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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本节提要：英国以外的欧洲，14到17世纪基本上是在宗教信仰的大背景下演绎，宗教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除了葡萄牙偏安一隅，几乎涉及到所有欧洲国家。宗教改革是欧洲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因为权力和财产开始从统治欧洲上千年的教皇向世俗民族国家易手；还因为这是一次从神到人的轮回，欧洲人恢复了以亲情族群而不是虚无信仰“类聚”，而这一切从德意志第一帝国镇压境内新教引发的宗教战争开始。400年前那一刻开始，在西方无论是神、还是君权神授都越来越不好使了（德国法西斯是一次反扑），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而我们至今只是“人民的名义”，治国迷信明君,兴企迷信精英，诉讼祈盼青天，脱困等待救星。
043阶级、祭司、国王、统治本篇观点：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后，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区别开来的文明特征是：城市中心，巨大的建筑物，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的经济权力，文字、各种专门的艺术或科学。了解欧洲近代史始于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建立，有必要联系第二章的“018罗马的祸兮福兮”的内容，为近代史这两大特征提供社会背景，而本篇则为两大特征提供政治背景。
友情提示：本书所称古代的巫术、巫师、祭司都是有功利的，包括被民族国家王权夺权的天主教教皇。因此本书针砭有功利的现代以前的宗教，与只为净化灵魂无功利的宗教信仰不同，请勿混为一谈。
文明的共同特征表明，农耕这种新型的社会完全不同于早先崇尚平等的部落社会，统治、压迫、剥削、不公平、两极分化，与宣传机构所倡导的讲文明、讲礼貌简直是天壤之别——掩盖了文明的本质，文明社会的一切不文明行为，都来源于权力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性地推行或实施不利于被统治阶级的法律和规则。不仅是文明到来之初，就是现在，一些官员的治下还是这样的所谓文明社会。人民幸福与否，完全系于“书记”一人：治国迷信明君,诉讼祈盼青天。
所有的统治阶级不仅反感“统治”这个词，也都反感“阶级”这个词；不仅今天的老板不承认剥削、压迫，万年以来的封建领主、地主，500年以来的资本家、西方经济学家，也大都不承认有阶级剥削、政治压迫。而大多认为存在文明进步与野蛮愚昧之分，或者高级文明与落后文明之分。而我们不能因为现在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不能提及。
一、阶级。
阶级分化是文明的一大特征。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中找到。圣祠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最初还没有脱离劳动的专职祭司。当村社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有了专职的祭司和仆从之分，他们都是最早的不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专业人士。阶级分化始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之后，随分工自然而然产生的，（013）也会随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自然消亡。但是像斯大林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这与其个人独裁的假社会主义如出一辙。
最早的特权分子就是巫师，因为给大家解释人们还不能理解的那些自然现象、那些神秘，而成为神的化身（鬼神附体）。而墨守农业的求雨一类仪式，对刚进入农耕靠天吃饭的农人来说至关重要，所以巫师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靠动脑筋通过信息（当时可能主要是语言）来控制一切成为可能，巫师成为最早的权贵阶级。①如果祭司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就是最早的显贵。其后新出现的祭司，不仅要负责对各种自然现象解释的传统职责，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新的职责，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逐渐成为了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
不仅人是通过智力进化而来的，阶级分化也是因体力劳动与脑力分工后逐渐形成的——智力于是促成了一种以信息为工具的社会职业，即恩格斯所称的“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
特权分子的脑力劳动，是可以归入文明的范畴、越来越受到人们尊敬的职业，未来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职业。本书将其分类为全部可以用数码表达的第四产业：一切属于创造性的成果，一切需要创意性的产业，一切可以数字化的产品，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技术阶层，“步入后资本主义时代（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变成‘专门知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理论知识成为社会核心，成为决策的依靠，这时权力也从资本家转向‘技术阶层’，技术阶层是指科技人员、管理阶层”。②
