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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出现市场错配，最聪明的人自然应该干着社会上最重要的工作，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才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但问题是，真正对社会最重要的工作，往往并不是一般人最看重的工作，自然也不是社会上报酬最高的工作，当然也就无法吸引大多数最聪明的人投身其中。
美国经济学家墨菲、维什尼和施莱费尔在1990年的一项研究中说，当人才配置到金融、法律等职业中时，其回报来自于财富的重新分配而非财富的创造，因此会降低生产率的增长，并使经济增长放缓。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美国进入长达20多年的持续繁荣期，金融业占美国整体经济的比率，也大幅提高到8%以上。2005年时，美国金融专业人士的平均收入要比工程师高出30%-40%甚至更多，这引得美国名牌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对金融行业趋之若鹜。而此后发生的本轮金融危机则似乎验证了墨菲等人的上述研究结论，那么多聪明人挤在一个只是重新分配而非创造财富的行业里互相倾轧，其对经济增长的破坏作用就可想而知了。聪明人要干起“歪门邪道”来，危害更大。
相反，从哈佛大学经济历史学家戈尔丁所述情况看，经济萧条则能对人才错配起到纠正作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一些本来高中毕业后会去做白领工作的人，结果进了师范院校，从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充实了美国学校的教师队伍。美国科技实力能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独步全球，应该与这次人才配置“纠偏”有重要关系。
但如果把上述美国专家的研究结论放在一起去套中国的现实，却会得出一些未免滑稽的结论。经济危机造成华尔街大量金融专业人士丢掉了饭碗，中投公司今年初趁机前往华尔街“人才抄底”，据说收获颇丰。优化了人才储备的中投目前正要大举投资，以期不错过市场大底。如果说经济危机能纠正人才错配，那么优秀金融人才从金融业发展过头的美国来到金融业发展不充分的中国，应该算是对人才配置失衡的一种纠正；而这些被配置“对”了地方的人，又拿着纳税人的3,000亿美元巨资，去“激进”地从事墨菲等人眼中会放缓经济增长的金融业，从美国的前车之鉴看，这显然又是一种最终会导致巨大负面后果的人才错配。
不过，让中投公司的楼继伟董事长去当高中数学老师就是最佳人才配置吗？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住房市场“纳税人担风险 大银行赚利润” 的现实看，无论繁荣还是萧条，真正顶尖聪明的金融人才总是不愁赚大钱。照此说来，别管配置有多么不合理，最聪明的人总是难免要往金融业跑的，或许这正是人类的悲哀。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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