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五条道路

楼主的第二条路是：

从中国当前的社会实践（或某个方面）出发，学习以往各种经济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和非马克思的，一视同仁），发展出指导中国实践（或某个方面）的新理论

据我观察，各种经济学说的范畴大不相同，楼主准备以哪种理论的语言为主进行呢？我以为：完全走新路就似乎必须写超过《资本论》字数不止两倍篇幅的书，还有时间指导实践并扩大影响吗？所以楼主必选定某一种“理论语言”。

我在学习《资本论》，想见到楼主从马克思的思维方式角度解说一些观点------这个角度在论坛上是弱话语权。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统一和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指引下，沿着马克思的＂六册计划＂思想，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实力．既要关注经济理论的发展，也要关注现实经济的发展．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发展方向，不是总囿于最抽象阶段的概念。

以下是引用张三李四在2005-11-14 16:59:22的发言：

我在十六楼说的很清楚，我批评的是“建构理性”，可不独是“马克思主义”。

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在那时候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盛行的地方，而是形形色色建构色彩很浓的思想盘踞之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斯特的国家主义。魏玛共和国的破产恰恰说明了自由主义在当时德国没有市场。

正因为对此的反思，战后德国走上一条信奉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之路，创造了“德国奇迹”。

而战后在西欧兴起的左翼，可都是左翼自由主义者。而东欧兴起的马克思主义，那不过是铁蹄下的产物而已。

“‘不可能’是个刚性的词汇；我丝毫也不怀疑，米塞斯之所以站不住脚，关键就在这个词上。”——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5页。

两次大战的根源不在于谁挑起了战争，而在于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无视市场经济的垄断趋向和扩张性导致的国家间冲突。是凯恩斯和罗斯福的国家干预主义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凯恩斯主要的攻击对象就是自由放任主义，凯恩斯也是哈耶克的死敌。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战后不是主流。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交锋最频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欧洲和美国的干预主义。

创造“德国奇迹”的不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弗莱堡的新自由主义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有根本差异，弗莱堡学派不主张极端的抽象的自由，而是在计划与市场的理想类型之间研究现实的经济秩序。“我们的目的毋宁是：建立一个形态学的和理论的体系，它能够包括一切经济生活，不管经济生活如何发展；它能够像一张网一样捕捉住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的形态。”——瓦尔特·欧肯《国民经济学基础》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页

即使是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内部也不都是哈耶克的盟友。所谓的一致同意原则是布坎南公共选择或者说宪政理论的核心。但这个原则不过是帕累托最优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的表现，任何一个人获利不以损失他人利益为前提，这才能一致同意，否则就有人反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可以被兰格用来论证中央计划，一致同意原则一旦有了严格的逻辑形式阐明其运行机制，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一个至高权力设计一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

这不就是美国正在它征服的国家中实践的，并意欲在全世界实践的东西吗？所谓的宪政理论现阶段的基本倾向就是要把美国政治制度克隆到全世界。这种计划政治和计划经济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哈耶克是理性的，他必然会反对这种新的理性主义。

哈耶克与米塞斯的根本区别在于他反对理性主义（不是反对理性）。但哈耶克的困境也在于此，他不能给他坚持的政治经济形态一个明晰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论证。因为一旦有了这样的理论，这个理论本身就会成为理性主义的工具，用于设计人类社会。也因为如此，哈耶克不可能在论理的或者形式化的理论争论中获胜，他的胜利仅仅在他所反对的理论在实践中遭遇失败的时候才显现出来。

因此，我把哈耶克看作反对理性主义的良药，但同时也是不结果实的花朵。

自从发现马克思也只是一个理论家而不是预言家之后，我不相信任何先知先觉的人，我只相信我的亲身感受，只接受我真正理解了的道理，不论是谁说的。

以上判断，来自我初步的独立的思考，而不是深入的研究，肯定会有不当之处，但大方向我有把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14 20:44:05编辑过]

以下是引用hyloo在2005-11-14 18:13:06的发言： 楼主的第二条路是： 据我观察，各种经济学说的范畴大不相同，楼主准备以哪种理论的语言为主进行呢？我以为：完全走新路就似乎必须写超过《资本论》字数不止两倍篇幅的书，还有时间指导实践并扩大影响吗？所以楼主必选定某一种“理论语言”。 我在学习《资本论》，想见到楼主从马克思的思维方式角度解说一些观点------这个角度在论坛上是弱话语权。

