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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有家长咨询布尔费墨老师关于孩子教育成长的问题：「我和孩子的父亲从小对于孩子的教育抓得很紧，孩子也很争气，高考考了全省前200名，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计算机系。我们全家都为他感到光荣。但是从高中开始，我的孩子就越来越拒绝和我们交流。」
布老师做了很好的解答，我也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点思考。我们的教育，问题最严重的并不在于应试，应试是选拔的手段。问题在于应试之外，学校要么教错了，要么没教。教错了的，多集中在文史哲和经济政治常识上，没教的则是如何建立完善完整的人格，以及最基本的沟通能力。
教育主管部门以成绩考核学校，学校以成绩考核老师，老师则以成绩来要求学生和家长。压力传递，压力本身没有错，错在了内容和疏忽上。这种情况下，如果家长一定要选择和学校站在一边，非要以成绩论英雄，恐怕就很容易出现悲剧。
教育有毒，学习积极性被过早过快地压榨干净，对学习失去了探索的乐趣，快乐只来自于成绩和排名，或者家长的物质奖励。当高考结束，父母的目标期望实现，正如文中所描写，他自己完全没有了动力，没有了方向。
如果在学习兴趣、个人成长方面和成绩有冲突，宁愿牺牲一点考试成绩，而不去破坏孩子探索世界的乐趣，对世界抱有足够的热忱，考不上名牌大学也不至于过的太差。
教育有毒，家长要做的，不是完全配合学校，而是明辨是非，给孩子解毒。
从小父母和老师就经常教育我们，将来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中小学的作文题目也会经常出现「怎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然而事实上，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这其实是一个很空很大的问题，学生对社会是什么、怎样才叫有用，缺乏具体的认识。老师在引导上，通常是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家，才算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孩子们的理想，存在着很大的同质化、空泛化。
过大过空的理想对孩子的激励作用十分有限，基本等同于没有。待自己长大之后，发现现实与理想差距之大，又开始感慨「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其实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一开始老师和家长们就画了一张又大又空的饼，长大之后对现实的失望成为必然。
问题太大太空，别说孩子了，你问一个大人甚至老师，什么是社会？他的回答未必就那么清晰准确。一个小小的问题，足以给孩子带来长久的疑惑。
那么什么是社会？现代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一词来自日本，翻译自 Society 一词，严复曾经翻译为「群」，但最终「社会」一词胜出，被广为接受。通常的定义，社会是共同生活的个体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集合，本质是人和组织形式。
上述解释可以用于考试，却无助于孩子们对「社会」和「有用」的理解，太过抽象，不够具体。张五常教授给出了一个更简洁明确的定义：有两个或更多人的世界，便成社会。
谢作诗教授发现的一个现象：「一般企业家、官员都认同我的讲课，但给在校学生讲，他们就不停地加入新的因素，或者改变前提来反驳我，又或者说，你不能只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还要考虑道德。您知道在校生错在哪里？」
学校教育充斥着「无私奉献」的引导，把教师比喻成蜡烛，把医生说成天使，把本身是职业化的工作拔高到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将某些职业神圣化的同时，无形中把学生带到了一些职业认知错误的轨道上去。
当学生走出校园，面对现实与想象的落差，自然会失望甚至失落，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困难时，甚至还会迁怒于他人，埋怨社会不公。
怎样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经济学家的眼中其实并不复杂。两个以上的人构成了社会，你对社会有用，其实就是你为他人做出了贡献。这个贡献可以是产品，也可以是服务。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简而言之，人们出于利己的目的，而做出利他的行动。
判断别人是否认可你对他的贡献，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别人愿意为你的产品或者服务付费。自愿给你钱，用投钞票的方式认可你，那你对他而言就是为他做了贡献。你们的交易实现了共赢，你就是做了一件对社会有用的事，成为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所以，假如孩子到了一个可以聊这个问题的年龄，与其告诉孩子「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如直接光明正大告诉他「做一个会赚钱的人」好了。当然，是建立在自愿交易的基础之上。
会赚钱，就是对社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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