由人力资本控制信息资源——这就是人与信息的不解之缘，本书定义为“信息的人”。阶级的消融，一定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逐渐融合。当几乎所有产品制造都实现智能化生产，人类主要从事创造性、创意性实践（劳动），例如美发师等机器不能替代的工作，阶级就逐渐走向消亡。五一刚过，我们鼓励更多的创造性劳动，并尊重体力劳动者。
这里谈到阶级，不想多说过去作为剥削阶级的脑力劳动，也不希望中国再搞阶级斗争；而是更多地展望未来作为技术管理层的脑力劳动，因为明天更重要。
二、祭司。
这就是最早的劳心者治人的人，巫师、祭司就是最早的CIO（首席信息官），然后才成为CEO（首席执行官）的。这时已经不是不脱产的某个村寨巫师，而是脱产的城市祭司。其实最早的CIO也是最早的明白人，例如前面提到的萨满教，“Horwitz定义萨满师是有意地改变其意识状态，以接触和/或进入另一个实在之中，能由此获得力量和知识。任务完成之后，萨满师从萨满旅程回到原本的世界，以其所得的力量和知识帮助自己或他人”。（005）这些萨满师是否真进入了另外一个实在的世界之中？他们自己最明白。果其如是，比萨满更先进、完善的东西方宗教为何就没有一个高僧、教士具有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然后再回来帮助人们的法力了呢？即使刚入行的萨满师跟着前辈学习时只知其然，但天长日久也就知其所以然了。可见所有的人都在被他们忽悠，包括城市的首领。
但是，他们的确带给人们希望，凝聚了人心，不然面对种种神秘现象和神秘力量，人们将束手无策。从这个意义来说，祭司又是最早的应急管理者。同时，人们在面临巨变和迷惑时也是心甘情愿受欺骗的。然而，这一自欺欺人的“神马”解释权，终因路德的宗教改革而大权旁落，“福音书的教诲就已足够”，不需要教堂和仪式，一样可以与上帝对话。直白地说就是，不需要祭司、教士在个人与上帝之间传话。“人人都是教士，是自由的主人翁”。
同样，信息时代人民也不需要官员以“政府的名义”在党和人民之间传话。政府的职责不是对人民指手划脚，那不是人民交税养政府的目的，而是人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什么，官员就应该提供相应的服务。不愿意服务，或者服务不好，那就只能下课，去少年宫活动中心当个辅导员混口饭吃（见《人民的名义》）。
对原始宗教，本书主要涉及到萨满，是因为萨满教起于原始渔猎时代，泛借指世界各地原始社会土著民族信仰的原始宗教。中国萨满教源自九黎蚩尤部落，阪泉大战蚩尤被黄帝所杀之后，族人南迁为蛮，北迁为胡，商周后成“华夷五方”，是为东夷。随着原始公社解体和阶级社会的出现，萨满教日益衰落。但在民间，仍有其浓厚的影响，甚至以变异了的形态残存下来。但如果萨满师真能到另一个现实世界去获得知识和力量，能解决人类的疾苦和难题，相信人人都想成为萨满师，绝无其他宗教立锥之地，为何会衰落呢？路德仅仅是在500年前试图让教徒们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而今，几乎所有的官员却害怕人民明白这个道理，以维护他们作威作福的权力。
三、显贵。
佛教于14世纪后在藏族人、蒙古人、满洲人中变得流行,萨满教仪式与藏传佛教结合在一起的宗教形式被中国的元代和清代制度化为国教。现今仍然可在北京故宫里找到当年皇族供奉萨满教及举行仪式的神殿（坤宁宫）。③社会上层人士陆续皈依藏传佛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等，萨满教的一些原始因素不同程度地为上述宗教所汲取和融合。萨满服务其中的社会组织，约束并规范了其社会的共同信仰和各种宗教行为，决定了萨满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并利用它们服务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组织体制。既是国教，祭司当为显贵。
技术的不断进步，剩余的食物不断增多。正是因为有了剩余的物资，祭司便有了多吃多占的物质条件，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才成为可能。而新的祭司集团又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文字，可能最早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做出的一大发明。说可能，因为文字发明者并没用文字记录下发明者自己，而且，文字绝不可能由某个人“造字”。但是从已知的最早文字记载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
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例如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是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所必需的。他们还承担了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设和维修等。同时，他们还大力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要想拿到寺院的订单，从自私的人性来说，祭司自然要拿好处或者回扣，可以说祭司是最早的显贵实至名归——贪腐由此延续至今。
现在沦为阶下囚的贪腐官员，上至副国级，下至小科员，与祭司们一样是因为掌管了大大小小的权力，才能用权力寻租——这就是中央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原因。之所以出现崩塌式腐败，就因为几千年前，人类从迈进文明社会那一刻起，诞生了祭司这个历朝历代贪腐官员的祖师爷；只是，祭司侵占全民资产的古典文明，在欧美因5～10世纪罗马帝国被彻底毁灭而未能传承下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欧美才成为没有全民资产可以贪腐的非集权制国家。而所有传承了古代文化的文明古国，无一例外都是封建集权制国家。不知道这是欧洲因罗马帝国灭亡不幸中之万幸，还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大幸中之不幸。
