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 [推广有奖]

101楼

xuguw 发表于 2016-10-29 10:35:02

HappyAndy_Lo 发表于 2016-10-28 16:56
跟着老师们学资本论。。。学政治经济学。。。。

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反思

一、引言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向学者们提出“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这一问题；英国社会科学院因此而组织论坛讨论，会后由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和彼得·轩尼诗（Peter Hennessy）执笔总结了与会者观点就女王难题作了说明。大致观点是：1.有不少人对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失衡已经提出警告，尽管没有人预见到此次危机发生的确切形式、发生时间及危害程度，而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对经济危机的存在作出预测，而更要对危机的发生时间提供预知，并需要有恰当的措施来应对危机；2.金融市场也一直注重风险管理，尽管通常的风险管理被限制于金融活动的片段，主要与具体的金融工具或贷款相联系，而关键在于将风险纳入整个系统来监控，即使那些数学能人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3.前所未有的全球繁荣导致了所谓“全球储蓄过剩”，使得家庭和企业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金融系统的资金之同时也导致了房价的飙升，而大多数人却深信那些银行和资本市场里的金融奇才可以有效管理风险；4.受“金融和经济模型能很好预测短期和较小风险”这一预设的教唆，金融奇才们也宣称他们已通过一系列新型金融工具分散了风险，却不愿意相信其判断可能出错或者无力审查自身机构存在的风险。[1]

      当然，这种解释并没有消取人们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在认识和处理经济危机之类问题上的疑虑，因此，随后“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运动的10位主将--谢拉·道（Sheila C. Dow）、彼得·厄尔斯蒂（Peter E. Earl）、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杰弗里·哈科特（Geoffrey C. Harcourt）、杰弗里？霍奇森（Geoffrey M. Hodgson）等也就此作了回应。一方面，他们赞同蒂姆？贝斯利等有关即使“一些最优秀的数学能人”参与了风险管理，但由于“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从而不能“预测出危机的发生时间、程度及严重性，也未能避免危机的发生”；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上述分析忽视了正是主流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变成了一个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这一事实，并强调“英国及其他国家有影响力的主要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是负有部分责任的”。谢拉·道等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只关注数学技术和建构不依赖经验的形式模型，许多主流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院系中也存在“为数学而数学”的研究追求；正是这种偏好使许多经济学家偏离了至关重要的整体性观察的轨道，从而导致经济学家们无法对经济学分支领域的过度专业化及进一步探讨损害大局观念形成的原因之动力进行反思。[2]

      迄今为止，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的反思大多停留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正因如此，过去30多年尽管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在理论上存在纷争，但在经济政策上相当平和，都相信，任何对繁荣轨道的偏离都可以且将会被全能的美联储纠正。不过，经济危机的爆发反映出经济学家们明显高估了货币政策在恢复经济繁荣上起的作用，于是“咸水学派”①学者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政策开始了重新反思，并主张回到凯恩斯的财政政策中去。[3]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微观思维：受理性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者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鼓噪个体的理性行为；结果，每个人看似各司其职的工作综合起来后却导致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的失衡状况，蝴蝶效应使得每个人的小风险整合到整个系统后形成了巨大的风险。所以，谢拉·道等指出，“经济学家的受训面太窄，只关注数学技术和建构不依赖经验的形式模型，这是我们这一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2]那么，如何认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与经济危机的关联性呢？这就需要剖析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整个过程：行为预设上的原子个体主义（研究起点）推理逻辑上的抽象演绎主义（研究过程）→设定目标上的静态均衡主义（研究定位）→认知层次上的实用功能主义（研究结果）；而且，正是这一系列的研究方法论选择，导致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而对一些明显的失衡现实却熟视无睹。
其实，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一者，经济思想的任何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二者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然而，自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确立之后，特别是，自弗里德曼等将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到经济学以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开始主导了经济学的研究，而方法论的探究则日渐式微；即使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现代主流经济学依然不愿对方法论进行实质性探讨，以致20世纪80年代曾经在西方复兴的方法论思潮又逐渐湮息了。[4]当然，如加尔布雷斯指出的，思想观念天生就是保守的，它不会屈从于其他思想观念的攻击；但是，它却会屈服于形势的剧变。面对形势变迁，思想观念显得无能为力。显然，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迫使我们重新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思维，是以本文就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基于的一元化方法论作一系统剖析。

二、原子个体主义

      经济现象是人之行为产生的，因而经济学理论有赖于一定的行为认知基础，而在此问题上经济学界主要有两个相对应的分析视角。一是抽象同质的原子个体主义视角，它认为社会现象必须由单个的人类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结果来解释，从而关注社会现象是如何通过个体行为而产生的；并且，它强调，研究经济现象最适当的方法应当在个人的水平上进行，所有社会科学的纯理论都可由个人行为以及该行为所依赖的特定条件或范围演绎而来。二是具体异质的整体结构主义视角，它认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其独特的目的、需要和发展轨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结构演进的；并且，它强调，个人只是社会整体的一员，其行为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关注个体行为发生作用的社会影响，考察社会整体力量对个体行为的制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大致采用原子个体主义的分析视角，而一些非主流经济学派别则更多地承袭了整体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

