。根据这个方程就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会不断增加，趋于38%，也就是不会超过38%。有人考虑或然债务，也就是银行的不良债券，这个时候ZF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可能是50%。这个结果就可能是开始很高，但是给定了每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给定了增长速度，债务余额占GDP的比就会逐渐下降，最后也趋于稳定。这样争论就解决了。当年及现在或然债务占GDP的比到底有多少无所谓，这只是个初始条件，100%也好，200%也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能保持在7%，只要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不超过2%，这个比重也就会越来越低，最后趋于38%。这样债务余额就可以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事实上，还可以算出多少年之后达到38%。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各样的动态路径来描述和模拟这个过程，通过计算可以知道，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债务余额占GDP的比的速度是逐渐缓慢的。通过这样的计算和模拟，我们就可以知道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因此，较高的或然债务只是微分方程的初始条件，对财政的稳定并无根本影响。第二点就是财政稳定与否的关键在于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到底能保持在什么水平。结论就是中国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必过于担心或然债务。这在97、9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以上事例说明，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对研究经济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研究经济问题，要会正确提出问题，并且把问题变化成为数学语言，然后进行纯粹的数学推导，由此就可以得出非常明确的正确结论。所谓的经济学家就应该在ZF提出各种问题之后，把这些问题纳入一定的框架之中，翻译成数学语言，然后会解，并得出非常明确的和正确的结论。

经济学一定意义上是逻辑学，要想搞好经济研究，必须有非常强的了逻辑分析能力。凡逻辑不清的经济理论，都是不完善的经济理论。好的经济学家一定是逻辑思维严密的经济学家。遵守逻辑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理论错误，这是几千年的历史证明的。

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就是发现前人的逻辑错误的过程。常见的逻辑错误有假解释、同义反复，违背同一律的循环论证等等。

二十多年前的经济学有很多假解释。在现代经济中，一个资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这个资本在未来能够产生收益。然后把资本折现，就可以找出资本的现值。知道资本量的前提是知道利息率，利息率就是产出对资本的倒数。话又说出来，如果不知道资本量是多少，又怎么提出利息率呢？也就陷入循环论证。萨缪尔逊和罗宾逊夫人为此争论了二十多年，如果罗宾逊夫人是对的而萨缪尔逊是错的，平滑的生产函数则是画不出来的，在罗宾逊夫人那里，生产函数是锯齿型的。

咱们是使用汉语的，汉语有它极大的优势，也有极大的弱势。比如它没有明确的语法，很多句子没有主语谓语。这种汉语的模糊性造成了我们经济学的落后，因为这种语言使我们没有逻辑的思维，掩盖了思维的问题。英语的语法结构在应用方面必须合乎逻辑思维。因此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小段落大段落必须要非常分明，而不是一篇糊涂账，那样绝对搞不好经济研究工作。还有就是怎么组织你的思维的问题，我们应该学会一种安排思想框架和体系。我们所学过的现有的经济理论事实上就是提供了一种框架。比如分析汇率问题，最现成的框架就是弗来明模型，在这种模型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这个框架是不够的，这个框架是有缺陷的，这就需要我们去修补，如果修补不成，我们就得推翻这一框架，另设一个框架，那样就成了一个有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当然一般情况下，是要在现有的框架下能走多少步就走多少步，不要急于去创新。经济学一个比较有利的方面就是有许多成熟的理论。让我们尽可能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和组织我们的思想。

比如我们讨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流动性过剩一般是由于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同时我们又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资本相互顺差，那么为了维护人民币的稳定，央行必须买入美元，释放人民币，于是增加了流动性。为了解决流动性，我们就要进行对冲，也就是出售央行的票据，提高准备金率。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中国各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已经降到了2%左右，已经不很高了，有些商业银行已经感觉到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也就是说从这些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讲，流动性似乎并不特别大。而中央银行对流动性对冲的力度还很大，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房价在不断的上涨，股票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这显然是流动性过剩。这流动性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个理论框架来帮忙分析。理论框架会说明原来所说的流动性过剩也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央行对冲产生过剩的东西，这是从货币供给方面产生的流动性过剩，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冲就要提高准备金率。可是，流动性过剩可以理解为货币供给减去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