学理论不能让理论束缚住了头脑。有些人学了西方的一些理论，就忘记了自己以前说话的方式，言必称“康德”。

学无非是为了用。没学经济学之前，我照吃照喝，照样把心得体会给朋友说。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因为看懂了一部日本电影，就完完全全变成日本人，只是让我们更了解日本人，有些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有些方面可以引以为戒。

同样，如果我们看懂了《资本论》，又看懂了《经济学原理》，这不会让我们的脑袋死机，只会让我们有了更宽广的思维空间，增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如果非要立一个为本，立另一个为敌，只能降低我们头脑的容量。

太阳底下无新事，读读思想史，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什么思想是新的。但是，任何旧的东西，你理解了，用你自己的方式自由组合，在实践中自由运用，那就是新的。

所以，我不在乎选定什么理论，马克思的话、马歇尔的话、毛主席的话、老妈的话、老婆的话我都听听、想想，有用就用，没用放一边。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一般情况下，我遇到宣扬主流新自由主义和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就会从同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参与讨论。遇到教条马克思主义者，我就会以自由主义的角度参与讨论。

以下是引用changyong在2005-11-13 18:30:15的发言：

语言本身是个次要问题，引起分歧的不是语言，而是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劳动价值论争论中的关键问题不是各方听不懂别人的语言，而是各方的思维方式不同，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不同。

语言的含混，只是因为争论过程中，各方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认识还不清楚，不能以简单的逻辑讲出来。

只要我们愿意将讨论进行下去，在批评对方的同时不断剖析自己，分歧终会以显露出来，这才是争论终结的地方。经过这样的过程，双方都理解了对方，也都明确了自己的目的和途径。

但现实中的争论，往往是各方迫不及待地想战胜对方。从一开始就只打算彻底打垮对方，不打算对自己作任何一点反思。这种情况下，双方很难相互理解，各说各话，说不清楚就靠嗓门，再不行就靠权力，最终付诸武力。

分歧不可怕，有分歧表示有差异，有差异表示有新的结合可能。没有男女的基本差异就不会有人类社会，没有1和0的基本差异就不会有神奇的电子世界。

真正可怕的是不允许有差异，不允许有分歧，想想我们全国上下一片红的时代吧！

所谓的经济学语言本身就包含着思想、价值观、甚至是基本的分析逻辑。人们不能使用共同的经济学语言本身，也就说明了这种思想、价值观和逻辑上的分歧和对立。

此外，经济学不是艺术，可以各自把玩而不顾他人。经济学是现实的，任何人创造的经济学语言必须能够为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注定要有主流，也是不同的经济学迫不急待地要争当主流的原因。一旦绝大多数人接受了某种经济学的思想、价值观和分析逻辑，就会形成路径依赖，要想扭转需要几代人的功夫。

当前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实践的混乱也是源于此，绝大多数控制经济命脉的政府官员或领导者，只有基本的马克思经济学知识，对西方经济学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但是，国家又在搞市场经济，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十多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争夺高校话语权，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理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但这些人必竟是很有限的一批人。

就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现状看，不是一个走什么道路问题，而是要确立一个能够被多数国人普遍接受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价值观和分析逻辑。而其他研究方式或者如楼主所说的不同研究道路，只是一种理论补充，以促进主流的不断发展。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正是在非主流经济学的推动下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

以下是引用changyong在2005-11-14 20:23:21的发言：

“‘不可能’是个刚性的词汇；我丝毫也不怀疑，米塞斯之所以站不住脚，关键就在这个词上。”——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5页。

您觉得这能说明什么？兰格赢了，米赛斯输了？“不可能”当然是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之信息约束条件下的一般结论。科学之为科学，就要求它在逻辑上可以求错，而在实证上尚未被否定。在逻辑上不可能错的判断只能是“套套逻辑”。

以下是引用changyong在2005-11-14 20:23:21的发言：

两次大战的根源不在于谁挑起了战争，而在于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无视市场经济的垄断趋向和扩张性导致的国家间冲突。是凯恩斯和罗斯福的国家干预主义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凯恩斯主要的攻击对象就是自由放任主义，凯恩斯也是哈耶克的死敌。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战后不是主流。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交锋最频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欧洲和美国的干预主义。

两次大战的根源是什么，我倒是不太相信这种基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而炮制出来的中国教科书结论。19世纪末的欧洲，自由主义的思想早已式微，而随着欧洲一系列民族国家的统一，当时在欧洲，主要是在中东欧地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尘嚣一时，霍亨索伦王室、哈布斯堡王室、罗曼诺夫王室以及后来的第三帝国，法西斯，军国主义先天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攻击性，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在中东欧地区，由于普鲁士通过两次对外战争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人们普遍相信国家的干预和对外的战争可以使得先前弱小的国家人民生活更加好一些。