      从经济学说发展史来看，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着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大传统。早期经济学比较偏好于整体主义研究进路，如绝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者而是掺杂着整体主义的观念；事实上，当时的学者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大多是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探索的也主要是具体社会关系下的公共领域问题。然而，伴随着经济学的独立、尤其是随着经济学将研究对象逐渐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逐渐从广泛的社会性需求转向狭隘的物质需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就逐渐偏盛了；尤其是边际革命兴起之后，经济学日益着眼于既定制度下的个体行为分析而不再关心社会结构问题，从此个体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视角。而且，为了便于一般理论的构造，现代主流经济学努力寻求一个能在抽象演绎中代表经济活动主体的抽象单位，从而又进一步将个体抽象、还原为同质化的具有“神性”的动物：不仅拥有上帝般的全能理性，又拥有动物般的利欲本能，这就是经济人。正是以经济人为基石，现代主流经济学构建了整个理论体系，而作为逻辑原点的“经济人”变成了“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是能够“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是一个个数学方程式中的数学符号。[5]（p202）

         问题是，这种方法论个体主义存在明显的逻辑和现实上的困境。一者，逻辑上存在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对峙，因为如果个体在碰到相同的约束条件时，都会作出相同的选择，关于选择的个体主义的特征也就不复存在了。正如博兰指出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困境在于：“由于行为是个人主义的，它必然是独特的，但为了理解那个行为，它必须是普遍的，也就是对一切个人都是相同的。”[6]（p232）二者，现实上忽视了个体行为的加合效应，因为尽管社会、家庭、组织等都是由个体所组成，但群体和社会组织一旦形成就可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独立的内聚力、秩序和结构，从而产生独自的目标和利益。正如波普尔所说，“每个集体都有一部它自己的历史，而且它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的历史。一个集体如果丧失了一些它的不太重要的成员，它仍然可以容易保留它的特性不变。而且甚至可以想象，即使是一个集体原来的成员全部都为其他人所代替，它还可以保留许多它原来的特性”。[7]（p18-19）因此，能否以及如何从个体出发，从现实存在的个体出发，成功地过渡到宏观整体，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整合，就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关键；显然，这也是反原子论的整体主义的分析思路，它要求把人的活动置于被经常视为根源的社会关系背景中，考虑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制约。
需要注意的是，同样是个体主义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原子论个体主义和反原子论个体主义。其中，反原子论个体主义认为个体的相互联系是解释社会现象所不可或缺的，而原子论个体主义则否认这种联系是一种真正的解释。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凸显的正是原子论个体主义，它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将经济学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并把它所研究的对象确立为可以纯粹用达到目的的手段作出判断的一套人类行为；二是在理论上将实行经济交换的世界看做是自发地趋于和谐一致的领域；三是把人看成是从家庭、部族、阶级或民族分离出来的坚持原子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个体；四是以平均值替代每个个人的数值而将人抽象为基于自我利益的、以局部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人。正是基于原子个体主义倾向，现代主流经济学撇开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体伦理考虑，而平均值的经济人则成为原子个体主义均衡分析的必然手段；正是基于原子个体主义的基础，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普遍性和唯一性视为基于个体主义解释方式的基础，并基于理性的抽象得出了社会和谐的结论。然而，抽象的经济人假设仅仅是把人还原为一般动物，它依据每次行为的功利进行策略选择，而看不到长期的利益关系；显然，这种理性本质上是近视的有限理性，而不是真正的人类理性，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理性就在于它能够更全面、更长期地考虑问题。而且，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人们往往会为每一次互动的利益分配进行争斗，这实际上退回到了动物的行为之中，它至多只能实现短期局部的最大化，而无法避免长期潜伏的经济危机。

三、抽象演绎主义

      基于对行为主体的不同认知并以此为前提，经济学通过一定的逻辑推理就可以获得相关结论，而在此问题上经济学又形成了两个相对应的分析逻辑。一是演绎主义逻辑，它体现出浓厚的形而上色彩：以一般性的先验假设或者抽象定理为基础，并由此作理性推理而得出一系列具体结论，从而往往又与先验主义和惟理主义联系在一起；二是归纳主义逻辑，它凸显出经验主义特性：从一系列的具体经验事实中挖掘一般的规律，或者从历史资料推测将来的结果，从而往往又与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两者都是社会科学中互补性的分析逻辑，任何理论研究都需要兼顾这两者；只不过基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不同学科和学者所选用的具体手段又各有所偏重。一般地，当经济学集中于作为工程学内容的资源配置之研究时，就会偏重于理性主义的抽象演绎逻辑；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如此，它在将社会制度视为既定不变的前提下试图从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出发来推演出其他结论。相反，当经济学试图探讨由人与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时，则主要偏重于经验主义的历史归纳逻辑；例如，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旧制度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派就是如此，它们强调社会制度是处于不断进化和改良之中的，从而试图从历史演化中梳理出内在的规律。