但这一块的大小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货币供给多了或者货币需求少了。但为什么不能换一个角度想想货币需求有什么变化呢？原来人们不再想持有这么多货币，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投资的地方。是以货币增发了我们就持有它，变成银行储蓄存款。所以过去的经济学家把它叫做“笼中的老虎”。“笼中的老虎”一呆二十年也不出来，现在有了发达的资本市场，有了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而由于通货膨胀，我们的实际利息已经是负的了。作为资产的持有方式，储蓄存款不是一种好的方式，于是人们开始把储蓄存款提出来买股票，这事实上是我们对货币的需求减少。那么要解决流动性过剩，就不能仅仅从货币供给方面来谈，也就是仅仅通过准备金率来解决问题。尽管中央银行可能百分之百对冲了，但它依然可能有流动性过剩。那么要解决这个货币需求减少的问题，现成的办法就是提高利息率，使利息率由负变正。这样人们对持有的意愿就会提高，也就可能可以压缩由货币减少造成的流动性货币过剩。

这又出现了一个明确的政策选择，也就是应该不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马上又会认识到一些问题，提高利息率，赛得过股市的增值么？提高利息率之后，外资肯定要进来，而中美之间的逆差已经很小了，而且买房的人会因为利息率的提高而破产，破产就会使银行不良债券增加，这样中国经济又会出现很多问题。于是这个问题就展开了。这就是有个理论框架会帮你思维，而且这种思维是对称的，这就是我们学习理论的作用。大街上买菜的人可以谈论国家大事，可以谈论经济，但他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没有这样的思维，所以得不出这样明确的政策结论出来。而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有了这样的训练之后能够给决策部门提出非常明确的政策建议来。我们现在就非常缺乏这样的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原标题：余永定：经济学中的方法论

albert12345678 发表于 2016-10-2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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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
白永秀 吴丰华 王泽润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在学术研究、学科队伍、学科阵地、学科人才四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前提是解决认识问题：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社会经济规律的科学，而非简单的“政治”+经济学；其学科建设需要融合，而非对立。基于此，通过创新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高标准建设政治经济学队伍，打造政治经济学阵地和平台，提升政治经济学人才培养水平等措施，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白永秀（1955-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陕西西安 710127）；吴丰华（1985-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127）；王泽润（1993-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127）。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也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但多年来，政治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学科建设形势严峻、地位尴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论述和指示，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围绕怎样理解并实现“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学者们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地位、如何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中国化、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创新、政治经济学教育教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这些文献侧重于强调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需要坚持的、丰富的和创新的等宏观性和方向性议题。这些问题和讨论并不新颖，只是提出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改革的不断深化，就曾促使我国经济学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反思。在这场名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学科建设成为争论的焦点，摆脱“苏联范式”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改革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成为当时大多数学者的一致看法。这场二十多年前的大讨论实际上成为国内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之后西方经济学理论全面引入并蓬勃发展，而政治经济学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都逐渐势微，学科发展趋缓。
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发展困境，可以说内因是主要的。对此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及其导致的研究和教学缺乏科学精神和不规范”所致；还有观点指出，理论发展创新不足是政治经济学学科滑坡的主要原因。关于改进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创新，以及与其相关的教材和教学改革。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困境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现存问题还缺乏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导致问题原因的探讨还欠缺足够的自我批评。对于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大多数学者能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但依然有人在认识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科的关系时，持对立观点。中国政治经济学要创新和发展，必须解决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问题。本文将从学术研究、学科队伍、学科阵地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分析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指出并纠正束缚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错误认识，进而提出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系统方案。
一、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现状
任何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现状，都涉及学术研究、学科队伍、学科阵地、学科人才培养等内容：学术研究是学科发展的核心，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础，阵地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平台，人才培养决定着学科发展的未来。而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在上述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反映出该学科地位下滑的事实，也显示导致这一学科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
1. 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既脱离现实又缺乏相对独立性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简洁与实用。经济学理论的生命力依赖于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预见力。但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么自说自话、轻视已有研究的贡献，一味“引经据典”，要么“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么“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和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属于‘政策解释学’和‘政策宣传学’，随着中央文件和政府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而且，对于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现有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在理论上给出系统且严谨的解释；对于一些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的未来方向，政治经济学内部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对于如何理解和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实现“五化同步”发展等问题，现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难以给出具备解释力和预见力的贡献。这些都反映出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其理论却不能被应用经济学所应用的尴尬局面。
此外，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传承不足、创新不够。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弃这两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也不提倡对某一新方法的盲从。有学者指出，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自觉性和基本功，习惯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框出发思考问题，寻求答案，照搬照抄国外时髦理论和话语体系”。上述诸多问题不仅阻碍了我国政治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其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作用，致使其在学科和思想市场中被边缘化。
2. 政治经济学学科队伍建设滞后
近年来，我国虽然涌现出了一些优秀中青年政治经济教学、科研工作者，但总体仍面临后继乏人的困难局面。
一是高层次人才匮乏，领军人才偏少。以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为例，2011年—2014年，隶属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长江学者共3人，仅为全部经济学36名长江学者的7.7%，只占全部社会科学229名长江学者的1.3%。而同期金融学的长江学者数量更是政治经济学的3倍（参见图1）。

