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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随着全球二季度经济普遍反弹，衰退结束和复苏开始的迹象愈发明显，但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似乎让全球经济陷入了“无就业复苏”的漩涡，这也是各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最大掣肘。上周在伦敦举行的G20财长会议就认为当前“对经济增长前景和就业前景应保持谨慎态度”，各国仍应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
尽管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失业率是一个滞后指标，但持续时间较长的“无就业复苏”不仅给ZF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也阻碍经济从复苏走向健康的增长。这正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目前，以“保增长”为第一目标的中国4万亿投资计划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无就业复苏”。相比短期的和周期性的“无就业复苏”来说，长期的和结构性的“无就业增长”危害更为严重。
一般来说，失业率同经济增长是一种反向关系。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亚瑟·奥肯总结出的“奥肯定律”， GDP上升或下降2%，失业率将下降或上升1%。但从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开始，奥肯定律似乎失灵了，也就是在经济复苏阶段，虽然GDP回升但失业率并没有下降或者下降的幅度较小，出现了“无就业复苏”的现象，而且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衰退后的“无就业复苏”持续了14个月，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时期“无就业复苏”持续了29个月。
在这次经济衰退中美国似乎仍然没有摆脱这个魔咒。尽管二季度美国GDP下降了1%，降幅远小于一季度的5.5%，而且7月份失业率相比6月份还下降了0.1%，但刚刚公布的美国8月份失业率却又反弹至9.7%，创了26年来的新高。美联储主席贝南克不久前就曾表示，美国经济2009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但高失业率还要持续到2011年甚至更晚的时候。
“无就业复苏”之所以频繁发生，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企业为了生存，往往是通过裁员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导致了在经济复苏过程中虽然企业收入在增加，但居民收入在下降，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如果单一企业的裁员行为转变成一个行业的集体行为，就意味着产业结构要发生调整，这会导致现有的劳动者供给与产业结构调整后的劳动力需求不匹配，便造成了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高失业现象。
对于中国来说，“无就业复苏”现象的成因除了包括以上因素，更主要的因素是中国ZF长期以来奉行增长重于就业的价值取向，这不仅导致了短期的“无就业复苏”，更导致了长期的“无就业增长”，从这次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就可见一斑。尽管于去年四季度提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在今年两会期间，在投资结构上作出了调整，基础建设投资由45%降至37.5%，增加了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投资、民生工程和社会事业方面投资的比重，但仍然是侧重保增长而不是保就业。
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日方)的测算，调整后的投资结构可拉动非农产业就业5135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部非农就业人口的11%。但是如果按照产业的就业拉动效果高低重新分配全部投资，以服务业为主，这样可以创造就业7236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部非农就业人口的15.5%。这意味着如果ZF以保就业为第一目标，4万亿投资计划的投资结构可以设置得更合理一些，比如更加偏重拉动就业最高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服务业。
其实，中国经济高增长一直没有带来高就业。如果说去年底农民工的失业潮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偶然现象的话，那么大学生的失业或低工资就业现象则是ZF重增长轻就业的必然结果。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积累了30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消逝。如果不充分利用现有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将会变成“人口负债”。
要想让增长和就业保持同步，就需要ZF树立就业第一的政策目标。比如，美国在1946年颁布的《就业法案》就曾把联邦ZF的责任界定为：第一最大化就业，第二最大化产出，第三最大化购买力。如果中国ZF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居民充分就业，不仅会影响国民福祉，也将延误中国经济结构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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