      从经济学说发展史来看，早期的经济学者一般都比较倾向采用历史归纳逻辑，这是因为早期经济学者非常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制度和行为的历史传统。事实上，在斯密之前经济学界还没有明显的方法论之争，斯密的方法则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演绎法与归纳法的混合物：理性主义使他能够以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原则为基础构建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而充溢于整个著作的经验主义则使他的思想非常现实。但是，斯密著作中所隐含的这两种方法为不同类型的学者所继承和发扬：马尔萨斯继承了历史归纳逻辑，李嘉图则发展了斯密的抽象演绎逻辑；不过，由于李嘉图著作的广泛影响，以后的经济学逐渐丧失了以斯密的方法为特征的经验倾向而变得严格和抽象。特别是，一者，抽象演绎逻辑提供了一个较为规范而系统的分析体系，比较适合基于个体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二者，西方哲学兴起了“预先假设”和“演绎”的方法，从而进一步推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演绎主义取向。因此，当边际革命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对关注社会制度的公共领域转向如何最大化收益的私人领域后，经济学就急速转入抽象演绎化的研究轨道，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物质资源的配置这一研究内容后，更是将经济学理论转化成了数学形式的定理。例如，罗宾斯就认为，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基于内省所得到的近于公理的假设中演绎出来，并把“从少数几个自明性假定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视为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5]（p223）

      然而，人类的行为逻辑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物理或数理的形式逻辑：行为逻辑与人类社会的心理、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因素密切相关，涉及对社会现象和发展的认知，涉及对社会正义和伦理道德的关注；物理或数理的逻辑则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公理性逻辑体系之上，从而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特征。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抽象的演绎推理将行为逻辑简单地等同于数理逻辑，从而尽管使其理论体系在形式逻辑上日益严密了，却因扭曲了人的知性思维而无法发现现象背后的规律；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成了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者特定分析框架下的脱离实际的自我繁殖，最终退化为一种“我向思考”的学科。进一步地，即使基于使用演绎推理，也必须考虑这种据以推延的前提和公理是否正确？但是，这种考虑却因弗里德曼提出的工具理性主义方法论主张而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放在了一旁。弗里德曼强调：预言就是一切，假设无足轻重，并进而提出了“假说的现实不相关性”命题；[8]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运用各种假设，如最大化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完全信息假设、U形长期平均成本假设等等，并由此建立起一个个貌似科学的理论模型，而不再关心前提假设或者原先的公理是否正确。
尽管从先验假设出发进行逻辑演绎有利于充分发挥数学工具的优势，但缺乏经验验证的工具主义倾向又往往会脱离事物的本质和现实情形。事实上，正是由于日益强盛的抽象演绎倾向和对于“工具理性”的尊崇，导致现代经济学在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并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从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对制度进行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被抛后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经济学开始出现了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倾向；即使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发展了各种计量实证的分析工具，主张价值无涉，它主要是为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证实”，以致以西蒙为首的卡内基-梅隆学派讥讽它为“坐在轮椅上的经济学”。[9]事实上，正如J.内维尔？凯恩斯所说，“演绎方法不只是包括演绎一个阶段”，“在其完整形式上，它包括对实际运行力量及运行不同条件的事先调查，并且通过求助于可公开直接观察到的具体现实，检测其结果在实际现象中的应用性。经济研究自身利用其演绎阶段有时或多或少会很方便，在经济学的纯理论中这点尤其突出。但前提并不是随意选择的。当纯理论假设经济力量在人为简化的条件下运行时，它仍主张调查的结果与其实际运行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吻合的，并确实在实际经济世界中以居于支配地位的方式运行”；但不幸的是，“这似乎为那些藐视演绎政治经济学假设特征的人所忘记”，[10]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封闭的逻辑游戏。

已有 1 人评分	经验	收起理由
ldjdkj	+ 100	精彩帖子

总评分: 经验 + 100 查看全部评分

102楼

xuguw 发表于 2016-10-29 10:35:38

wtc#sofa 发表于 2016-10-28 15:08
很接地气的一本书值得一看

四、静态均衡主义

      在不同的行为认知和推演逻辑的基础上，经济学又出现了注重研究结果还是研究过程的不同定位，并由此形成了两个相对应的分析思维。一是静态或比较静态的均衡主义思维，它根植于牛顿经典力学，建立在同质性个体假设的基础之上；二是动态的演化主义思维，它主要来自生物学的分析思路，建立在异质性个体互动的基础之上。一般地，演化主义注重个人、社会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动态互动，不但需要考虑较长时段的变动过程，而且需要打破学科界限，倾向于用统一的方法来理解社会现象背后的人类行为，从而往往和历史归纳主义及异质个体主义分析联系在一起；相反，均衡主义则着重描述某一时点的总体特征，不但要撇开其他扰动因素，而且要将人类行为同质化，倾向于将人的偏好看成是外生的，从而往往和抽象演绎主义及机械整体主义分析联系在一起。静态均衡主义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思维，它以原子化个体为分析的基本对象，并基于抽象的演绎逻辑来探究个体理性行为的整体状态，从而偏好一般均衡、最优化等模型的建构；相反，动态演化主义思维则为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等承袭，它以异质化的个体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结构的社群为分析的基本对象，并从历史发展中考察社会经济的变动，从而偏好于对事物内部结构和发展趋势等的剖析。

