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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时间:2004年4月28日 作者：杨春梅（《齐鲁学刊》编辑部）
多年来，各高校有一硬性规定，即要求在读博士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才能准予答辩并授予学位。对此规定的不切实际及负面影响，不少学者曾予论及。现在，有些学校甚至规定硕士研究生也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只是在刊物级别上规定得不像博士生那样严格而已。各校究竟基于何种考虑作出此种规定，我未曾深入调查，据说在其始作俑者那里，当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本校的论文发表总量及其在全国高校种的排名，此后各仿效者多亦抱此动机。而这个规定在研究生教育上是否必要，对学术发展是否有利，则似乎从未见到有人出来加以说明。更关键的问题是，到现在为止，这一规定似乎一直还是一种各地自行其事的“土政策”，到底于理于法有什么根据，我寡闻浅学，不知道，也想不出。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报编辑，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导、博导，但是我想衡量一个研究生合格与否的最根本的标准应该就是他的学位论文，论文合格通过审查、答辩，就应该准予毕业，并授予学位。所以博士论文的撰写、审查、答辩，每一步都应该十分的严格，不仅要求有严格的审查、答辩程序和制度，而且要求从导师到学生、从论文审查专家到答辩委员会委员，都应该具有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和高尚的学术人格，各自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可是现在似乎一切都弄颠倒了，本该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的博士论文，从作者到导师，从审查专家到答辩委员，多有得过且过者，以致使一些抄袭剽窃之作竟然也蒙混过关，水平一般甚或粗制滥造达不到要求的，恐怕就更不在少数了。在这种情况下，反要求研究生别分精力去另外发表文章，而且必须是校方规定的“核心期刊”，其水平如何姑且不论，全国那么多博士、硕士，被认同的数十家“核心期刊”哪里应付得了他们那么多的文章？ 因此，在这里，我想以一个普通编辑的身份，就研究生（含硕士生、博士生）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这个规定向国家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各高校掌校、所有硕导、博导及关心研究生教育的专家、学者们郑重建议：请大家就已风行多年的这一规定之利弊得失、必要与否予以认真反思和讨论，或存或废，拿出个信得过的理由，不能这样一窝蜂似的起哄下去了。 史界前辈王玉哲老先生曾说：“历史科学研究是创造性的活动。那些不成系统的学习、无事实根据的臆说、或诡辩、或剿袭陈说等等，都够不上说是‘研究’，必须对所根据的大批资料，加以精密的审查、鉴别，去伪存真，排比分析，最后，用‘已知’部分去求出尚未发现的‘新知’，借以扩大历史科学的新领域，这才算是历史科学的研究。历史科学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为论文。什么是论文？有些人不要说是大学生，甚至到了研究生、博士生，有个别的人对这个问题还不是很清楚的。论文和一般的读物或是教科书不一样，这一点要明确。所谓论文不是一般知识，而是这一学科内比较新的知识，要有创造性，要突破旧说。旧的说法，别人说了，大家都知道，你再说还有什么意义？所以，你的论文的结论要有新知识，要有创见，哪怕是比旧说增加了一点，这才是论文的主要特征。一个人拿出自己的论文来，如果没有创见，甚至一孔之见也没有，那就不够论文的标准。我们审查一篇论文有多高的水平，审查合不合论文的标准，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张峰《文风不惯随波转，学海滔滔一钓垂——王玉哲教授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P16）所以如此长篇转引老先生的话，是想说明写一篇真正的论文是多么不容易。