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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为凯恩斯主义辩护的理由之一是：凯恩斯本人仅仅把他的理论看作一种临时措施，而并不主张把这些措施长期化。凯恩斯表示：他主张的那些干预市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被局限于仅仅应用于危机时期。当危机被这些临时政策化解以后，社会仍然应该回复原有的自由市场体系。那些把这些临时政策长期化的做法并不符合凯恩斯主义的本意，由此而导致的市场体系被破坏和自由被侵蚀，也不应该由凯恩斯来负责。更重要的是，不应该根据这些政策长期化以后的负面影响来否定这些政策在短期、临时化解危机方面的作用和功劳。 某些开明的凯恩斯主义者并不否认他们主张的政策如果长期实施，会有许多负面效果。他们强调，危机时期，政府应该出手救市，但当危机过后，政府应该退回到原有位置。这样，一方面，危机被成功化解了，另一方面，自由也不会因为这些短期措施而受到威胁。
对此，有两种质疑：
一、那些短期措施真的有效吗？它们真的优于市场的自发调整吗？没有这些干预政策，市场就不可能走出危机吗？
二、凯恩斯主义者能够保证这些短期政策不会演变为长期趋势吗？如果演变成长期趋势的话，凯恩斯主义者不需要负责吗？
在这里，我暂时放弃第一个质疑，假设这些短期政策会有某些正面效果。我集中讨论第二个质疑。
没必要质疑凯恩斯的诚实和他维护自由的努力和良苦用心。凯恩斯本人仍然是自由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绅士。他并没有走得那么远，以至于成为反自由的力量。他也不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通过短期政策帮助政府借机自我膨胀。凯恩斯的本意确实并非如此。但凯恩斯在这里表现出了知识的不足。不过，这种知识不足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能跨越历史的局限。奇怪的是，在历史局限已经不复存在的今天，居然还会有人相信凯恩斯主义。
这个历史的局限是什么？
在私领域动用自己的资源，和在公共领域动用别人的资源，人们的行为方式是大不一样的——动机是一致的。对于前者，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早已有过许许多多的分析，但对于后者，一直到1960年代前后，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才有了足够清晰和系统的认识。这其中，塔洛克、布坎南等人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学派非常重要。在凯恩斯的时代，人们还没有掌握这种分析工具。这就是凯恩斯的历史局限。因此，凯恩斯主义假设，人们在公共领域动用他人资源时，和在私领域动用自己资源的行为方式是一样的。政府官员管理公共政策，和企业家管理他们自己的企业，行为方式没什么区别，都会尽心竭力，并追求被管理对象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并且，人们可以通过民主、定期选举、投票等办法有效地控制官员的行为，并撤换不称职的政府。因此，危机时期，完全可以接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策，那不会带来什么长久的危害。人们可以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局限在危机时期，局限在短期。
公共选择学派则指出，这种假设是不正确的。首先，官员们在管理公共政策时，会不可避免地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其次，民主、定期选举、投票等公众控制政府官员的办法有许多内在的、无可克服的缺陷。这些缺陷导致，即使是在民主国家，公众也很难真正控制政府官员的行为，很难限制政府规模的扩张。因此，一旦开启了政府干预的过程，这个过程就会挥之不去，愈演愈烈，政府会不断地自我膨胀，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集权的全能政府，自由将不复存在。
克林顿总统宣布，“大政府的时代结束了”，但他治下的美国联邦政府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小布什总统是死硬的保守主义分子，但911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应对措施就是扩大政府规模，成立新的国土安全部。布什政府的财长保尔森一贯以信奉自由市场著称，但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他那放手救市的作为和社会主义者实在没什么两样。里根总统是罕见的坚决反对政府扩权的政治家之一。他在谈到华盛顿政府时，总是说“他们”。这实在让众多美国政府公务员寒心——政府的最高首长基本上不拿公务员当自己人。里根著名的一句话是：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才是问题本身。可惜的是，里根对政府这个问题解决得并不好。他卸任时，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空前的规模。政府规模根本没有缩小。
如果这些抱持限制政府观点的政治家们在控制政府规模上都一筹莫展，那么，完全可以想象，那些本来就主张大政府的家伙们执政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控制政府规模，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此，生动的教材是一部英国的政治讽刺喜剧《是，大臣》（Yes, Minister）。该片有中译。建议所有想要了解公务人员行为模式的人都去看看这部电视片。
