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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三年激荡求职路：看遍中美高校与公司
十多年前本科毕业就来到了美国，读了博士、做了“千老”（注：对博士后的戏谑称谓）。近几年一直在生物制药领域找工作，最近感到了一些希望和正能量，献丑跟大家分享。
我本科博士都是化学，博士后生物化学，都是辛苦的方向，是个千老。从博士起所做的方向一直跟蛋白质有关，博士后有幸在几个颇有声望的实验室工作，做得不错也很愉快。2014年在投文章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下一步了。个人对于学术和公司并没有偏好，也没有坚定地一定要留在美国，而是到处晃荡了一圈。近两年从国内药企风投、国内科研院校，美国高校、美国药企都拿到过offer，有相当深入的接触，并认真地考虑过每一个可能性。我只有两个方面的考虑：职业发展前景和基本的家庭生活。新鲜的经验或可为大家借鉴，在此按时间记一下流水账。
国内药企和风投
2014年8月，回国和朋友聊起了我做的东西，之后被一个听众推荐给了他老板：一个国内生物咨询公司。 随后再次回国，在咨询公司的联系下，两个星期内跟国内近十多家药企的老总或研发总监单独面聊，包括市场老大山东齐鲁制药、上海恒瑞制药，和技术实力派北京天广实等，也有机会听到了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领导的具体意见。行程目的明确：了解某技术在国内市场的需求，寻求有意向有远见的合作伙伴。
回去之前，对国内行业的状况是两眼一码黑，还计划了三板斧：“一，对大分子制药感不感兴趣？二，想做新药还是仿制药？三，知不知道某技术和某技术，对它们感不感兴趣？”最初两个聊下来前两个问题就不用问了：对大分子制药当然感兴趣，当然想做新药。大分子制药之所以火热，因为确实能治一些以前治不了的病，加上免疫治疗概念的爆发，潜力被认可；更重要的是海外市场在专利保护下的暴利。
大家都举Humira（注：阿达木单抗，为抗人肿瘤坏死因子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可减缓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的例子，目前年销售额超过100亿美金，生产成本只有售价的~3%，有~97%的利润；这些销售数据都是海外市场的，国内市场不到零头。除了产品的潜力和利润的火爆，政策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ZF来说，现有抗体药物一支好几万，还需要重复注射，虽然有效，但不是大众百姓能够负担得起的，因此迫切希望通过自身的研发降低药物价格。国家十二五、十三五的规划中，大分子制药相关的政策不少。
就中国的市场和人口规模而言，所需的生产量不是单个公司可以供给的，而且大分子药物生产在技术上要比小分子难控的多，需要更多的参与者。于是ZF大力扶持大分子制药企业，只要能够尽快仿制生产出来就好；达不到原药的效果也没关系，有个80%能用就可以接受。政策支持，加上国外成熟的产品和商业模式，还有看得到的市场和经济增长出来的热钱，吸引了一大批有相关经验的技术人才海归。从跟踪国外的临床项目，到各种各样的仿制，ADC，Bispecific等，速度非常快。商业成功的重磅炸弹就那么十几个，国内申报了仿制药的已有三百多家。
咨询公司所联系的也都是对大分子制药有了明显动作的。各个企业都在不断衡量自己现有的产品和生产线，引进的人才和技术能力，盈利压力和现金流等等，力图在大分子制药的潮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目前企业在扎堆仿制药的生产，建几万吨几十万吨的反应罐，挤着申报药监局，希望能在原药专利过期之后马上占有市场。因为产品没有上市，投入的资金还没有回流，至于再下一步怎么走，不同公司的考虑各有不同：针对目前还是将来的市场？走哪一个技术流程？跟什么上下游合作？个人感觉都还在摸索，动作也没有成型。所访谈的公司对大分子制药自然都感兴趣，都理解并认可某技术在产业中的位置，认可我个人的技术背景；但对于自己的需求和合作方式并不明确，对我是否能在国内建立我在国外展示过的技术能力也有疑惑。另外我们试图提供的会是一个核心的技术，合作模式在国内也会是一个壁垒。“企业之间，不知道的还想着偷呢。”若跟一个企业进行合作后，其他的企业会顾虑我们将核心信息泄露给竞争对手，肯定不会选择跟你们合作。
调研近距离了解了国内的企业、市场、技术配套、商业模式，发现对我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的需求并不迫切，商业模式也不明确。我所擅长的只是产业链条中的一环，国内市场上没有看到明显的上下游的衔接。边做边等市场也是一种选择，但对于我一个有家有口的小人物来说，总体的风险实在太大。咨询公司明确表示，这种技术本身是可以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的，但有些事情我甚至不敢去参与，没有答应马上全职回国。
