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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刘煜辉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会议指出，必须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困难，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这或许是扩大投资的合理性的一个主要注释。当然，高储蓄意味着资金的价格相对低廉，刺激投资。但不尽然，我们看到，大部分私人部门获得融资的成本，要远高于一些国有企业。在中国，政府和一些国有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国内家庭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投资形成的产能，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变成顺差。
现在的办法是冀望进一步加大投资，以消化掉前一期已经不能为出口吸收掉的储蓄，然后再重续这个循环。那么，由投资而来的下一期新增的储蓄怎么办？不是意味着我们未来需要更多的外需或者投资来吸收吗？如果重复，那么储蓄只会越来越高，而消费越来越小。
解决中国储蓄率问题，需要进行结构改革，形成合理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并切实解决中小企业信贷难的问题；增加劳动者报酬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从而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
林毅夫教授曾把中国的高储蓄归结为经济体制中有三方面的剩余扭曲，包括金融上的“劫贫济富”、资源暴利和垄断暴利。首先是金融结构的扭曲。中国的金融结构基本由四大国有银行和股票市场构成。但是，能够从大型银行和股票市场融资的，只有那些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而雇佣了超过80％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此外，这种金融结构压低了利率，导致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富人，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收入分配就会进一步严峻。其次，中国虽然资源匮乏，但资源税改革却还未完善。有可能得到许可证来开采资源牌照的，大型企业和富人居多。最后，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而这些垄断部门基本不分红，国资委从2007年才开始要求部分国有企业象征性地按照税后利润的10％ 或5％ 分红，而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业企业的分红水平在50％以上。
中国需要改革金融结构，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如果通过大幅提高资源税率，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如果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如此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 却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解决了劳动者收入问题，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意味着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勃兴，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中国经济的未来那将是一个如何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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