其实，权贵是所有社会都存在的，但是，私有制国家由于顺应了人自私的天性，权贵对财富无节制的追求体现在投资和生产上，资本社会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而公有制社会不但压制了绝大多数人的欲望，权贵对国家和人民财富的窃取，把用于生产的投资或民生的资金据为己有，掠夺人民财富造成消费严重不足，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解释了中央为何要提出“由投资驱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原因。
四、国王。
随着城市发展规模越大、越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越来越不具约束力。否则，今天的世界就是宗教统治、管理一切，少了君主立宪或三权分立，一党执政或多党轮值等争议。遗憾的是，早期的宗教虽然来源于现实的功利需要，也参与现实世界的管理，但是战争，尤其是冷兵器时期却是人与人的短兵相接，人与人的近身肉搏，对于能文不能武的祭司来说，铜齿铁牙也不敌三拳两脚，寺院的大量财富在战争中屡遭抢劫，其号称天赋的神圣权威却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必然产生信仰危机，造成思想混乱。因此宗教显贵们的地位受到极大地挑战。大规模的、频繁的战争结果，使祭司们的权力逐渐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最初，当一个村社偶遇外来攻击威胁的时候，村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战争首领，当然，他就拥有了调动全村人力、物力的权力。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而战争领导人的任期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于是，宫廷开始与寺院竞争，新兴的军事集团对军队拥有控制权，而寺院却拥有传统形成的群众基础，直到双方争斗后逐步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划分权力和利益。政教分离和相互妥协，在西方从农业文明一直到工业文明延续数千年。
国王是战争的需要，职责是保护国康民安，人与人的斗争是国王存在的理由，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国家是国民的，国王必然随经济发展而消亡。
祭司是管理的需要，职责是保证财富创造，人与自然的斗争是祭司存在的理由，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财富是全民的（因为大自然是全民的），显贵都是不当获取。这种现象在公有制社会比较突出，在现代欧美社会较少。清除贪赃枉法的党内蛀虫，免掉混世魔王的政府官员，这是很容易辨识、很容易取证的坏人。然而显贵则是表面合法的利益集团，而且是团伙作案，是必须解决的社会最大毒瘤。因其不仅掌管着经济，更控制着权力。
五、统治。
统治是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文明的产物政治、国家行使权力的过程。权力是一种强制法权力，取决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它也与各层组织中的管理职位有关，任何权力的强制性的施加都属于统治行为。文明社会的一切不文明行为（参考014，就明白本书强调的文明本质，并非文明用语，个人行为），都来源于权力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性地推行或实施不利于被统治阶级的法律和规则。英国失去对北美的殖民统治，就是因为采取一系列收刮民脂民膏的高压政策，引发了美国反抗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诞生了现在整个欧洲都难以匹敌的美国。
文明社会之所以生产率会比部落社会更高，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文明社会是建有国家机构的阶级社会，国家机构要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和租金来供养国王、朝臣、官吏、军队、传教士和书吏。为了支付税收和租金，文明社会的农民不得不比部落社会的耕种者更加努力地工作。如果不努力劳作，交纳税赋或地租后将所剩无几。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是以普遍的政治压迫为基础的，我国谓之“无产阶级专政”。在前3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地富反坏右”黑5类，加上文革增加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称黑9类的政治压迫，不仅很普遍，而且很激烈。
任何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都有权力存在，这就是后30年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利用权力寻租、通过官商勾结，中饱私囊；动用国家机器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统治行为，必然受到党和国家的制裁，人民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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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014，另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7页，恩格斯有关奴隶制起源的论述。
② 参见制度经济学。
③ 参见《中国萨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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