      从经济学说发展史来看，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率先采用了动态演化主义的分析思维，他们不仅采用演化分析思维对现实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改革，而且动态地探究人性可塑性和行为历史性。例如，演化分析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的社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状态。[11]（p20）然而，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的抽象分析思维为肇始，尤其是边际革命以降主流经济学集中于资源配置这一工程学内容以后，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却逐渐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究其原因，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追求物理学般的抽象和精确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奋斗目标；米洛斯基就写道：现代主流经济学和物理学“这两种学科理论上的相似性是惊人的。他们之所以惊人相似的一个原因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们大胆地模仿了19世纪7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物理学理论。……（新古典学派的前辈向物理学）模仿的是模型、术语和符号，并且说这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方法”。[12]同时，均衡分析的偏盛还与西方学者的两大信条有关：一者，市场均衡是人追求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因为普遍最大化假设本身意味着市场是均衡的；二者，自由市场机制是完美有效的，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种可以自发调节、自发平衡的机制。正是从自身的理论与信仰出发，主流经济学家们往往只是热衷于证明市场均衡的观点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相互吻合，而不是放弃这一观念；为此，他们宁愿放弃经济学本质上属于一门演化学科的事实，宁愿放弃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追求，而维护经济学理论与这种观念的一致性。

      尽管均衡分析使得经济学的严格程度增加了，但它却抹杀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却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均衡形成的过程。正因如此，包括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布坎南、乔治斯库-罗根、沙克尔和后凯恩斯学派的罗宾逊夫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多布等众多学者都对新古典经济学缺乏时间性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当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也试图通过时间变量来表达经济的动态性，并通过时间-偏微分来确定最终的均衡水平；例如，其动态序列分成就用下标来明确表明时点和代际关系，或者，用附加的时间微分函数或方程的形式来体现某些变量的变化速度。问题是，这种对时间的处理恰当吗？哈耶克认为，对经济学中变化过程的恰当解释，要求承认时间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撇开哈耶克所称的信息和制度嵌入式内生发展的探究，因而无法真正说明一个动态的世界。所以，博兰指出，“断言一长远均衡的存在--需要无穷大的时间才能达到该均衡，只不过是在暗示，要么时间无关紧要，要么我们没有解释”。[6]（p265）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是与效用最大化这一基本假设结合在一起，这种根深蒂固的最大化策略，使主流经济学家即使发现了与理论明显不一致的经验事实，也不愿意从前提假设着手对理论进行反思，而是倾向于寻找其他不满足假设的现实条件以为理论辩护。罗森伯格就指出，“经济学家之所以钟爱这种（极值）理论，与其说反映了他们的自满，不如说反映了他们在方法论上根深蒂固的保守性”；不过，“保守的经济学家对极值理论的痴情，在经济学与物理学和进化论的反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200年来在这个方向上的工作，既没有产生如物理学家发现新行星那样的新发现，也没有产生像牛顿力学指导下的控制机械运动的机器那样的新技术。”[13]正是随着经济学危机的日益加深，一些学者也开始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和反思，并形成了四股演化主义思潮。一是哈耶克发扬的奥地利学派，它把均衡视为事件的过程而不是事件的状态；二是源于凡勃伦传统的后制度学派，它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三是源于熊彼特创新思想的“新熊彼特”学派，它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四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调节学派，它强调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遗憾的是，经济学的演化进路迄今为止还处于非正统的地位，以致主流经济学对一些反映经济危机的征兆依旧无动于衷；朗达内指出，在经济学中，“人们认为‘进化’趋势是非正统思想这一事实，暗示着经济学界还没有达到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的发展水平。因为那个时期物理学的标志是，从静态的宇宙观向动态的宇宙观转变”。[14]

五、近视功能主义

      行为认知、推演逻辑以及研究定位的差异也直接影响研究所涉及的是表象还是本质的不同层次，与此相对应，经济学也有两个相对应的分析哲学观。一是功能主义哲学观，它从外部关注可变量之间的关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强调对经济现象的存在表现以及现象之间功能性联系的分析；二是因果主义哲学观，它从内部关注事物的本质或不变性问题，从而强调对经济现象内在或背后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因果性机理的探究。一般地，功能性分析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独特的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基于特定的引导假定和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提供某种解释；相反，因果性分析的特征就在于它努力探究事物的内在本质，通过内在结构的剖析而探究事物的变化、发展和完善趋势。功能性分析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一者，它把经济现象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客观而独立存在的自然之部分；二者，它在伦理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将既有制度视为合理的存在，着重分析既存现状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事物之间发挥何种作用。相反，因果性分析路径则源于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并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以及奥地利经济学等保持：一者，它不认为经济现象是客观的，而是与人的行为以及行为目的联系在一起，从而试图挖掘人类行动的目的和含义；二者，它不承认现有社会事物、组织乃至制度的合理性，而是相信现存的社会事物、组织乃至制度都或多或少地被异化了。