全国这么多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博士生，他们的学位论文究竟有多少既合乎论文的标准，又具有与其学位相应的水平，我没有调查，不敢乱说，但是，我却经常拜读来自全国许多高校，甚至是一流高校硕士生、博士生们的众多来稿，若以王先生的论文标准衡量，能够过关的真可谓凤毛麟角。我常常感叹，这些稿件何必专家审稿，我这个浅学的编辑都看不过关！可这都是名校高徒啊！我因此想，一个硕士生、博士生，经过几年的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能写出一篇合乎标准并与其学位要求相适应的毕业论文来，同时通过写这篇论文切实了解和掌握研究问题和写作论文的程序、步骤和相关规范，在遵循程序和规范的研究、写作过程中更养成一种踏实、严谨、尊重他人成果、力求自有创新的学术习惯和品格，则对他的培养就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可是，目前的硕士生、博士生教育在这一点上做得如何呢？恐怕不能说很如人意吧？应该着力关注的教育目标却草率从事、草草了事，可以鼓励而不必强求的事情反而拿来做了硬性指标，究竟何以至此，我是百思难得其解。尤其是，并不乏有识之士的中国高教界、学术界，怎么会容许如此本末颠倒的现象长期存在呢？ 为了完成任务，不耽误毕业和得到学位，研究生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送礼、托关系、出版面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大部分时间毕竟要用于功课、毕业论文等事，一些在职博士生还要在工作单位担任授课等任务，所以他们所要发表的所谓论文有价值的实在不多。匆迫之下，重复无意义的劳动固然难免，抄凑剽窃也很是不少，更有甚者，请人代写，或搭人便车，结果不仅把研究生们弄得心情烦乱、学风浮躁，而且使他们把发表文章当作了一个实验关系学的竞技场。硬性指标不仅对提高研究生教育水平无甚积极意义，反而败坏了学术风气，唯一的收获就是增加了就读学校的论文发表总量。可这样的数量有什么意义呢？拿学风的浮躁和败坏做代价，换来的只是一个虚假不实的数字、一堆又一堆的文字垃圾，这样的追求究竟是为什么呢？不知怎么回事，我经常因此而联想到大跃进时上上下下的瞒天过海、弄虚作假，有时甚至觉得这个似乎只能自己监督自己而社会却无可奈何的铁桶般的学术界、教育界，确实老在搞一些花样翻新的“大跃进”，什么一年发表多少篇论文、多少部专著，两年完成多少个某某级项目、争取到多少某某级奖项、上几个硕士点、博士点，甚至某些什么基地、重点学科之类，每年要花掉多少钱都有规定，花不完就说明没干事。为了完成这些跃进目标，你看吧，单位领导出马，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手段，到处跑啊、托啊，甚至送礼贿赂的事也不少见。不少学校竟到有成功经验的学校取经学习跑和托的窍门。还有种种花样翻新的“迎评”，在在让人感到“大跃进”的情形。如若不信，等到各校跑、托季节开始或其正在“迎评”时到里面去感受一下吧，那种运用现代通讯和电脑、复印等技术手段实现“跃进”的热闹场面，恐怕不是我在这里所能描述得出来的。 我经常接到众多研究生、博士生的电话，其忐忑而又愁闷的神情，我在电话的这边就能清楚看到，其恳求甚至有时简直是哀求的言辞，则令我不忍听，——这都是些无助者，因为有助的都不用自己出面，或者导师，或者其他的关系，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给我们这些小编辑打招呼、下指示、施加无形的压力。刚到编辑部的时候，懵懂不晓事的我还真有点手忙脚乱穷于应付，苦恼之极，曾对这些有助无助者及请托人多有埋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在他们，而在那些不合理的规定。但是我很困惑，曾多次请教一些导师：为什么容许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存在？导师们说：没办法呀，我们说了不算！我奇怪：那么，谁说了算呢？答云：研究生院（或处）。可我还是不明白：难道有关研究生教育培养与考核方式、考核标准这样的重大问题，学校主管部门竟然不召集教授和导师们集体讨论就能决定？对此，我尚未得到答案，所以姑且算是猜测吧：是否在此问题上，普遍存在着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所以才有如此不顾学术研究和教育规律的考核规定？