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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研究有其悠长历史。说起村庄研究，研究者脑中一闪而过的，自然会有费孝通、杨懋春的民国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海外人类学村庄研究，以及近十余年蔚为大观的本土乡村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尽管如此，芝加哥大学中国现代史专业副教授艾约博的专著《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仍可在浩如烟海的乡村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艾约博运用近年颇为热门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以人类学家的耐心与细致深入到村庄中进行田野研究，探寻村庄内部肌理，揭露历史与现实的纠缠；又施展历史学家的技艺，史海钩沉，再现村庄社会百年风雨。与此同时，艾约博更是展现其独特问题意识，探寻“技能如何嵌入社会之中”这一少为既有研究触及的问题，并将其放置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宏大框架下考察，让读者耳目一新。
深描村庄：将夹江打进村庄研究的广阔版图
和经典乡村研究相似，艾约博也将目光聚焦在一个乡村社区——位处成都与乐山之间的夹江县。在夹江县，最为显著的经济活动并非农业，而是造纸业。艾约博将村落的百年变迁娓娓道来，匠人山间伐竹，槽边制浆，商人四处奔走，讨价还价，村民建碑祭祖，以求家门复兴……不同群体如何“以竹为生”，跃然纸上。民国时期的兵荒马乱，共和国初年手工业的巨变，改革开放后造纸业的复兴……时代洪流如何影响地方社会，也被细致再现。
但如果仅有细致入微之观察，而无问题意识或理论意识，文本常有沦为速食新闻之虞。艾约博一方面与经典的人类学研究展开对话，一方面又以民族志挑战常识，使其乡村画像呈现出更为丰厚的质地。
如在讨论夹江山区的宗族时，艾约博与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展开对话。弗里德曼的东南宗族研究将重点放在村庄范围内的继嗣群中，艾约博则指出，弗里德曼乃至弗里德曼的批评者们，都甚少关注水平的亲属纽带。技能并非由某支血脉垄断，而是以“辈分”为轴，为同宗族的兄弟间所共享。兄弟们各司其职，亲属关系则有助于维持劳动、借贷、雇佣等经济活动。宗族也并非仅仅是固定地理范围内稳定的实体，也是日常生活中反复不断的实践。艾约博注意到，辈分并非冰冷的“长幼尊卑”，也是可以灵活运用的策略，如“‘辈分’不必时时讲，讲深讲浅视情况而定”。
再如在讨论夹江纸业行会和商贸网络时，艾约博又对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进行补充。他认同施坚雅的基本假设，即市场成为社会组织的基质。但在夹江的案例中，施坚雅所预设的经济理性时常会被打破，比方说乡民会违背经济理性，因政治等因素选择更远的市场交易，也会临时开辟新市场铲除经济对手的市场；造纸商们可经营自耕田和通过平原而非市集买米，市场的必要性似乎也并无如此明显，尽管施坚雅的田野地点正好是在离夹江不远的成都盆地。细致入微的描述，并不只志在描绘，更有助于将夹江打进村庄研究的广阔版图之中。
技能考古学：刻在身心之上的技能构筑地方社会
但这本书最让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他对“技能”的重新思考。在艾约博看来，技能并不只是个体所拥有之“物”，更是构筑地方社会的重要环节。在夹江，造纸技术复杂且仰赖精细分工，因此其社会组织与技术之间也呈现出复杂共生关系。
艾约博取径技术人类学，探寻技能如何在个体、代际、村落乃至家国中分布与再分配。他没有采取技术决定论的视角，将技能对社会的影响浪漫化，而是采取更为精细的全景式描述，进一步探讨技能如何“具化在践行者的头脑和身体里，嵌入在自然和人为的环境中，分置在不同践行人群体中”，并“嵌入在社会关系中”。实践技能的个体与社群，皆独一无二，难以复制。也只有在这个视角之下，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即便夹江的造纸技术被写成文字，仍无法在其他地方再现。