      从经济学说发展史来看，早期经济学者比较倾向因果分析方法，这是因为当时面临发展经济、改造制度的要求，从而不能简单地将理论建立在或许永远不能实现的先验的抽象假设之上，而是要对社会事物之理想状态（即本质）进行探索，并把这种理想状态视为被异化的现状在未来回归的基点。然而，后来功能性分析却逐渐支配了经济学的研究，其发展过程的主要逻辑：1.自抽象演绎法得到推广后，社会哲学家开始用大数定理将复杂的社会过程归纳为简单的可以分析和预测的机械过程；2.自启蒙主义以降，科学活动和哲学活动日益结合在一起而导致了实用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盛行；3.实用主义进一步转化成为激进的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信条促使了工具理性的膨胀；4.工具理性注重“以最有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为经济学界所认同，使得工具理性成为经济学对理性的基本理解；5.工具理性的不断膨胀式的经济学逐渐离开了对事物本质的探究而日益局限于事物表象方面，从而最终催生了经济理论的功能性研究思维。事实上，自从研究内容转向如何最大化个人利益这一技术范畴，功能性分析在经济学中就开始偏盛，并直接导致了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正是基于功能主义哲学观，现代主流经济学把一个变量的变化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联系起来，用方程式的方式以及曲线的图形来分析经济之间的联系，并用微分学等工具来寻找最优位置。

      但是，功能主义分析明显存在如下严重缺陷。1.功能分析只是从一个先验假设来分析可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往往只有在其可能性框架中的特定位置中获得其意义；因此，功能性的解释往往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一个现象可能是被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来解释，以至功能性解释有时又被称为目的论解释。其实，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完全用经济现象的函数关系来代替因果关系，以致它为理解社会现象所提供的只是一幅高度静止的画面，只是限于形式主义的逻辑上，而无法揭示其内在的原因或机理。2.功能分析建立在特定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之上，而基于不同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的功能分析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在现代经济学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其实，卢曼就指出，“给定这种研究方式，那么功能分析的研究过程就向所有的可能性敞开”，特别是，随着有机体日益复杂，“它应对复杂性的潜力似乎是无边无际的，许多不同的特征表明从所有方面应付复杂性的巨大能力，这种能力不见于那种应用社会团结甚或凝聚力等基本思想的、日常的或传统的对世界的理解”。[15]（p5）3.由于流行的功能分析只注重事物之间的数字联系，而没有剖析产生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从而也就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因此，尽管功能分析本身是以实用主义思维为指导的，但所提出的政策却是短视的。其实，现代经济学的功能分析只是将当前的经济危机与次贷、房价以及衍生品断裂等联系起来，而看不到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又如何能够真正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重演呢？[3]
功能主义的分析促使现代主流经济学把实证分析和伦理判断结合起来而形成了伦理实证主义，从而为社会的现实存在寻找合理性依据。一者，它在供求的框架下分析社会制度的成因，并把这种制度视为合理的；二者，它从“手段-目的”关系来考察经济活动，从而合理化了那些追求私利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胡克就指出，即使计量经济学家往往也在挖掘一些材料，但“实际结果却是和抽象地分析学派相同的：把现存的东西当作应当成为的东西的规范来加以接受”。[16]（p157）而且，受功能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注重研究的常规范式和程序规范，以至形式变成了目的，蜕变为“为形式而形式”的形式主义；它试图将一切人类活动都纳入到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框架之下。其实，不同学科因其研究对象不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本应是不同的：涉及简单、少数变量的自然现象的研究可以通过剖析数字之间的关系而进行功能性分析，而具有复杂多变影响因素的社会现象则往往倾向于采用剖析作用机理的因果性分析。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却采用了功能性分析，并为了分析的方便而把人类行为的解释约束在最狭窄的精神方面；结果，不仅忽视了传统主义的广阔领域，而且也忽视了道德方面的考虑。正因如此，尽管功能主义强调经济理论的实用性，却因停留在表象层次上而使其理论显得肤浅、片面，而且其政策建议也往往是治标不治本乃至荒谬的。

103楼

xuguw 发表于 2016-10-29 10:36:05

小小磊子发表于 2016-10-28 15:55
有道理～～

六、数理的理性建模倾向

      基于个人主义、演绎主义、均衡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思维，理性数理建模开始大肆盛行：原子个体主义为之提供了行为假设的基石，抽象演绎主义为之提供了逻辑推理的基础、静态均衡主义为之提供了研究目标的指向，近视功能主义则为之提供了解释现象的哲学。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使用数学、力学或逻辑符号等抽象语言来取代用自然语言或文学修辞进行表述的方法，在抽象掉了许多复杂多变的因素后把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几个简单的原理，并逐渐形成了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客观衡量的函数最大值的基本范式。然而，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数学上的优美和典雅足以与物理学的最好理论相媲美，但其理论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相关性却也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一者，数理模型过分扩大了人类理性，试图用边际分析来探究最大化和均衡，这种均衡分析当然也就看不到经济现象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二者，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现象也根本不是计算理性可以刻画的：数理模型只能抽象地表达一些简单的社会现象，因而绝大多数社会经济问题都不适合用纯粹的数学逻辑来表达。