看一些片中的片段：
内务部大臣上任，惊讶地发现部里居然有两万人，太多了！大臣励精图治，打算压缩公务员的数量。部里的官僚们自然不高兴。但他们怎么推翻大臣的想法呢？根本用不着公开反对。他们的职责是执行大臣的命令。Yes, Minister，但官僚们有无数种办法制服改革者。大臣要缩减公务员数量吗？Yes, Minister，但先要成立一个裁剪人员委员会，也就是说，想要裁人，先要招人。然后，大臣办公室的清洁工被率先裁撤——实际上这个清洁工可能是部里仅有的几个真正干活的人之一。大臣打算减少公务开支，Yes, Minister，但大臣要以身作则，先把大臣自己办公室里的沙发换成小板凳，再把大臣的公务用车和司机取消。结果，没过几天，大臣的办公室就乱七八糟，不堪入目。来了访客，只能蜷缩在板凳上。大臣出席法国大使馆的晚宴，无公车可用，只好自己驾车前往。在使馆喝得大醉，回来的路上狼狈不堪。大臣这个改革者很快就知难而退。官僚们举杯庆贺，又搞定了一个冒失的家伙，然后笑呵呵地继续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且借机从纳税人那里弄到了更多的钱。
不仅无数官僚倾力膨胀他们所在的政府，而且种种政府干预措施本身也将自我繁殖，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全面。如果政府有责任包揽各项福利，那政府自然有权力大量收税。如果政府有责任提供全民医疗保险，那政府也应该有权力禁止公民吸烟。因为吸烟危害健康，将增加政府在医疗方面的开支。如果政府有责任兴办教育，那政府当然也就有机会、有权力向公民灌输官方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服从政府、赞美政府的意识形态。如果政府有责任确保经济增长，那政府当然就有权力制定产业政策、并无休止地决定企业家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如果国内有了庞大的福利体系，那移民自然不受欢迎。如果城市市民有了庞大的福利体系，那农民自由进城当然非常讨厌。严峻的是，在这方面，公务人员越勤勉、越尽责，对自由的危害越大。
政府具有的这种顽强的生长和自我膨胀能力基本上是战无不胜的。民主、定期选举、投票等仅有的制约手段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市民社会和政府的较量中，20世纪记录下来的是一个市民社会惨败的历史。某些国家败得尤为惨烈，市民社会基本上被吞噬殆尽了。自由成为遥远的回忆。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随之纷至沓来。
有一些国家，比如美国，虽然政府扩张的情况也很糟糕，但比起那些市民社会被吞噬殆尽的国家，毕竟要好得多。也许可以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发现些许抑制政府膨胀和保卫自由的方式和希望。
导致美国和那些政府无限膨胀的国家之间差异的原因，与其说是有形的制度，不如说是无形的政治文化。美国的政治文化，包含着深深的对政府这种强制力量的不信任和警惕。这种政治文化成为各种限制政府的法律和制度之源。如果这种源头被破坏，任何有形的制度都将成为一纸空文，被政府轻易化解。所以，这种看似虚幻的政治文化其实是自由的最大保障。美国开国之父杰斐逊曾忠告美国人民：“永不放松警惕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
应该把杰斐逊的忠告扩展为：必须坚持原则，永远抗拒短期利益诱惑，这同样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政府寻找一切机会自我膨胀的今天，坚持原则、不为眼前利益所诱惑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人们不应该因为那些利益承诺而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对政府这种强制力量的警惕，更不能为了某些利益就放纵、甚至乐见政府的扩张。那无异于自我背叛，并必将付出更大利益损失的代价。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那种“一边限权、一边问责”的主张是多么荒谬、危险和天真。这种主张除了为政府扩张大开方便之门，把自由和权利置于绝地以外，根本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
凯恩斯主义正是如此。这种政策，为了得到短期的效率，不惜召来更大的长远危害，结果当然也就果然招致长久的无法解决的危害。凯恩斯主义者出于对人类行为规律的无知，看不到真正的威胁所在。他们根本不了解政府那种难以阻止的扩张力量。他们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事实远非如此。他们向人们许诺，危机过后，政府就会回到原地，但政府从来都是越走越远、越走越快。他们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却以为自己打开了拯救之门。
凯恩斯主义者拒绝为他们的主张被长期应用负责。他们说那不是他们的本意。但凯恩斯主义的宿命就是，这种政策必定会被长期应用，并会逐渐扩展，一直走到他们自己的反面，导致他们努力想要避免的结局，甚至更糟。凯恩斯主义者必须为他们政策被滥用负责。那是他们政策的必然结果，完全符合其内在逻辑。凯恩斯主义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短期的危机策略，它要么被反对、被制止，要么就被长期坚持，发扬光大，大行其道，推动着政府不断地膨胀。这是凯恩斯主义无可逃避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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