技能首先依赖于个体得以实现，它无法脱离活生生的肉体。技能首先会储存在工匠的身体与记忆中。抄纸、刷纸、纸浆配备等技能时常超越言语，而更需要心领神会。艾约博注意到，某些打浆匠制造的纸浆更为上乘，并非因为配方上乘，而是知道如何凭借感觉处理微妙变化，纸匠也知道如何微妙地混合竹与其他材料以控制成本。对于男性，特定技能会铭刻在记忆中，伴随终身；而妇女则必须学会遗忘娘家的技术，学习夫家的技术。这样的技能甚至会铭刻在身体中，如踩踏碎料者一条大腿会比另外一条要粗。技能被整合到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成为难以磨灭的部分。
但个体技能要发挥效力，仍需融入社群之中。铭刻在各人身心之上的技能，只能成为捉襟见肘的独角戏；只有当各异技能融入社会环境，流程复杂的造纸业方可顺利运转。各怀绝技之人，如同上演韵律节奏复杂的多人舞，将纷繁复杂的流程化解为个体训练有素的实践。在村落中，工匠将技能实践编织到辈分等宗族实践中，通过对亲缘关系的灵活运用组织复杂的生产，而造纸区中的大部分人，也被技能维系在社区之中，维持相对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里，技能并不会带来社会关系的变革，而是渗透在社群的关系网络中。技能使得共同体得以维系，而社群则为技能提供运转、流动、传递的空间。
当技能遇上国家：如何规划才能避免地方社会恶化
技能并非乡村共同体中自给自足之物。当国家介入，既有社会关系被改变，技能会被重新分配，乃至受到严重挑战；技能的实践者则可能面临生活巨变。艾约博引入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的分析，进一步剖析国家的规划如何导致技能与社会关系的重组。
斯科特在剖析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苏维埃集体化、坦桑尼亚强制村庄化和单一树种林业后，指出国家对社会的规划总是倾向于极端简化、清晰。然而国家的清晰化规划却可能在地方水土不服，违背地方社会的实践逻辑，乃至酿成大祸。因此，若只考虑宏大的国家规划，而忽视根植地方社会中的实践知识，社会便难以顺利运转。
夹江造纸业的技能便是一种地方实践知识，它自有其运行逻辑。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试图控制夹江造纸业，最终以失败告终；共和国政府试图介入，但在复制技术这一点上也同样不成功。地方性实践巧妙地以其自身的逻辑适应了政权更替。由于造纸本来就是集体实践，集体化也并没有太大改变村民生活，在五十年代初，居民的生活比经历内战和政权易置前的四十年代还要舒适。
但国家随即而来的宏大规划，却在夹江地区激起难以平息的涟漪。国家试图推行的政策是清晰简单的：迅速发展工业，粮食自给自足。但落实到地方社会，夹江的“手工业”标签却使村民们处在尴尬的夹缝中。由于无法进入“工业”的行列，工匠们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造纸技术并无太大长进。山地平原都要做到粮食自足的政策试图促进公平，但在夹江却适得其反。“大跃进”之后，粮食征收量与再分配量有所降低，夹江平原地区可以腾出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工业，但山区却必须砍掉造纸所必需的竹子种植粮食。
这也体现出原书书名“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的另一层含义：夹江山区工匠纵然“以竹为生”，靠竹造纸吃饭，但在特定情境下，他们又得“削竹种稻”，靠种粮吃饭。但正如艾约博所观察，“10亩竹林可以维持一个小造纸作坊一年的运转，但是10亩农田却不能养活一个家庭”。地方的实践知识可以维持社群的合理运转，但高高在上的简单规划，有时在砍断了既有的社会纽带后，却未必能提供良好的替代。与之类似，改革开放后，夹江造纸业私有化大获成功，也并不尽然出于国家政策的规划。粮食、纸业市场的变化，城市对书法纸的需求等因素结合，与夹江原有的亲缘技能分配结合，才使造纸业顺利私有化。
由是观之，如若试图以清晰规划大刀阔斧发展的国家，不能妥善处理地方千百年来形成的实践知识，那么很可能迎来一刀切的恶果：规划失效，地方社会恶化。面临发展的难题，或许我们都应像艾约博一样，以历史学的厚重与人类学的敏感，从地方的视角看，从那些组织起亲缘网络、市场体系与生产实践的地方知识出发。当然，这也是一种根植于特定文化环境中修习而来的技能，但它值得我们去不断尝试。（陈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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