二是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人员减少。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教学人员减少。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流失严重，普遍缺乏能讲通讲好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而能讲授《资本论》或高级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越来越多接受西方经济学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人占据讲堂，而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教师越来越少，队伍青黄不接。”“一些教师开始转而讲授学生感兴趣、实用性强的课程；另外部分教师虽还在讲授政治经济学，但其科研主攻方向已经不再是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科研人员减少。“近年来，一些高校经济学院竞相高价引进海外特别是从美国归来的西方经济学博士，而我国自己培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人才已很难进入各个大学的经济学院”，并且真正坚守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也逐渐减少。
三是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分歧很大，一部分是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可能将政治经济学官方化、过度意识形态化，如提出政治经济学首先要突出‘政治’，或认为，“思想教育的时候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重要决策的时候用西方经济学”。另一部分是教条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往往把研究局限在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上，但这些争论却脱离我国经济社会实践，难以促进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还有一部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者，以部分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家和中青年政治经济学者为主，他们不断为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作出尝试和努力。

图1  2011—2014年长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中政治经济学人才分布情况（单位：人）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历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公布文件中的数据整理统计。
注：本图仅选取2011年及以后的数据，因为教育部在2011年实施了新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将2013年和2014年合并，是因为教育部文件中将2013年和2014年度长江学者名单合并发布。


3. 政治经济学学科阵地数量偏少、实力偏弱
其一，政治经济学刊物数量少，地位边缘。现有刊物中，《马克思主义研究》虽是权威刊物，但并非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刊发所有马克思主义相关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而在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引文索引（CSSCI）中，经济学类（含人文、经济地理）共有117种期刊（含集刊和扩展版），只有《政治经济学评论》以政治经济学命名，还有少数刊物如《经济学家》《经济学动态》《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纵横》等，虽也刊登政治经济学文章，但数量不多。除此之外的期刊则很少或不刊发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
其二，政治经济学研究机构数量少、实力弱。国内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机构并不多，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机构中有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并不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其三，政治经济学学会不够活跃。我国现有影响较大的全国性政治经济学年会可概括为“1个国际+2个国内+1个新兴”：“1个国际”指“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年会”，“2个国内”指“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和“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1个新兴”指近几年新发起的“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此外，有一些不以政治经济学命名但也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学会（年会），可概括为“1个社会主义+3个《资本论》”：“1个社会主义”指“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3个《资本论》”分别是“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这些学会除了每年固定举办一次年会外，基本没有其他活动，与西方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每年丰富的学术活动形成对比。