      不幸的是，尽管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如此复杂多变，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凭借数学工具将之打造成一个自洽性的理论体系；这样，现代经济学就不仅离开了人文的关注，也逐渐离开了演化生物学的基本要求。结果，现代经济学只是把尊重留给马歇尔，却追随瓦尔拉斯。而且，尽管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而数学只不过是一种有用工具，是为经济思想更有效的表达和交流服务；如今婢女却成了公主甚至是皇后，它对经济学的发展和理论价值具有了发号施令的威权。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逐渐沦落为数学家的一个研究领域，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以至许多精微的思想被舍弃了。事实上，经济学研究在使用数学之前，首先必须明确研究目的以及使用数学或模型化的作用，需要有足够的知识保障数学不被乱用和误用；显然，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因“唯数学是瞻”而导致了数理化过度，而远离了作为关注现实问题的致用之学这一本质。结果，经济理论不是来自对社会生活的探索，也不是用于指导社会生活；相反，它主要来自模型设定条件及解方程式的问题，经济问题被化约成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重点变成“变数内生和外生的设定”、“参数求解的数学公式”等等，以致现代经济学已经蜕化为一种封闭的自我生产的智力游戏。

      更为严重的是，数理经济学家还热衷于将这种封闭系统创造出来的知识应用到社会实践之中，并据此来设计一系列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目前许多类型的金融市场并非源自人类生产、交易以及其他生活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系列的理性假设并按照数学结构打造出来的：只要财务过程能设定均衡条件且解出相关参数，这个金融衍生品就可以被规划一个市场然后上市。这些数理金融学家想当然地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且应该朝他们模型所设计的方向发展，如剑桥学派的伊特韦尔就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坚持，“如果这个世界与他的模型不相像，那这个世界就太糟了”。[17]（p79）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者，数理金融经济学家热衷于开发一个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为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定价，用复杂到无人能懂的方程序将各种债务包装成复杂的商品；二者，那些投资银行的执行长及董事们对这些金融衍生性商品也知之甚少，为了私利却热衷于全球推销；三者，受现代主流经济学影响的货币监督者们却充分相信这些金融公司能够独立判断而做出正确的投资决定，从而放弃监督的责任而听任各种衍生性金融品任意发行。问题是，现实世界确实与基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模型相差甚远，以致这种建立在人为设定的参数上且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距离人类的生活经验越来越远；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数理经济学家制造出的是一个个脆弱的水晶球，任何一个细微的外来冲击都可能会导致这个水晶球的破裂，从而就造成了全球性经济危机。

      考德维尔曾指出，“只有当人们对知识的进步的失望成为常态之后，人们才会指望以变量的增加或理论模型的数学复杂化，或者是以经营分析的技术进步，而不是以经济运行的更好理解为尺度来对‘进步’进行衡量”。[18]不幸的是，尽管过分数量化把现代经济学引入了一个致命的误区：不仅在预测和应用中遭到了普遍挫折，而且在经济危机出现后也开不出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显然并不打算放弃这种在象牙塔里进行数理逻辑的推导和数理模型的构造，反而打算把经济学打造成一个自我思维的纯粹公理体系。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本身可以被看成是像几何学那样的公理体系，或者直接把经济学归属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既然数学无需任何现实世界的材料输入，数学结构也无需与经验现实吻合，那么，也就不能要求经济学给予经济行为人的行为以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以可靠的指导。例如，罗森伯格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逻辑自洽性上，最好被看成是数学的分支，是处于纯粹的和运用的公理体系相交的某个地方。[13]问题是，主流经济学的现状并不代表它的合理性，相反，它体现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异化：一者，尽管主流经济学常常用自然科学或数学来进行类比，但经济学根本就没有自然科学那种特性以及成功的纪录；二者，经济学从经验科学到数学的转化就失去了科学的本性，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必然有其独特认知和实践目的。
事实上，经济学不但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差异，更不能被视为像几何学那样一套公理体系；相反，它本身是一门致用之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显然，这句话同样适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现实情形及其实质要求：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然而，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流于形式而日益偏离了基本的研究目的，从而导致了经济学理论的有用性在不断下降。森就从寻找经济学为什么总是预测失误的原因出发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在森看来，预测经济现象的两大难点：预测个人选择的复杂问题和预测无数人在社会中相互作用的复杂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将人在社会中相互作用被抽象为“一般均衡”这一概念，而个人选择则被约化为以谋私利为目标的极大化原理，支撑对这两个复杂社会问题做如此高度抽象表述概括的便是“理性”行为假说。[19]显然，正是由于“均衡”概念无法描述社会中的相互作用问题，以谋私利为目标的极大化原理根本不足以正确表述人的选择问题，因而经济学从理论上就注定要预测失误；特别是，盲目崇拜抽象约化的方法论，追求建立在不合理假定条件下的逻辑精确，其实根本是不科学的学科研究方法论。

