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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仿佛一次海水大退潮，令很多原本在水平面下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关于“农民工”到底姓“农”还是姓“工”这个问题，也终于该到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把数以亿计进城或在当地乡镇企业打工的农民称之为“农民工”，称呼背后是这样的潜台词：一旦城里的工业需要工人时，他们就是可以吸纳的劳动力；一旦城市遭遇困境，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他们就可以回到农村去种地。因此，我们过去对“农民工”采取的政策就是“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只把他们作为城市的临时劳动力，而户籍、教育、升学平等等身份问题上却不打算认同和吸纳他们。
然而，现实正在粉碎这个“理想设计”和“现实虚构”。2月10日《南方农村报》的消息说，别说是回乡自主创业，就是家乡有现成的工作等着他们，广东第三代农民工也宁可在珠三角失业，而不愿回乡工作。即使工资相同，不少农民工认为珠三角比家乡更精彩，出去发展更有意义。因为种粮一年的收入，还不如打工一个月的收入。从以上因素看，所谓的“农民工”，它的本质早已是工人而不再是农民！因此，我们应该从户籍制度、平等的教育和升学制度等方面全面保障进城农民的权益，而不是从政策上随时准备劝他们“回乡创业”！
撇开种地和打工的收入差距不说，即使是自主创业，在城市也比农村成本低见效快。无论是交通物流体系、金融信用体系、信息体系、劳动力市场、用水、用电等等，农村都要比城市落后得多。此外，投资农副渔业周期长，农村人口少，资金周转慢，因此要求一定的规模才有效益；而城市则因为人流量大，资金周转快，倒更适合小本经营。因此，在城市创业的经济门槛、技术门槛和信息门槛，反而比农村低得多！
除了经济原因，第二三代农民工把根留在城市，还有更为根本的文化原因。即使工资相同，即使大中城市生活成本比家乡更高，不少农民工也不愿留在家乡。这正如阿根廷的法律教授格龙多纳所说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短期的经济行为可以用经济逻辑来解释，长期的经济行为，经济逻辑解释不了。一定会进入文化逻辑。一个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是文化价值观决定经济发展的程度。也可以说是文化环境，决定了农民工第三代的选择。“故乡没意思”，已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第二、第三代的共同感受。
农民工到底姓“农”还是姓“工”，这已是一个亟待政策层面形成共识的问题，再也逃避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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