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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风险事件No.1：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的当选是西方政治体系在2016年面临的第二次重大冲击，第一次是英国的脱欧公投。尽管特朗普的外交策略尚未成形，但两大核心主题的苗头已然显现：
特朗普政府中有很多“军人”，许多退役将军身居要职（主题一）。尽管一些评论者表达了由此引发的担忧——民众监督的缺失，但我们的看法是这将让新政府对部署军事力量更加谨慎。我们视特朗普为一个杰克逊主义者，特指他在外交政策上，不会像威尔逊或者汉密尔顿的追随者那么喜欢对外干预。政府中军方背景的人可能不太愿意出兵，即便需要，他们可能也会坚持“鲍威尔主义”（译者注：在没有明显的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和美国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美国不应干涉外部冲突），在出兵前设置层层障碍。具体考量包括：
1.重大国家安全利益是否受到威胁？
2.是否具有清晰并且可以实现的目标？
3.是否充分和坦诚地考虑过所有的风险和代价？
4.是否非暴力的政策工具已经用尽？
5.是否有可行的退出策略？
6.是否充分考虑过采取行动的后果？
7.行动是否能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
8.是否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要知道，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插手巴尔干半岛的争端都是不满足这些条件的。杰克逊的追随者不打没有把握的仗。除了（对手）无条件投降之外，他们不接受任何其他结果。
上述的条件意味着，只有在必要之时，他们才会发动战争。让前军方人物参与担任要职意味着，这些对战争的代价有着亲身体验的人，很可能不会轻易挑起战争。因此，我们预计军事行动会减少，但如果存在干预的必要，预计他们会采用压倒性军力进行定向操作。
（美军前南方司令部司令JohnKelly拟任国土安全部长）
相比之下，汉密尔顿的追随者倾向于使用外交政策支持美企，而威尔逊主义者则会为了道义问题而出兵。
我们预计这两种情况在特朗普治下均不会出现，这意味着在不会直接关系到美国利益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可能无法再指望美国的支持。
美国可能变成一个包藏坏心的霸权国家（主题二）。一般来说，全球的超级强国需要扮演两个角色。其一是金融方面的——提供储备货币，这意味着充分地进口以便为全球贸易提供足够的货币。这意味着它必须具备纵深的金融体系，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可投资的金融产品，并以此持有储备货币。其二就是保障全球安全。
尽管没有一个霸权国家是百分百地仁慈的，但相对于其他霸权国而言，美国也算是和善的了。例如，前两个霸权国——英国和荷兰——都有殖民地。他们迫使殖民地提供大宗商品，并接受他们的产成品。相反，美国以较大规模从全世界进口，并提供用于储备或者贸易目的的美元。
军事方面，美国遏制了苏联，冻结了欧洲、中东和远东地区的冲突。在欧洲，通过北约来保障安全的形式，美国实质上解除了欧洲大陆的武装。在远东也取得了同样的成果，解除了日本的武装。这些举措避免欧洲陷入另一场新的战争，以及中日矛盾的死灰复燃。
（退役将军MICHAELFLYNN拟任国家安全顾问）
在中东，美国尊重殖民时期划下的疆界——维系着充满敌意的稳定。欧洲殖民列强创建的殖民地，旨在便于从外部直接控制它们。在大部分情况下，这里的部落、种族和宗教群体以不利于独立的形式被隔离或者混杂在一起。除此之外，少数群体反而被扶植上位，因为他们将依赖欧洲殖民列强才能继续掌权。尽管这些没有主权政府的国家注定是不稳定的，美国尊重了这些疆界以维系它们的稳定。最后，美国海军还保护了这里的海上贸易航线。
一直以来，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在内部需求与超级大国的义务之间平衡。从1945到1978年，美国通过培育高薪、低技能要求的工作来实现平衡。这是通过高边际税率和产业集中来完成的，但也阻碍了新科技和企业家精神的引入。不幸的是，到了1970年代，这样的经济结构已无法遏制通胀，因此决策者调整了模式——支持全球化和去监管化。这导致了通胀的下行，而代价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面对收入的下滑，许多家庭只好加大举债的力度。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政策的失败变得显而易见。