如果说研究生教育的主管及其他有关领导并非学术的外行，那问题恐怕就更严重了：学术内行基于非学术的目的（比如单纯追求学校论文发表数量排名等），以不合乎学术研究和教育规律的方式方法管理和考核研究生教育的水平，也就是明知行情行规而又不能循之，那么中国的学术教育、学术发展还有什么指望呢？ 我很希望研究生导师们以及所有关心研究生教育的专家学者能就此事郑重讨论一番，如确实不合理，那就不应只是议论批评一番就完，而是应该发挥导师、专家在研究生教育上应有的作用，对不合理的规定争取否决权。并且，进一步还应就研究生（甚至大学生）如何培养、如何考核争取参与决策权，专家治校，这应该是最基本的体现。我孤陋寡闻，也不曾专门了解我国高等教育及高校管理制度，只是由此事感觉到教师即使对有关学生教育考核这类他们最应拥有参与决策权的问题，恐怕也很难真正参与进去发挥作用，否则，几乎令所有导师都感觉头疼的问题怎么会如此让他们感到无奈呢？ 目前，关于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只是高教界、学术界成堆问题中的一小点，而一个普通编辑却好象是所有问题的交汇点：评职称的、岗位评聘的、年终要津贴的、评奖的、要毕业的，如此等等都要和编辑打交道。调任编辑之初，曾听到一个关于编辑的说法：教授制造者。此且不说，更重要的是编辑们做梦也想不到编辑部竟然在各类的评审考核中占据了如此无形而又关键的地位，甚至几乎成了论文评审的权威。权威的级别则依期刊的级别而定，什么“核心”、“国际”、“国家”、“省级”等等。这样一来，期刊界也跟着起哄，年年评刊忙，归类划档，不亦乐乎。评比标准则以转载率为最重要的硬指标，简单追捧转载率又使文摘、资料复印类杂志声价日高，他们几乎成了权威中的权威。且不说此风之下出现的转载中的不正常现象，即使一切正常，转载率受复杂因素的影响，未必能反映一种期刊的学术特色和水准。但是，有什么用呢？大家好象都被拉进了一个疯狂旋转着的魔圈，疲于奔命，痛苦不堪，却只能跟着狂转，无暇、无力去寻找和扳动那停转的开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现在，好多期刊编辑部，包括某些学术声誉一直很好的期刊，也被卷进来，耐不住了，规定了种种奖惩编辑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转载率与奖惩直接挂钩，导致编辑没有心思从自己刊物的功能、特色以及学术研究的实际需要、来稿的情况和水平等方面出发策划和选组稿件，而是琢磨转载性刊物的口味喜好，甚至不惜以其他手段争取自己编发的文章被转载。论文的水平以是否核心期刊和核心期刊的档次为标准，硬性规定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高额奖励核心期刊论文，核心期刊以转载率为主要指标，如此等等，我无法确切知道这些规定和政策的制定者动机目的究竟为何，但我近来越来越感觉到所有这些规定和政策实际上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已经难得坐住的学者们逼到了更加浮躁难安的境地，这难道不值得所有真正关注学术发展的人们好好反思吗？不止一个作者对我说，他们所在的学校一篇被承认的核心期刊论文，高者可得奖金近万元，低的则从五六千到两三千不等。他们说，我们就是拿出一半来送礼，也划算呀！看啊，如果再不设法破了这金刚魔圈，学术的尊严、学术的前途还不早晚要圈死在这里边！ 教授导师们呀，该是你们出来说话并且争取发挥实在作用的时候了，难道还要等吗？还容许等吗？等到学术的独立尊严被折腾殆尽吗？你们有责任，你们也应该有权力，你们不要说“我们说了不算”，你们起码要说“我们应该说了算”，并且去争取说了算。你们直接培养和教育学生，不让你们说了算固然不应该，你们不去争取说了算更不应该，因为，你们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应有的权力！ 又是一年一度学生毕业、职称论文凑数的季节，这些天，我被无数电话书信催逼得心急火燎，在耐着性子向作者和请托者多方解释之后，心情往往极为沉重苦闷。故终于忍不住写了以上一些话，如有草率粗疏辞不达意处，敬请读者原谅和批评。 2004年4月22日草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4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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