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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刚刚才听到新闻，二○○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颁发给耶路撒冷的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教授和美国的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教授，非常高兴。情理之中，又喜出望外，因为没有想到事隔十一年之后，他们终于获奖了，一切关于博弈论无用之类的言论，大概这几年又会噎回去一阵了。
认识奥曼教授和谢林教授，算起来至少也有十二年了。最早听两位大师耳提面命，还是在一九九三年夏的耶路撒冷夏季班（Jerusalem Summer School）。那一期的专题是谈「理性（Rationality）」，「班长」是阿罗教授（Kenneth Arrow），主讲者为奥曼教授、阿玛蒂尔森教授（Amartya Sen）、当时在康乃尔现在芝加哥的朵拉教授（Richard Thaler）、哈佛的希来弗教授（Andrei Shleifer）等。到现在这四位中，已有两位获奖了，朵拉教授主打的行为财务学（behavioral finance）获奖应该也只是时间早迟而已。谢林教授没有做讲座，因发言精辟，当时他就坐在笔者身后那一排。那时「年幼无知」，问了「同学」才知道，这位睿智的长者就是鼎鼎大名的谢林教授，我是极其喜爱他的名著《冲突之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六○年版）」。有时想，我们中国何时才有这样的学术盛况？
两盏孤灯相映成趣
到了一九九六至九七学年，我有幸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客座访问一年。当时有两个职位，一个算是该校理学部由奥曼教授一手建立起来的「交互决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active Decision Theory）」所属的博士后研究员，另一个是该校社会科学院中统计系的大学客座教授（University Visiting Professor），由当时的「理性研究实验室（Ratio Lab）」主任查米尔教授（Shmuel Zamir）安排，主要是经费来源的原因。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理学部在西城区的Givat Ram校园，而社会科学院在东城区Mount Scopus校园，我要两头跑，不过主要在理学部，因为我的小小办公室在「中心」这边，住处就在「中心」山后的一个正统犹太人社区中。
那是非常美好的一年，学到了很多东西，交了很多朋友。奥曼教授的办公室和我在同一层楼面，所以我们常常得碰面。尤其是晚上，通常只有他和我在，两盏孤灯相映成趣，我们俩对称为「duopoply」。那时奥曼夫人还健在，她可是以色列开国元勳之一的后代，备受人尊敬，但夫人一点儿架子都没有，极其平易近人，晚上常常来看望奥曼教授，一看到她，我就笑着对教授说「该回家了」。
难忘奥曼夫人一道「狮子头」
当时我正在做奥曼教授著名的理论「关联均衡（correlated equililbrium）」的有关实验设计工作，很难，进展不大，教授也不介意，过一阵就请我去他家参加他家里有名的「安息日晚宴」（Shabbat dinner），和他们一起进行正统犹太教（Orthodox Jew）的仪式、洗手、喝葡萄酒、听他们唱圣歌等。有一次夫人专门为我烧了一道菜，说是照中国菜谱做的「lion head」，过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狮子头」，心里很感动。那时我还年轻，四处漂泊经年，自己都快忘了「狮子头」了，夫人却记得专门为我烧了一道中国菜，这份情意我永远铭刻在心。但夫人已经再没有给过我感恩回报的机会了。
一九九七年我去新加坡任教后不久，友人带来消息说夫人被诊断出患了乳腺癌，不久后就去世了。听到出殡的消息，我感到心中好痛，已经赶不及去了，只有给教授去了一封长信，望他节哀。教授后来还回了电邮谢谢我的「beautiful letter」，我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我深知他们伉俪之情有多深。
一九九四年诺贝尔经济奖颁给三位博弈论大师，奥曼教授实在是仅仅因为人数的原因而未获奖，大家都觉无奈。今年这个迟到的奖项实是实至名归，只可惜夫人看不到了。愿她的灵魂安详，九泉之下可以欣慰了。
奥曼教授其实一点儿也不「傲慢」，当时是关愚谦教授到耶路撒冷旅游，顺便访问（interview）了教授，并合影留念，出事时对我笑说教授的名字正好与中文「傲慢」同音。我不知道《信报》是否曾刊登那篇访问记，如果有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因为访问是部分用德文作的，那时我还担心作为正统犹太教徒的奥曼教授会不太愿意讲德文呢，事前还敦请关愚谦教授最好用英文。后来访谈很顺利，教授也不以为忤，我才松了一口气。
但愿这样的喜讯明年还有。但愿有朝一日，我中华大地亦有大批一流学者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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