而这种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后果，同时也是出于扩军备战的需要，则是不同国家均普遍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许多国家经济寡头的出现，与其说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毋宁说是国家干预的后果。即使在当时经济最自由的美国，根据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的研究，认为造成美国本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与凯恩斯所提出的恰恰相反，并非是美国私有化经济所造成的，而是美国政府过于干预经济运行规律的造成的，在于当时不恰当的货币紧缩政策，而美国政府在一战后的税收和政府开支力度均远远大于19世纪末。

当然，凯恩斯药方在短期是有效的，但真正挽救资本主义的，在我看来不是凯恩斯或者罗斯福，而恰恰在于资本主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凯恩斯在观点上是哈耶克的死敌，难道能证明哈耶克错了？

以下是引用changyong在2005-11-14 20:23:21的发言：

创造“德国奇迹”的不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弗莱堡的新自由主义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有根本差异，弗莱堡学派不主张极端的抽象的自由，而是在计划与市场的理想类型之间研究现实的经济秩序。“我们的目的毋宁是：建立一个形态学的和理论的体系，它能够包括一切经济生活，不管经济生活如何发展；它能够像一张网一样捕捉住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的形态。”——瓦尔特·欧肯《国民经济学基础》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页

谁也没有说过所有的“自由主义”都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并不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者。区分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的标尺并不是是否主张政府干预或者干预到什么程度，而是这种干预或者不干预的权力来源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战后联邦德国的政治架构设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哈耶克和弗莱堡的这一点区别根本不是“根本性的”，倒是弗莱堡与之前统治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和国家主义的思想之间的区别才是根本性的。

基于同样的理由，战后兴起的左翼是左翼自由主义者，他们可以应民众的选择而实施他们的政治理想，也因为民众的抛弃而中断。而民众认识到在短期的凯恩斯干预有助于他们的利益时，他们选择凯恩斯主义者，而一旦发现凯恩斯药方在长期的无效，他们就会抛弃凯恩斯主义者。这就是我说的“真正挽救资本主义的，在我看来不是凯恩斯或者罗斯福，而恰恰在于资本主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

即使是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内部也不都是哈耶克的盟友。所谓的一致同意原则是布坎南公共选择或者说宪政理论的核心。但这个原则不过是帕累托最优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的表现，任何一个人获利不以损失他人利益为前提，这才能一致同意，否则就有人反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可以被兰格用来论证中央计划，一致同意原则一旦有了严格的逻辑形式阐明其运行机制，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一个至高权力设计一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

这不就是美国正在它征服的国家中实践的，并意欲在全世界实践的东西吗？所谓的宪政理论现阶段的基本倾向就是要把美国政治制度克隆到全世界。这种计划政治和计划经济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哈耶克是理性的，他必然会反对这种新的理性主义。

我实在不太明白您想要表达什么。“一致同意原则”的出发点和归依是个人理性，而不是建构理性。在一致同意原则下，并不能得出克隆“美国模式”的结论，而是说，在一国实施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应当是本国国民在自愿不强迫的原则下，自由意志的表达。赋予民众根据不断变化的约束下的自由选择权力，这才是“宪政经济学”的核心表达。

您所假设的情况，哈耶克当然不会同意，但那并不是“一致同意原则”的逻辑结论，而不过是您的建构。

哈耶克与米塞斯的根本区别在于他反对理性主义（不是反对理性）。但哈耶克的困境也在于此，他不能给他坚持的政治经济形态一个明晰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论证。因为一旦有了这样的理论，这个理论本身就会成为理性主义的工具，用于设计人类社会。也因为如此，哈耶克不可能在论理的或者形式化的理论争论中获胜，他的胜利仅仅在他所反对的理论在实践中遭遇失败的时候才显现出来。

因此，我把哈耶克看作反对理性主义的良药，但同时也是不结果实的花朵。

自从发现马克思也只是一个理论家而不是预言家之后，我不相信任何先知先觉的人，我只相信我的亲身感受，只接受我真正理解了的道理，不论是谁说的。

以上判断，来自我初步的独立的思考，而不是深入的研究，肯定会有不当之处，但大方向我有把握。

哈耶克反对的是建构理性而非个人理性，在这一点上他和米赛斯没有根本区别。只要不是刻意歪曲，我想哈耶克不会成为任何建构理性者的工具。哈耶克的没有设计，本身就是设计。

有独立的思考很好，实际上个人理性的一般结论是谁的思考也不能代替别人的思考，谁也不能假定自己可以为别人来勾画美好蓝图，或者假定自己能为别人或者社会来建立一个幸福生活的框架。个体的选择，应该通过一个自由的市场来表达，权力的选择也应该通过一个竞争的政客市场来表达。

