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一个晴朗的秋日,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退稿,在白石桥至平安里之间的大街小巷里沮丧穿行。这已经是第二次遭到退稿了。我的创作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退稿史,从童年到中年,从短篇小说到中篇小说,退稿似乎就是我写作的影子,我走多快它跟多快。按说,像我这样一个老油条,对退稿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这一次却不行,我觉得打击特别大,原因至少有三个,一是我认为这是我最有想法的作品,我1991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到解放军出版社当编辑,几乎天天跟战史、军史乃至兵法战术打交道,还编辑过和帮助若干战将整理过回忆录,自认为在战争文化这个炉膛里已经炼得正经,对于战争、战争人物、战争情感的深入理解,比起别的作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部作品几乎是我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却被迎头泼了一瓢凉水,岂不灰心?第二,这部作品也是我的第一部长篇,从构思到初稿完成,酷暑寒冬,几度春秋,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期待,期望值越高,失望度就越大。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部作品凝聚了我对小说的深刻理解,从酝酿、设计、写作,再到反复修改,可以说使尽了浑身解数,较之同时期创作的另一部作品《仰角》,下的功夫应在后者三倍以上,可结果却是连出版水平都达不到,我不能不对自己的文学功底产生怀疑,同时也对小说判断标准产生了困惑。
抱着这堆退稿,我回到家,一气之下把它扔到书柜的角落里,几个月都不愿意碰他,我已经没有勇气、当然更没有信心再投出去。那段时间我很不自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自信是建立在成功的基础之上的。我也不打算修改了,我把我的精力转移在《仰角》上,我想,也许是那种历史战争的东西我还陌生,驾驭不了,而《仰角》属于当代军事题材,我的生活积累和感受相对要丰富一些,写起来也要轻松自如一些。至于《历史的天空》,暂且束之高阁,以后再说吧。
转机出现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
那天,我作为解放军出版社的编辑,到总参游泳馆招待所去看望来京出差的成都军区作家裘山山,本意是向她约稿,碰巧遇到了《当代》杂志的副主编洪清波,三言两语玩笑声中就算认识了。我当时没有提稿子的事情,我确实拿不准这部屡遭退稿的作品能不能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文学大厂去制作。但是似乎又有些不甘心,过了两天,我先把稿子送到裘山山那里,裘山山看了之后,很有把握地对我说,我看很好,我把它推荐给洪清波,以后你就直接跟他联系。
希望之光终于冉冉升起。
我在焦灼的等待中大约又过了半个月,一直没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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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部队代职,突然接到脚印电话,她哽咽着通知我,高贤均去世了。我听了半天不语。当天晚上,我在渤海湾一块礁石上坐了很长时间,眺望漆黑的夜空和磷火点点的苍茫大海,我的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他临终之前,我不在他的身边,因此在我心目中,他一直都是情绪饱满思维敏捷的样子,他在被确诊罹患恶疾之后,即使明知大限将至,也从无悲凉,仍然豁达。我记得我在出京之前最后一次到北京肿瘤医院看他,他从外面散步回来,头上带着红色的毛线帽,上身穿着黑红相间羽绒服,下身一条牛仔裤,步履轻捷,好像还伴着什么节奏一跳一跳的。那时候,他的病已是晚期的晚期了。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有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的人,我见过的,目前只有高贤均。
高贤均对《历史的天空》前景的预测,无一没有实现,这部作品先后获得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2005年7月,我从茅盾故居乌镇领奖回来,约同脚印和洪清波驱车到京郊凤凰岭看望安葬在这里的我的良师益友高贤均,在弯腰鞠躬的一刹那,我的泪水又止不住地往下流。贤均老师,你的预测证实了,你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努力没有白费,可是你却不能同我们一起分享这成功的喜悦了。
下山的路上,脚印说,别哭了,往后,写出好作品,再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对高贤均最好的回报。
我抬头看天,说了一声,好。
转自:
http://www.cpin.com.cn/Article/people/200909/Article_20090928102210_117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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