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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逆全球化冲击与机遇
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与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本质而言，“特朗普主义”并不是个别现象，英国全面开启“脱欧”谈判进程，欧洲多国大选掀起极右翼主义都表明，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全球化获取超额资本收益的全球跨国资本及其精英阶层，成为对全球化担忧的主体，更加倾向保护主义。
应该说，这些年，“逆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在全球范围内不乏其基础。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眼中，发达经济体内部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不断向国外转移，造成本国产业空心化趋势。这些都使得以传统农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 “旧经济部门”利益受损，部门内出现利润下滑和失业率增加。
而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和后发国家则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部分生产国，在这一全球分工结构中都获得了较大部分的实际利益。消费国得到了全球供应的廉价商品，生产国实现了产能、技术、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但更多依赖资源出口的资源国和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国并未享受到这种红利，主要表现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增长低迷、资源透支、效率低下、产业不振等问题。
受此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特别是全球需求的萎缩和增长低迷导致全球存量市场资源进一步收缩，在经过长期由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之后，各国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越来越多地寻求保护本土产业。近年来出现的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分离主义在内的“逆全球化”甚至是“去全球化”的现象，不仅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合作，也导致全球贸易增长遇阻。WTO的一项统计研究表明，WTO成员国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推出了2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
然而，我们不仅要问，现在全球的问题是“全球化”导致的危机吗？“逆全球化”、重归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就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吗？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九年，但全球并没有真正从危机中走出来，而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全球贸易增长熄火。根据全球贸易增长报告，1990~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6.9%，2008~2015年平均增长约3.1%，过去一年，全球贸易增长降为1.2%，不到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水平的一半，今年WTO也将贸易增长由2.8%下调至1.7%，贸易对GDP的创造效应大大下降。
事实上，本世纪以来全球的经济体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其主要特点就是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间产品贸易增多，全球生产由跨国投资驱动、服务贸易对生产网络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使其早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全球经济体系与其以“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区分，不如以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来划分。全球生产和贸易模式正从最终品贸易转向价值链贸易。在新的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产品流动，尤其是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实质上是参与全球生产的一个过程和流转环节。全球价值链革命造成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迅猛增长，这意味着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外需”已经截然不同，在这种新价值链模式下，产品生产已经具有了“世界制造”的意义，“世界制造”正在取代“美国制造”“德国制造”“中国制造”成为新的大趋势。
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国产业结构必须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互联互动中进行，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动态调整和升级，也因此才能获得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全球共同发展的红利。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对全球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这意味着中国不但没有压缩，反而给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包括全面开放战略、“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等在内的全球化进程。与之相反，2008年之后，一方面，美国举起保护主义大旗，数据显示，2015年实施贸易保护措施624项，为2009年的9倍。其中，2015年美国采取了90项贸易歧视措施，位居各国之首，成为限制贸易自由化最激进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大力实施“本土化制造”，但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依旧徘徊不前。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数据，2008 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滑落到上世纪80 年代的水平，这意味着“回归本土”战略对提升经济产出和要素效率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毋庸置疑，当前，全球政经格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新的调整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冲突与博弈正是这一变化的突出表现。根本而言，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繁荣的基础，一切阻碍这种要素自由流动的，无异于是对全球化的巨大挑战。因此，当特朗普逐步兑现他在竞选时宣扬的修筑边墙、撕毁贸易条约、大幅提高关税的各项“承诺”，并高举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时，注定全球范围内的摩擦、冲突、碰撞将前所未有。
笔者认为，这对于积极倡导“全球化”，主张构建“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挑战，但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以全球价值链重塑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也需要更好地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这样的“公共产品”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从这一点来讲，“特朗普主义”下的逆全球化冲击既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但也很可能为全球带来一次重大变革的机遇。在全球结构和秩序重建和重构过程中，那些真正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潮流和规则，以及价值主张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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