4. 政治经济学学科人才培养堪忧，专业教育和招生问题严重
首先，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专业“第一课”的地位已逐渐丧失。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专业和相应课时越来越少：“高校的应用经济学与管理学科普遍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课时，资本主义部分的教学课时也大幅度减少，一些高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原来作为经济学专业必开的《资本论》课程大多退出了本科课堂体系；许多高校经济类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科目，只保留了西方经济学科目”。而且，围绕政治经济学的“第一课程体系”——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学说史+政治经济学原著导读（选读）也逐渐瓦解。
其次，政治经济学教材泛滥，质量参差不齐。新中国成立后，一部部高质量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曾极大地了促进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如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于光远、苏星主编，人民出版社），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徐禾等编著，人民出版社）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谷书堂、宋则行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宋涛主编，人民出版社）和《政治经济学垄断资本主义部分》（魏埙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世纪之交的《政治经济学》（逄锦聚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等。这些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培养出了一批批理论大家和优秀学子，引领了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发展。而近十年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总体质量不升反降。“教材选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院校使用的版本繁多”，教材编写不求甚解、不翻原著，甚至相互抄袭，导致高质量、堪称经典的教材难以出现。
最后，反映在结果上，当前几乎所有高校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招生都不乐观，绝对数量和相对占比都在减少。全国13个国家理论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的毕业生继续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学生不断减少，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数更少。各高校招生计划中，政治经济学硕、博士招生，各高校招生都在缩减。以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重镇南开大学的硕士招生为例，2007年—2015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报考和录取人数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从2007年的59人和8人，下降到2015年的17人和2人。相较之下，金融学研究生（含金融学和金融专业硕士两个专业）报考和录取人数则分别从2007年的505人和72人，上升到2015年的1000人和110人（参见图2）。而政治经济学报考和招生在经济学专业的比重的下降更为明显，2007年—2015年，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报考和招生人数占比分别从3.13%和3.57%下降到了0.77%和0.64%，而金融学研究生的比例分别从2007年的26.80%和32.14%上升到了2015年的45.33%和35.37%。博士研究生招生政治经济学专业招生人数也十分有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6年计划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4人，仅占全部经济学专业42人招生计划的9.5%。南京大学商学院2015年共招收经济学博士生43人，其中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3人，仅占17名理论经济学博士生的17.6%，占全部经济学专业博士的7.0%。在厦门大学，以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王亚南命名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却不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只有经济学院每年招收6名左右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报考人数                               招生人数
图2 2007年—2015年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报考、招生人数对比（单位：人）


资料来源：根据南开大学研究生院网站数据制图。


二、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前提是解决认识问题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固然有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对一些基本问题认识不清、存在重大分歧。“这种被边缘化情况不是由西方经济学的涌入造成的，而是我们队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解上的偏差造成的。后果就是为西方经济学让出了扩张空间，日益占领经济学的阵地”。所以，要促进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前提是要扭转认知偏差，正本清源、统一认识。

第一，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社会经济规律的科学，而非简单第“政治”+经济学。自古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政治经济学家们不断努力，力争实现政治经济学从经验研究（研究相对独立的价值源泉、劳动、货币、利润、地租等问题）向系统和科学研究（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行规律）的转化。但当前我国对政治经济学本质的认识有一些偏误，过分强调其政治性：一方面，过分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要么对其进行过多的非学术性“保护”，导致其“难以在直面各种理论和学派的交流、交融和交锋中推进自身的发展”，要么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列入‘革命经济学’，把它从对国民经济发展这一个时代任务发生作用中排斥出去。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位为意识形态学科，那就等于把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和经济学层面问题这一重要领域拱手让给西方经济学”。另一方面，往往在高层对政治经济学发展提出关切或要求时，才引起学界重视，各个领域和层次都会马上行动，甚至出现“一窝蜂”现象。一旦不再强调或特定任务（如学科评估）完成，便不再受人关注。

第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与时俱进，而不应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资本主义处于古典市场经济时期，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自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然而，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此，其基本原理完全根植于社会经济变化的现实之中，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其适用性应服从于社会历史条件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将其成功经验总结提升为系统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应该成为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一步而言，按照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规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从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上升为一般规律，即从对市场经济每个发展阶段特殊规律的研究上升为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研究。

第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融合，而非对立。政治经济学学科要创新发展，就不应有学科偏见，更不能排斥其他学科中的合理理论与和科学方法，而应采取兼收并蓄的思路。其实，马克思本人一贯强调借鉴与融合，恩格斯曾评价：“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做出善意的评价。”所以，“批判与借鉴并行不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纵观学科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源自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截图等创立的古典经济学。而《资本论》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汲取和借鉴了他当时能够接触到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例如，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借鉴了魁奈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判断和研究视角上存在差异，但并非意味两者完全对立或相互替代。正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在危机、垄断和失业理论等方面现代学院派经济学要向马克思“学习”，现代学院派经济学也能向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帮助，如“用现代分析的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来重新考虑马克思的论点”，有助于澄清马克思学说中“许多费解之处，并且有助于显示它的优点和弱点”。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正是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不断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先进技术的结果。所以，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鼓励在坚持基本立场和原理的基础上，与不同学科互补融合、推陈出新。对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异样”“异质”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潮，要采取交流、交融、交锋的多种方式，既要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理论的精华，又应摒弃其糟粕。

albert12345678 发表于 2016-10-2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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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取系统措施建设政治经济学学科
作者：白永秀 吴丰华 王泽润
在统一了事关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认识后，需要我们围绕学科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四个方面，采取系统性措施，切实推进学科建设和发展。