自危机以来，决策者一直在艰难地寻找一个合适的应对之策。去监管和全球化是“不辩自明的真理”，故而应该总是受到保护和支持的吗？如果是，有没有可能减少降低收入的不平等？美国能够继续提供作为超级强国需要提供的全球公共商品吗？
虽然为时尚早，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特朗普可能会改写美国的超级大国角色，转而以帮助底层的80%人们改善收入分配为目标。他将以何种形式来实现此目标，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看起来特朗普可能会要求那些想要获取美元的国家为这一特权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这可能意味着，如果某个国家希望在美国出售其商品，它将被要求在美国修建工厂。如果它拒绝了，那么它可能会面临贸易壁垒。特朗普政府还可能以关税的形式惩罚那些进行离岸生产的美国公司。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的国家可能被迫为此类服务付费，可能的形式是对其进口美国武器设置最小额度。
大部分霸权国会攫取某种形式的贡品，因为它们提供了全球公共商品。比之其他霸权国，美国一直比较慷慨；
因而创造条件转嫁部分作为霸权国的成本到其他国家，在政治上会是受欢迎的。
然而，应该注意到，这样的转移是存在风险的。通过其政策，美国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允许欧洲和日本进行重新武装可能会导致它们变得更加激进，以及在外交政策上更独立。要知道，欧洲是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重新武装的欧洲大陆，再加上独立的外交政策，增加了爆发区域性冲突的可能。提高贸易壁垒可能会招致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疲软的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减少和冲突地带的“解冻”，是冲突爆发的温床。
重申一下，虽然为时尚早，但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之一就是“美国优先”。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孤立主义，但也表明美国不再是从前那样慷慨的霸主。
风险事件No.2：欧洲大选
过去一年中，欧洲出现了两次“选民冲击”，英国退欧与意大利公投。未来一年也饱含着类似的不确定性。2017年，欧洲有三个重要的国家选举。
荷兰：第一个大选发生在3月的荷兰。当前民调显示，自由党（PartyforFreedom）领先，预计可获得150个席位中的34个。这是一个由GeertWilders领导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欧元、反移民。尚不清楚他是否能够组建政府。荷兰其他政党几乎都不喜欢Wilders，而他似乎也乐于充当反面角色。
然而，一旦他的政党获得最大份额的席位，荷兰将难以形成一个少数党领导的政府。因此，即便是大选之后，荷兰仍然可能面临政治的不稳定。
法国：第一轮大选将在4月末举行。假设没有候选人在这一轮中获得多数选票而直接胜出，决赛将在5月初举行。当前民调显示，中右派共和党候选人菲永（FrançoisFillon）领先，国民阵线党候选人勒庞（MarineLePen）屈居第二。两位候选人都颇具争议。菲永曾是萨科齐政府的总理。政治立场而言，他与供给学派的美国共和党人颇为相似。他支持平衡预算，减税和财政紧缩。
（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
勒庞则是右翼中的民粹主义者（极右翼），反欧元、反移民。在过去，每当国民阵线党杀入决赛，其余党派就会联合起来投票给任何一个与之竞争的候选人。然而，以法国人的标准，菲永被认为是激进的，反倒是勒庞可能更为左翼选民接受。尽管我们并不预期国民阵线党会胜出，菲永和勒庞之争可能在法国催生一个民粹主义的政府。
德国：尽管由于支持移民，总理默克尔的支持率出现了下滑，她的联合执政党——中左党派社会民主党（SDP）和中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支持率仍然达到了44.5%。按照德国的选举体系，我们预计默克尔的联合执政党将会胜出，尽管权力会比当前格局有所缩减。但是需要注意，德国民众对于主流政党的支持在下降。如果法国或者荷兰的选举结果是民粹主义政党上台，我们可能看到德国大选也面临左派或者备择党派的冲击，而它们不是左翼就是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