国内科研院校
2015年8月，在国内工业界调研的同时，到国内最好的科研院所面试，9月拿到口头offer。
2015年3月，准备回国，考虑在国内能兼顾科研和创业。
2015年6月，国内科研单位的承诺没能变成正式的offer。
2015年7月，到国内另一个科研单位面试，被拒，理由是我科研资历还不够。
国内的两个机会，来自跟这边一个改变了领域进程的牛人之相识。他听到了我在学术会议上做的报告后，对我的工作印象深刻；当知道我有意回国发展后，把我推荐给了国内最好的院所。基本上都是材料发过去，一个星期内就安排好了面试，当时推荐信都没有要。
在国内最主要的标准是文章的影响因子和数量，对文章级别也有门槛要求，一般是一作的CNS文章，或者多篇一作的CNS系列的文章。关心的是下一篇CNS文章会在什么地方、多快能够出来，不太关心研究计划的系统性和远景规划。我联系的地方，配套的仪器和资源又全又新，排排坐，相当壮观。个人也是受了这些优势基础设施的感召，觉得只要能够在这种环境中利用这些资源，总能做出一些东西的。启动经费足够支撑五六年，数值在600万到1000万人民币之间，最后的package（注：指全部包括在内的薪水福利和工作待遇）取决于各项人才计划落实的级别。
这其中有两点需要提醒有意回国的各位：一，国内给你的职位可能只是让你去申请国家人才计划的，只有当人才计划申请被批准，职位才会生效。
二，承诺的启动经费里面可能会包括人才计划的支持和个人的薪水。
比如说，启动经费虽有600万，但PI五年的薪水可能会从中扣除；如果拿到了青年千人300万的支持，启动经费可能会扣除300万。除了国家级别的人才计划，还有省市级别的可以申请，资金不见得会少，但行政级别会低一些。就算刚开始的package不算太理想，经过一轮一轮政策的变化和各种申请，总能轮到一些，最后的差别也不会太大，足够启动一个研究组。这些政策性的东西，是按照政治级别，从一线二线城市一层层分配下去的，会因单位而异，且年年在变，需要自己回去寻找摸索，总体的吸引力在近几年越来越小。新的PI回去，会有资深的团队需要你的背景一起去申请国家大的项目，会是额外的一些科研资源，积少成多。目前，对海归科研人员的行政等级化已经成型，青年千人、优青、杰青，院士等，不同的行政级别意味着不同的资源，会有不同的个人待遇和对应的科研支持，这跟以前高校政治级别基本一样。在跟国内正式交流offer的时候，我已经拿到了美国排名100左右高校的两个offer，问了问他们是否可以match一部分，得到的回答是只有施一公的北大清华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能够match海外的offer。
我所了解到的个人待遇和《学术界现状及海归高校前景分析》一文中所描述的相当，绝对数额差不多是美国排名100名以内高校AP（注：assistant professor）的一半。青年千人的待遇相对是好的了，在一线城市，对于单收入的一家来说也就勉强够生活，其中最大的问题自然是房子。
经过反腐运动后，科研经费管的非常紧，有着非常细的条条框框，死到正常的实验试剂都需要相互合作走账，不但没有改善自己生活的可能，偶尔真还需要从自己的薪水中来补贴学生的花费。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级别越高，对策自然越多，大家慢慢也都过得去。此外，孩子的教育是更现实的考虑，在国内高考和美国教育之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有的单位没有对口的小学，在国内一线城市去争取公立学校的资源，谁都是头大的。单位里资深PI的孩子不少在国际学校，中等国际学校的学费在12-15万人民币一年，这不是我看到的待遇能负担的，而且这些国际学校也并不容易进。仔细了解后还发现，好多国际学校是跟美国接轨的，跟国内高考不接轨；也就是说，如果孩子进了国际学校，就只能出国读大学了，在国内也会是国际学生。那我回国的选择，对于孩子们来说，就为了来回折腾一圈重新回到美国读书？我相信若回去后会有解决方法的，但在我下定决心回国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些。
国内行政的力量无可比拟，行业内的产业园，工业界和学术界很大程度上都是政策导向的。产业园追求的政绩，首要的自然是企业的税收，以及解决了多少就业；能够盈利自然好，不能盈利，能够留住有实力背景的团队也是可以的。制药企业，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争取国家政策性计划的支持，大的自然是冲着国家的五年计划，小些的就是把自己的产品加入到国家药典中，能够被医疗保险所报销。不少小公司的收支平衡直接就来自于园区支持，减免税收房租，人才支持等地方性的政策，这些自然取决于团队的行政级别和个人的能量。