1. 系统创新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
“内容创新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前提”。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要确立新的研究主线，其次需要扩展新的研究对象，进而构建新的研究体系，并采取新的方法，最后拓宽新的研究范围。
首先，确立新的研究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线，而对于秉承人民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公平和效率同样重要。因此我们提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线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途径。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的四大环节，即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四个环节的协调发展；二是在宏观经济领域，即城乡、区域和产业之间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区域均衡化、产业协同化；三是在微观经济领域，即促使经济活动中的不同利益主体在寻求个体收益最大化的同时，追求实现社会公平最大化的结合点；四是在资源配置中，即在资源配置的手段和结果中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既追求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也追求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扩展新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大力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致力于对马克思经济学原来未曾解释的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务必需要根据实践的变化，扩展新的研究对象：突破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限制，不断延展“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运用范围，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制度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经济行为，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市场经济制度下（既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人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等。

第三，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以往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往往遵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划分的苏联范式，虽体系清晰，却存在相互割裂的局限性，也难以反映时代的新发展，更不利于政治经济学在融合中创新发展。为此，我们借鉴政治经济学历史上的“三分法”和“四分法”的研究传统，以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理论）为基准，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的核心。此外，兼顾不同时代和国家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这是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存在的前提。最后，考虑到理论上宏观经济研究不断深入和实践中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我们将宏观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作为延展理论。由此，构成了由“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交换—消费—分配’+宏观经济+经济全球化”七大部分组成的政治经济学新的研究体系。
第四，采用新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发扬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所以，要注重深入历史材料、深入社会现实，得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基础上，引入计量史学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开展量化历史研究；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与运用实验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新方法，开展定量研究。

最后，拓宽新的研究范围。在新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下，我们认为可在时间、空间和内容等维度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在时间维度，向前追溯，研究历史上不同经济制度及相关内容，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匹配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是如何形成并逐步发展的；向后展望，研究资本主义世界及其经济制度的新发展、新变化与未来趋向。在空间维度，研究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当代流派的新发展，比较研究当代世界不同经济形态和经济体制，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发展模式和路径。在内容维度，研究一些共性和特性问题，用中国话语解构世界、解释中国。一方面研究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即“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依据”，所以要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包括如何正确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如何在理论上解释中国连续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如何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解释和解决中国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分化问题，如何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如何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等等。

2. 高标准建设政治经济学队伍

教学、科研队伍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只有高标准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队伍，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人才需要。

首先，树立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人才观。必须主要以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能力为标准，选拔政治经济学队伍人才。在教学方面，以能讲通、讲好、讲透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思想史、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高级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为标准，培养、选拔和引进政治经济学教学人员。在科研方面，以能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能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范式解释并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标准，评价政治经济学科研成果。特别地，要破除我国“在社会科学学科评估中，过分强调SSCI发文的导向作用、不适当地鼓励采用外文原版教材、片面强调引进教师中海归数量的意义和作用”的唯英文论文论、唯海外博士论等不科学的人才评判和引进标准。因为这样的标准势必将很多政治经济学人才和有潜力的本土青年学者和学生挡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门外。

其次，优化政治经济学队伍结构。当前学科队伍老化，中青年学者出现断层，队伍结构亟需优化。未来，在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家的引领和指导下，应重点培养、引进三类中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和学生：（1）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功底、熟悉经典作家文献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2）具有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功底、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3）有较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功底，熟练掌握数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现代分析方法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形成“老一辈政治经济学家引领——中青年学者领军——青年学者和学生为骨干”的人才队伍结构。

最后，构建符合学科特征的政治经济学评价标准。与西方经济学成熟的学科和成果评价标准相比，政治经济学尚未形成能充分体现自身特点、满足队伍发展要求的评价标准。如果直接套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建立起的“国际”通行标准，势必造成政治经济学在学科评估、成果认定等事关队伍发展的关键环节处于劣势。为此，需要构建符合政治经济学特点的评价体系：一是设立既能反映学科特点，又兼顾其他理论经济学以及与应用经济学接轨的学术论著评价标准。二是加强对科研人员服务社会的认定，对完成高层次课题、服务社会、决策咨询建议被采纳的，也应认定成果；三是对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等高层次人选和成果的评选，在择优选拔、宁缺毋滥的原则下，给予政治经济学一定的倾斜，支持学科队伍建设。

