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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前不久听学术报告，演讲者讲到有个村一年只有4个小孩出生，有个镇一年只有60个小孩出生。这虽然发生在人口相对稀少的辽宁，但内心还是深感诧异。印象中，还是儿时一大群孩子在月光下的院场追逐玩耍、在午后的池塘游泳戏水的情景，转眼间怎么就变成一个村一年只有4个孩子出生，一个镇一年只有60个孩子出生了。
我于是上网查了查我国的人口变化情况。没有那样具体的数字，但变化的确是巨大的。
不由人不思考：是什么导致了当初人口的快速增长？又是什么致使今天人口增长快速地降下来？今天人口增长快速下降都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效吗？
当年马尔萨斯悲观地认为，人口增殖力远高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因此人口增长必然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今天世界巨大的人口增长压力，显然证明了马前辈分析的错误。马前辈错在忽略了技术进步。是的，今天同样的土地可以生产出数倍于马前辈时代的粮食来；今天，没有土地也是可以种出粮食来的。我小的时候，养肥一头猪尚需一年的时间，但是今天，三个月就可以养肥一头猪。
但马前辈有一点不会错，那就是人口快速增长一定是生活资料有了快速的增长。科技进步显然提供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但今天经济发达的国家，它们的人口增长并不快。相反，倒是那些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才是人满为患。这又当做何解释呢？
其实人的行为无一例外是受成本收益支配的。我不排除生儿育女可以大享天伦之乐。但俗语讲得好，“养儿防老”；为老来生活提供保障无疑是生儿育女的又一重要收益。成本呢，应该是抚养孩子成长、读书、成人的费用支出和因为照看孩子而放弃的休闲生活吧。我今年39岁，没有要孩子。我那75岁高龄的老母想得很开：“养儿不易；你不像我，要靠儿子养活，要不要孩子你自己定。”老母可是目不识丁的旧时农村妇女，她是完全没有学过什么经济学的。
是的，在经济极度不发达的时代，生活资料匮乏，如马前辈所说，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人口是不会快速增长的。而且经济极度不发达，生活资料匮乏，人们的生命预期就低；生命预期低，“养儿防老”的收益就不会高，人们就没有多生养孩子的激励。
经济发展了，生活资料积累增多了，人们的生命预期自然也延长了。这一时期应该是人口的快速增长期。但是，这不是说经济发展，生活资料快速增长，人口就一定会快速增长。理论上，人口会决定在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地方，而断不会没有控制的增长。历史上，那些父母杀死女婴的纪录应该是可信的。
事实是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增长反而可能要下降。经济进一步发展，这时经济剩余增多，社会化程度提高，没有儿，老也可以依；没有女，老也可以靠。“养儿防老”就变得可有可无。在这个阶段，生儿育女的收益是下降了。经济进一步发展，各种休闲娱乐也会多姿多彩起来。在这个阶段，因为照看孩子而放弃休闲的代价就会高起来。所以不奇怪，今天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就缓慢，甚至还有负增长的。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了，大城市里好些青年就不要孩子了。
当然，成本收益要能够有效地约束人口增长是有条件的，当事人必须要承担和享受自身行为的后果。就是说，成本和收益不能外溢的。什么条件下成本收益就会外溢呢？科斯定理讲：产权不被清晰地界定给个人，那么成本收益就要外溢。
成本收益外溢，资源配置就会过多或者过少。我门讲“公地的悲剧”。公有制经济下人口快速增长，这也是“公地悲剧”的含义了。是人们过度利用公共生产、生活资料。而过度利用的后果就是人口的过快增长。
回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那时农民分粮一要看工分高低，二要看家庭人口多少。每个人要确保一份基本口粮，除去了上交国家的公粮和基本口粮，余下的粮食才用来计算工分的分值。那时候，上学、就医基本上不要钱。看病只需交一毛的挂号费，上学只需交2至5元的学费。我读高中的时候，交20元，学校不但提供我们住宿的房子（被子是要自己带了），管课本和作业本，还管三顿给我们蒸饭，管我们每个月吃一顿肉。这样的制度安排，无疑是让生养孩子的成本外溢了。给定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多生，为什么不多生？一定要多生的。中国上世纪中叶的人口增长大概是历史之最了。这猜测错不到哪里去吧。
这和当今很不相同。我们大家算一算，今天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多少？惊人的数字吧。我的大哥二哥都要了两个孩子。我问过他们：现在让你们生，你们还生不？他们齐声回答：不生了，一个孩子最好。今天，一看孩子是用百元大钞堆高的，我就不想要孩子了。
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天性就爱生孩子。也不要以为，多子多福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专利。我的看法，我们多子多福的文化倒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变量。今天中国人口增长下降，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功不可没，但市场化改革显然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市场以私产为条件。是私有产权使得人们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内部化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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