学术成果也是政策性量化的：多少年的海外经验，引进了海外人才的比例，发了多少CNS文章。评价标准是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独创性诺贝尔奖级别。其实评价科学工作的价值没有那么复杂，学术期刊的同行评审制度就很有效，也可行。这很类似于英美法系中的陪审团制度，或者王阳明的致良知：科技工作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多杆秤的衡量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使其复杂化的是ZF的掌控欲望和政策的细致干预，让良知的声音经过修饰才能摆上台面。举个最近的例子，韩春雨的工作虽然也很难证伪，若专业同行的意见能得到更多的尊重，事情会简单得多，行业本身也会有更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糟糕的是，行政的力量让多数的科研工作者核心动力变成了对于量化标准的迎合，不再是探索未知。用个比较冒犯的类比，如果韩春雨的工作属实，尽管只是一篇Nature子刊，会比施一公几十篇CNS正刊的文章更让科学界欣赏尊重。学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行政性的量化让短平快的代工厂模式更容易得到资源，让艰难的科学研究方向偏离并受到了额外的限制和偏向。
现实并不完美，我依旧选择了回国。后来单位高层变动，跟我联系的主事人被掣肘，没能发出正式的offer，真切体会了现实的无奈和一腔热血洒在了地上的感觉。已然动了回国的念头，马上又到另一个相当的单位面试，面谈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但两个星期后收到一封邮件，说我科研资历还够不上PI的标准。至此彻底断了回国的念头。就事论事，国内顶级单位的科研基础设施条件完全可以跟海外名校媲美，是我能接触到的最好的硬件环境，于是愿意用年轻的时间精力向在更好的环境中努力一番，同时参与大分子制药产业链的技术积累，但未能如愿。
美国高校
2015年3月，拿到美国排名100左右高校AP的offer。考虑后，拒了美国的offer，准备回国。
2016年6月，再次申请美国高校教职后，没有拿到任何offer。
到美国这些年我一直在学校，思维有局限性，想的也只是走学术这条路。个人兴趣所致，成果也算拿得出手，加上几个老板所提供的平台，在领域内也混了个脸熟，跟很多大大小小PI八卦过。这两年申请美国的高校教职上，总共跟七个地方有过深入的联系，了解的就更细一些。
众所周知的是，现在NIH（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R01研究课题基金竞争惨烈，最近几年的资助率差不多到了个位数。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如100个申请中，只有不到10个会被资助。现实是，任何一个申请都会被不同的评审人员打分，就NIH内部的统计，一般的标准偏差是超过10%的。也就是说，再好的项目申请，会有人认为非常好给了一个5%，同时也有人觉得没好到那个地步给了个20%，最后能否被资助，概率也就是运气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科研领域是建立在一个credential（信誉）基础上，这对于新PI是不利的。如果有新PI跟资深PI同时提出类似的远景和实验方式，肯定是资深PI得到资助；而从客观上来说的确是资深PI更有可能做成。我曾以为美国的基础科研是鼓励新idea的，创新性的idea是王道，近几年才知道“idea is cheap”。NIH的R01是要求新idea，但你要显示出自己已经完成了最核心的那部分，接下去只是需要NIH的资助完成整个研究计划。
基于残酷的生存压力，招新PI的单位最主要的考量就是：申请人有没有足够的背景和能力申请到独立grant活下去，引来更多的资源，将来不会成为单位的负担。作为申请人，主要考虑的是环境和启动资金。环境主要是周围faculty的质量和已有实验平台，将来能否完成自己的试验计划，寻求高质量的合作。启动资金的数量是相对的，最主要的考虑是新环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条件，能够在没有外部资金的情况下支撑自己的试验计划多久。支撑得越久，就越有希望积累数据去申请独立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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