七、计量的实证分析倾向

      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就其理论特色而言，既不类似于物理学等自然学科，也不等同于几何数学等之类的管理体系；就其应用性而言，又不同于工程学，相反具有强烈的伦理学色彩。事实上，即使那些从事数理模型构建的学者，最初也是希望他们的推理结论能够对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某种预测，只不过，由于数理模型日益抽象化而使得这种预测一再碰壁，预测性才逐渐不再成为模型构建者所关注的重点。而且，当基于假设-推导的数理分析模式遭到挑战后，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开始转向了实证研究，试图通过数据之间的统计回归分析来为其理论提供经验支持，并为其政策主张服务，从而导致计量经济学的兴起。由于任何政策主张的都是建立在理论的预测功能基础之上，因而计量经济学的兴起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进行预测和对社会实践提供指导的需要。例如，弗里德曼就提出，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它的任务是要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个一般化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的任何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作出准确推测，并可以通过衡量它所作出的推测的精确度、范围和一致性来对其表现作出评估。”[8]问题是，当前的计量实证果真能够提高经济学的预测力和实践力吗？

      一者，就预测层次而言。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仅仅是建立在历史数据基础之上，它最多仅仅是反映特定时间或范围内的发展趋势而不能揭示出规律；但实证分析却试图根据现状或过去发展的分析来对未来的走势预测，从而遇到了预测的逻辑一致性问题：过去的趋势能够反映未来的方向吗？显然，这种分析思维隐含了其他因素不变的假定，但在经济现象中任何初始敏感性条件的细微差异都会通过蝴蝶效应的放大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同时，基于计量实证来进行预测本身就存在逻辑缺陷，因为统计回归分析的对象本身是基于大数定律得出的一般状态，而将任何独特的事件都通过置信区间的设计而排除在外；问题是，经济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预测事件恰恰是其独特性，如经济危机何时来临等，而这却在计量分析过程中被排除了。显然，经济学家之所以如此轻易地忽视那些不断改变着经济大风景的微小变化，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愈来愈关心总体数字，而总数字显示了比细节变化更大的稳定性。举一个熟视无睹的例子：我们能够准确地预知一个学生早上几点起床吗？一般地，如果他8点上课，那我们会预期他会在7点起床并在8点前达到学校；但是，这个惯例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某天也许他生病了，或许定时钟没有响，或许有家人去世了，显然可以有无数理由使那个学生没有按你预期的那样行动。

      二者，就改造社会层次而言。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根本无法揭示事物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无法剖析事物现象背后的结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理；但实证分析却基于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简单地把适合特定时间、特定范围以及特定物体的方法或手段运用到其他场合，从而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工具主义悖论：在适合某个特定时空的工具用到其他时空时也会有效吗？显然，这种分析没有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从而缺乏一个可实现的理想状态之设定，也没有揭示出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即使实证分析果真如实地反映了现状，但这种纯粹的实证有用吗？究其原因，尽管现代实证分析强化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但它并没有打通从实然到应然之间的鸿沟，从而无法从中获取应然的政策建议。其实，尽管实证分析可以为社会改革的原因、范围以及力度提供一些基本的数据资料，但首先必须确定社会改革的方向；因此，在经济学中也根本没有纯粹的实证分析，任何实证都体现特定个体或时代的价值观。萨伊就指出，仅仅了解事实，不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没有多大用途的；事实上，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就内含了一个先验价值观：基于自然主义来提供“应然”标准，根据自然界的“物竞天择”原理来为社会竞争的结果进行辩护；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合理化了实证结果，以实证分析来为现实辩护，为既得利益者服务，从而具有强烈的保守性，无法为社会制度的改造提供理论支持。