意大利：尽管该国2017年本无选举议程，但近期修宪公投被否已经导致总理伦齐辞职。如果不能组建新的政府，议会对政府投下不信任票后，意大利可能会提前进行大选。民粹主义政党上台的可能性很大，如果真的当选，意大利举行脱欧公投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
即使建制派继续掌权，民粹主义运动也在催生变革。例如，默克尔总理近期呼吁应禁止（在公开场合）完全蒙面——通常是穆斯林妇女的行为。在法国，进入决赛的很有可能是非传统的候选人，主流政党都在撤退，因此预期会出来不那么支持欧洲统一的政策。结合我们对侯任总统特朗普的预期，欧洲明年可能面临更多的风暴。
风险事件No.3：伊斯兰国（ISIS）的没落
伊斯兰国显然在溃败，正面临着领土——本就属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稳定流失。近期，伊斯兰国承认已被驱逐出利比亚。原生国家（proto-state，指不受政府控制的区域）在中东的土崩瓦解近在眼前。
这是好消息但也不乏后果——谁将填补因此而来的权力真空？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将尝试向叙利亚扩张领土。伊拉克的什叶派很可能会反对他们这么做。土耳其也将强烈反对库尔德人领土的扩张，担心他们会尝试在该地区创建一个独立的国家。
尽管因其自诩要重设一个哈里发（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和罄竹难书的暴行，伊斯兰国一直是该区域的焦点，但实真正重要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关系正在瓦解，而其他强国将填补因此而来的真空。不幸的是，伊斯兰国瓦解后，该地区很可能面临更多的战祸。尚不知西方势力将如何处理这更加广泛的冲突。历史表明，它们会选边站，然后挑起代理人战争。于是，尽管打败伊斯兰国是件有价值的事，却无法结束该地区的冲突。
风险事件No.4：中国的金融状况
中国债务增速一直高歌猛进。如下图所示，自金融危机以来，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国债务迅速积累。
在其他国家，债务的迅速积累一直是与经济危机相伴而生的。
中国确实有着高储蓄率，料应助其避免债务危机的发生。但我们认为，中国将难以避免不良贷款的上升。关键问题是，损失如何分配。在过去，中国政府把坏账的损失分配给了住户部门。我们怀疑这会再度上演。(这段分析是否似曾相识？点击详见一篇北大教授的文章）
然而，也有人担忧，中国的住户等部门可能会担心这样的损失分配，甚至出现更糟的结局。过去两年中，外储一直在稳定地下降。
中国外储在2014年中达到峰值，自那以后已经下降24%。我们认为外储下滑源于资本外逃。11月末，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政策防止资金流出中国。此举给西方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担忧，它们发现用于日常商业运营的部分资金也难以汇回本国了。
部分外流的资本来到了美国。美国西海岸的房产成为了中国投资者的目标。尽管外逃资本的目的地国家会因资本流入而受益，但资本外逃将破坏中国经济的稳定性。这可能在2017年变成一个大问题。
后果
在我们看来，这是来年最重要的四个地缘政治风险事件。
通常，地缘政治事件不利于风险资产。但是，这些特定的问题需要特别的考虑。例如，包藏坏心的霸权主义可能利好美国，但是利空海外市场。因全球不稳定性上升而走强的美元可能削弱新兴市场。通常，强美元是利空大宗商品的，但如果美元走强是因为国际不稳定，那么大宗商品很可能也会受益。如果欧洲大选导致民粹主义上升，美国的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会变得有吸引力。
候任总统特朗普自带一系列独特而又难以详尽描述的风险；实际上，不可预测性可被视为这位未来总统的一个优点。目前，尚不知特朗普会站在传统的供给学派共和党人这一边，还是站在极右翼民粹主义者的一边。我们预计他会试图兼具两者。但是最终，民粹主义的上升需要得到解决，而这一点需要我们明年密切观察。更多国际时政分析及国际能源（原油沥青、天然气）国际贵金属（现货黄金、白银、铜）操作策略请关注“褚桓宇”
文/褚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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