3. 建立和打造政治经济学阵地和平台
目前缺少能有效促进政治经济学学科和教学、科研人员发展的高层次阵地，我们亟需系统建设能够把握导向的平台和掌握话语权的阵地。
首先，建设并完善政治经济学期刊体系，解决成果发表难的问题。一是调整经济学期刊体系，促进政治经济学刊物发展，既要加强原有权威刊物如《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的建设，也要争取有更多刊物入围权威或A类期刊目录，更要争取刊号、出版发行更多高质量刊物。二是引导经济学类刊物开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等专栏，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提供发表平台。
其次，采取建设特区和开展试点的方式，建设高层次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机构。为高标准、高层次建设学科阵地，可借鉴部分高校建设专门学院或研究中心以推广计量经济学、金融学的模式，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导向、本土化与全球化相结合、高层次和高标准的方针，在全国政治经济学基础较好的院校（如13个国家理论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创办政治经济学学院、高级研究院或研究中心。组织团队、集中力量攻坚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问题和当代重大现实问题，实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要求。
最后，以开放的心态办好政治经济学学会和论坛，搭建学科交流平台。我们建议各类政治经济学年会和论坛摒弃“政治经济学家的年度聚会”、“政治经济学的盛会”等定位，采取开放态度办会：确定会议主题和议题，既要研究政治学理论问题，更要研究中国和世界实践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参会人员既要邀请政治经济学界的资深教授，也要给中青年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机会，更要邀请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者，以及实践部门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参会
。
4. 提升政治经济学人才培养水平
学科建设最终要落脚在学生培养上，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人才培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亟需在教材编写、课程体系构建和解决学生就业等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编写系列精品政治经济学教材。要改变当前政治经济学教材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当务之急是组织精干力量编撰教材，形成教材体系：一是本科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要突出基础性、原理性和可读性；二是研究生使用的高级政治经济学教材，要突出研究性和前沿性；三是《资本论》研究教材，要突出研究性和经典性；四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教材，要突出代表性、学术性和系统性；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教材，要突出比较性、启发性；六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的研究教材，要突出前沿性、比较性；七是政治经济学思想史教材，要突出历史性、体系性。同时，在教材编写中，做到三个避免：一是避免过多人员参编一部教材，导致风格不一、质量下降；二是避免学生“代劳”，应以资深学者为主编写教材；三是避免“大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出现的将历史观和方法论视为背景性知识加以一般性的、简略的介绍，而不是当作政治经济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叙述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两张皮”现象。

其次，建设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针对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第一课”地位丧失，开课专业、课时双双下降的严峻形势，要做到“三个提高”：一是提高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专业的比重。原则上所有经济学本科专业（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都应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确保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本科生课程中的“基础理论课”和“核心课”地位。二是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时数。现在大多数院校本科只开设一学期36课时或54课时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应提高到至少开足一学年108课时或120个课时的程度。三是提高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中高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所占的比重。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院校在高年级本科和硕士课程中开设《高级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或《资本论》选读）、《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等课程；在理论经济学专业博士课程中，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等课程。

最后，满足学生职业发展需要。目前，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生职业发展遇到困难。在就业市场上，不仅本科及硕士毕业生就业困难，甚至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科研人员也难在高校和研究机构谋求职位。这是伴随政治经济学学科地位边缘化而产生的不良现象，根源是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教育难以给学生提供一套用以分析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理论框架。要解决这一问题，在长期，有赖于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发展。在短期，可从优化学生培养方案入手，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对外交流和社会实践机会，增强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学术训练，鼓励他们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此外，高校、研究院所在人才招聘上，也应为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蕴藏着运用政治经济学“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难得机遇，“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的任务艰巨而紧迫。虽然当前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存在诸多问题，政治经济学界内部对一些学科基本问题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只要我们直面问题、统一认识、采取系统措施，就一定能够振兴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使其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创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实践上更好地指导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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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恩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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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顾海良：《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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