      正因为无论是在预测经济现象上还是在指导社会实践上，现代经济学迄今为止的纪录都很不令人满意；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及其理论功能的关注逐渐发生了巨大蜕变：它不再是预测性的而日益局限于解释性这一层次上，从而也就不再承担起指导社会实践的责任，解释力越来越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诉求。问题是，就解释层次而言，实证分析往往是将经济现象视为孤立的存在，借助数字之间的联系来加以功能性解释；显然，这就遇到解释的合理性问题：当前这种实证分析提供的解释可信吗？基于特定实证分析的解释比其他角度的解释更为合理吗？在一些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这种不包含价值观的实证分析所提供的解释总体上是客观的。例如，弗里德曼就认为，“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能够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科学。”[8]问题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对解释的追求与其对象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关联：一者，人类行为的动机和表现形式本身就有多样的，这与后天的社会环境有关，因而经济学中的解释根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二者，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本身并不仅仅为了纯粹的解释，而是为了进一步改造社会的目的，因而也必然渗透着解释主体所赋予的一定价值观。
事实上，任何实证分析都是基于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上，而基于不同引导假定下的分析和解释就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显然，按照不同解释共同体的经济学理论，同样一项经济政策，既可以解释为有利于增加就业，也可以解释为可能增加失业，关键在于由哪一位经济学流派或权威来加以解释，在现实生活中按照经济学家建议开出的政策也往往带来完全与预期相反的结果。显然，除了弗里德曼等少数人曾试图将实证分析用于理论构建外，大多数计量经济学家都只是将之用于检验，而不是理论的构建；即使如此，弗里德曼等提倡的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目标主要是运用现实逻辑和概念性的分析给人们提供关于科学的核心特征，如证明或解释的抽象描述，他们倾向于将构成明确分支学科的、已被人们接受的、与背景有关的假设看做是理解解释、确证和理论结构等问题的统一的基本逻辑的障碍。而且，由于当前流行的实证分析基本上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假设前提都源于不现实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基于实证的解释更显片面。例如，它试图用一个统一分析框架来对人的行为及其经济现象进行解释，这排除了人类社会因素的多样性，增加了描述的机械性和僵化性；因此，当现代主流经济学看到雷锋做好事之后，往往基于效用最大化的教条开始把“助人为乐”视为雷锋的偏好，显然，这远远不如精神分析学派从其早期的生活环境来进行解释、预测更为合理。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已经高度演绎化了，它并非是对具体现象的解释，而主要是为了论证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合理性；米塞斯就强调，“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计量经济学是数字的天真游戏，无助于说明任何经济的现实问题”。[20]（p65）

八、尾论

   上面的分析表明，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对经济危机之类问题如此无助，根本上在于其研究方法存在严重缺陷：原子个体主义使它忽视了现实行为的非理性以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抽象演绎主义使它热衷于形式逻辑的推理而缺乏人文性和历史感，静态均衡主义使它把复杂不确定的市场想象成自动有效的并刻意打造各种人为市场，实用功能主义则使它把视野局限在表象上而看不到背后的结构等实质性关系。正是根植于这些方法论，现代经济学偏重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这两个技术性方面：一者，一些经济学家片面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引导假定下作些细枝末节的验证，从而导致计量经济学的偏盛，但这种分析由于根本无法获得一般性理论而具有明显“道中庸而极不高明”的实用主义特征；二者，一些经济学家则热衷于在一系列非常不现实的假说下进行纯抽象的逻辑推理，从而导致数理经济学的勃兴，但这种研究由于局限于“我向思考”的逻辑游戏而打造出一套“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抽象体系。

  促使这些研究方法偏盛以及沟通数量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两大分析的主要媒介就是数学符号的大量使用；而且，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数理化趋势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形式化。事实上，自20世纪中期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以及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出版以来，形式主义数理化和实证主义哲学在经济学中就逐渐占据了方法论的主导地位，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门无视经济现实的“数学科学”。然而，尽管形式主义分析“消除了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但代价是失去了自然语言的丰富性和启发性”，[21]（p8）以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现实世界变得越来越无关，对明显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越来越熟视无睹。事实上，正是由于日益走上了数理模型化和计量实证化的道路，现代经济学在预测和应用中遭到了一连串的重大挫折，以至20世纪80年代后纯“理论”经济学家对应用政策的兴趣顿时锐减了，而是将其任务局限在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这一层次上。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将经济学公理化的数理经济学身上，如萨缪尔森就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而且，连弗里德曼这类实证主义者也开始丧失了经济预测的兴趣，而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供证明和支持，以致实证经济学也蜕变为一门解释性的学说。
正是在这一系列研究思维的主导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蜕化成一种解释性的学说，因而它“在重大的经济转型和危机面前（就常常）束手无策，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9年及其后发生的东欧剧变。同样，数理经济学模型也没有让我们理解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2]（p3）当前的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震撼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更加暴露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苍白和荒谬。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解释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设定的引导假定和分析范式，以致形成了一种具有明显“我向思考”（autistic）特点的解释共同体，从而也就发现不了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所以，萨缪尔森不无感慨地说：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一文不值--只是为了自身的荣耀。当然，经济学根本上是一门致用之学，其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对社会经济现象的预测力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力，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对现代及教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马兰沃就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学研究必须回到解决具体问题的轨道上来，重新考虑它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这种对研究目标的重新评价在经济学领域正在发生，但是，经济学家不习惯将其作为一种正常的研究方式。因为这不仅要对流行的研究纲领进行修正，而且必须改变它所使用的专业术语，从而废弃当前的这种研究纲领”。[23]这也正是本文给出的基本结论。

  注释：

  ①目前，以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激烈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而主张回到凯恩斯理论和政策，这些学者主要任教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加州伯克利分校等，它因靠近海边而被称为“咸水学派”；相反，以卢卡斯、法玛等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则坚决支持新古典宏观派的理论和政策，这些学者主要是来自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它因坐落在五大湖边而被称为“淡水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