以下是引用ren在2005-11-14 21:05:47的发言：

所谓的经济学语言本身就包含着思想、价值观、甚至是基本的分析逻辑。人们不能使用共同的经济学语言本身，也就说明了这种思想、价值观和逻辑上的分歧和对立。

此外，经济学不是艺术，可以各自把玩而不顾他人。经济学是现实的，任何人创造的经济学语言必须能够为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注定要有主流，也是不同的经济学迫不急待地要争当主流的原因。一旦绝大多数人接受了某种经济学的思想、价值观和分析逻辑，就会形成路径依赖，要想扭转需要几代人的功夫。

当前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实践的混乱也是源于此，绝大多数控制经济命脉的政府官员或领导者，只有基本的马克思经济学知识，对西方经济学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但是，国家又在搞市场经济，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十多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争夺高校话语权，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理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但这些人必竟是很有限的一批人。

就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现状看，不是一个走什么道路问题，而是要确立一个能够被多数国人普遍接受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价值观和分析逻辑。而其他研究方式或者如楼主所说的不同研究道路，只是一种理论补充，以促进主流的不断发展。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正是在非主流经济学的推动下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

曾经与一位学友讨论西方经济理论的时候，最终进入到思想意识领域。这位同学认为与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相适应的是基督教思想，因此主张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我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不能削足适履，西方经济思想可以为我所用，但没有必要为了使它更加好用而消除我们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基础。

西方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是否能够、是否应该成为我们的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是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某位经济学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西方经济学的确是以一种思想和价值观为前提的，其逻辑关系不分析这个前提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只能是蜻蜓点水，更有意义的讨论在主流经济学以外。

当前的社会矛盾并不都是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左派经济学家抨击西方经济学价值观对中国社会意识的不良影响也不是空穴来风。

我不赞同左派的夺权运动，这是理论上无能的表现。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动静。把社会问题归结为一些官僚和经济学家的思想僵化、知识老旧，太简单化了。

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选择什么经济学的问题，如果这么简单早就解决了。中国的问题是从西方舶来的两种经济理论都不能解决当前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我认为：
随着那种被称为外围西方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在思想领域表现为：绝大多数控制经济命脉的政府官员或领导者，没有基本的马克思经济学知识，只有那种意识形态经济学(外围西方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抽象教条或口号，这种状况也必将同时表现在中国现实经济中；社会上当前两极分化严重，存在着在市场经济的口号下根本断送中国现化代进程的现实危险，因而压制这种经济学意识形态是合乎理性的行动。
在这个问题上，不应抽象地谈学术公平、有意无意地混淆西方经济学的各流派而回避客观事实。
解决问题的经济理论，应当围绕问题展开，以解决问题为衡量标准。从这个角度看，证伪主义有意义，实证也有发展空间，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再度焕发生命力，另外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非常有意义。

以下是引用hyloo在2005-11-15 19:03:04的发言： 我认为： 随着那种被称为外围西方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在思想领域表现为：绝大多数控制经济命脉的政府官员或领导者，没有基本的马克思经济学知识，只有那种意识形态经济学(外围西方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抽象教条或口号，这种状况也必将同时表现在中国现实经济中；社会上当前两极分化严重，存在着在市场经济的口号下根本断送中国现化代进程的现实危险，因而压制这种经济学意识形态是合乎理性的行动。 在这个问题上，不应抽象地谈学术公平、有意无意地混淆西方经济学的各流派而回避客观事实。 解决问题的经济理论，应当围绕问题展开，以解决问题为衡量标准。从这个角度看，证伪主义有意义，实证也有发展空间，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再度焕发生命力，另外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非常有意义。

我晕倒。

这就是您要我们掌握的“基本的马克思经济学知识”?这就是“证伪主义”？这就该“压制”了？

坦率说一句，您太无耻了。

我晕倒。

这就是您要我们掌握的“基本的马克思经济学知识”?这就是“证伪主义”？这就该“压制”了？

坦率说一句，您太无耻了。

这样理解我的帖晕倒也有几分必然性，没摔着吧。 [em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