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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什么样
2005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
邓聿文
香港学者丁学良的“5经济学家论”引发了大陆媒体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新一轮讨伐。在这场几乎呈一边倒的对经济学家人品、道德和学问的拷问中，经济学界至今仍固执地保持沉默，而少数为经济学家辩护的声音也显得小心翼翼。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经济学家该不该挨批？当然应该。而且，以经济学为当今中国之显学，某种意义上还应该大批特批。因为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既然是批评，也就难免一些情绪化的语言。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此番批评中，批评者们却有意无意地漏掉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的确，按丁学良所说，用国际学术标准衡量，中国称得上“真正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者少而又少。有媒体曾统计过，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有5000人，但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者不超过100人，而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应该不超过10人。这似乎印证了丁的“5经济学家论”。正因如此，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他们的观点处于边缘状态，世界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中国经济学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与欣欣向荣的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严重不相称。就此而论，确实应该对中国经济学家高标准严要求。
但是，丁和其他批评者的误区在于，是否一定要在像《美国经济评论》这样的世界顶尖专业杂志，发表过有影响的文章就算“经济学家”？且不说按这一标准衡量美国也没有多少经济学家，如果只有懂得使用数学构建模型才能成为经济学家（这是在世界顶尖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基本条件），那么，远的像斯密、李嘉图，近的像哈耶克、科斯、诺斯等公认的经济学大家，就都称不上经济学家了？
所以，按丁学良的思路推导，必定会出现上述尴尬情况。其实，对什么是经济学家，各国有各国的标准，不必强求一律，能够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论文，或者能够用漂亮的数学模型解释经济现象，当然很好。但是，做不到这些，能够用直观的思维提出经济思想，或者用朴实的语言描述复杂的经济问题，同样不失为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语境看待。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在生产关系、制度、道德等约束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自严复翻译《国富论》以来，经济学在中国不过百年历史，期间还经过几十年的封闭，改革开放后，西方经济学的上述约束条件在中国一直处在变化发展中。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构成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研究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特殊性，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解决不了的，它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
由此来看，中国经济学家固然需要努力与国际水准接轨，但就当下而言，更需要他们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学识去解释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少走些弯路，造福于人民。如果只是搬弄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数学模型，而不去剖析、研究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如何能够从基础层面的分析升华到经济思想的创新？改革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学家没有为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作出自己的边际贡献，这是个遗憾，但经济学家传播了市场的理念，打破了计划经济和国家控制的迷思，为经济自由创造了观念环境。
理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穿透力、说服力和解释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和手段，需要有反映经济运行机理的理论作指导；企业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信息和环境，需要经济学家来把脉；这些都需要中国经济学家不忘根植本土、研究国情，不断重构和提升经济学的理论平台。这是转型时期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根本要求，也是一个中国经济学家该做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经世济民”之路，中国的经济学界应该提出一个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用自己的理论解释清楚，这就是他们对经济学理论做出的最好贡献，它远比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若干篇论文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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