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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郭万达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刘兆佳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曾经做过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长期从事“一国两制”和香港研究。从2012年至20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兆佳教授相关著作9本，其中一本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香港亚太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主办“刘兆佳‘一国两制’研究学术研讨会”，邀请我作为主讲嘉宾之一，我着重谈读刘兆佳教授《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这本书的感想。
什么感受呢？我想借用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先生在评论《巨流河》时说的三句话：“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巨流河》是台湾大学外文系齐邦媛教授的文学作品，她以一个家族的百年史见证了横跨海峡两岸的时代大变迁。
刘兆佳教授《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当然不同于齐邦媛教授的文学作品，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讲的是“一国两制”理论在香港的实践。我是一位经济学者，虽然政治经济学是我的专业，但我很少涉及政治学的命题。近几年来，研究香港问题，又不能不涉及政治学的范畴。这里，借用王德威先生评论的三句话，主要是想表达，读刘教授的这本著作，也是一种“独特的、悲伤的、愉悦的”感受。
如此独特
“独特”是刘教授著作中喜欢使用的一个词，比如《香港的独特民主路》，《回归后香港的独特政治形态》等。刘教授认为香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那么，这本书“独特”在哪儿呢？我认为，“独特”在对“一国两制”理论提的历史背景、战略意义、基本内涵、配套条件、矛盾困难、实践前途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其思想是“独特”的，其视角是“独特”的，其结论是“独特”的。
1、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作了总结。“总的来说，‘一国两制’作为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政策是明智的、合适的和大体上成功的”（序P1）。“作为一种妥善处理一个国家之内的矛盾，并促成国家统一的目标安排，‘一国两制’在人类历史中是罕见的”。（P324）
2、对“一国两制”的初心作了分析。“本质上‘一国两制’乃‘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政策在香港回归中国后的延续和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P23）
3、对“一国两制”的战略意义作了阐述。“‘一国两制’方针的制定，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一国两制的要义，是要让香港在回归后能够继续为国家的利益和需要服务”。（P31）
4、对“一国两制”的条件作了更清楚的表述。“坦白说，在‘一国两制’的背后其实有两个‘不言而喻’的‘条件’，其一是香港在回归后要继续在经济上对国家的现代化作出贡献，反过来说是不能成为国家的经济‘包袱’。其二是香港在高度自治下不能成为危害国家和政权安全的‘颠覆基地’”。（P58）
5、对“一国两制”的理想形态作了描述。刘教授在著作中描述了十个重要的现象，比如，所有政治势力对“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认同、香港保持繁荣稳定、行政主导体制有效管治、香港人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不挑战中央的职能和权力等。（P66）
在书中，刘教授特别强调“一国两制”的“一国”原则。如何才能体现“一国”原则呢？刘教授在著作中强调了三点：一是发挥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和“利用价值”。二是香港不要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负资产。三是香港要因应国家的变化而变化。
如此悲伤
显然，香港回归20年来，并没能达至刘教授期待的“理想形态”，“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经受了挫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矛盾。因此，要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刘兆佳教授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书中他用了很大篇幅分析“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过程中，哪些地方“走样”了，哪些地方“变形”了，试举几个例子：
1、反对势力对“一国两制”的挑战。“一国两制在回归后之所以碰到许多困难和险阻，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各类反对势力对‘一国两制’的阴挠、抵制、歪曲和破坏”。（P132-133）“反对派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另类诠释’，主旨是把香港视为‘独立政治实体’和否定或意图摆脱中央在香港的管治权力。”（P70）
2、港人身份认同和民心回归的挑战。“实际上，对‘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实带来更大麻烦的，是在部分香港人之中出现的某种程度的身份认同‘危机’”。（P179）“在香港内部，以排斥内地同胞和中央政府为务和以丑化诋毁内地为乐的香港人‘身份认同’容易异化为各种‘本土主义’甚至‘港独’主张”。（P182）
3、对中央权威和国家安全的挑战。“回归后香港经常出现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的言论和行动，也有香港人与内地的反政府组织和人物串联起来，从事一些不利于内地政治稳定和国家与政权安全的事。基本法第23条的本地立法遥遥无期，使得基本法在防范香港成为‘颠覆基地’的效用无从发挥”。（P71）
4、经济发展和民生面临的挑战。“经济增长乏力和产业结构不够多元化使得过去几十年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持续并且有加剧之势，让不少社会和民生问题日益恶化”。（P71）
5、行政主导体制面临的挑战。“回归以来的经验显示，‘行政主导’在香港特区没有得到充的发挥，特区政府大体上长期处于弱势。核心原因是因为香港在‘殖民地’政权结束后，迄今尚未能够成功建立一个强势的新政权”。（P120）
6、香港国际地位的挑战。“总的来说，回归后香港对西方的战略性不断下降”.(P262)“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下，香港要清晰和适当为自己在国际环境和国家发展中定位，因为这关系到香港的长远利益、生存和发展，绝不可以掉以轻心。”（P261）
作为一项在实践中的制度，“一国两制”本身也要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刘兆佳教授也客观分析了“一国两制”存在的潜在矛盾，主要是六个方面：一是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与‘政治分离’的矛盾；二是维持现状与改变现状的矛盾；三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和“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矛盾；四是“小政府”和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的矛盾；五是“行政主导”和立法、司法制衡的矛盾；六是中央“干预”与“不干预”的两难。显然，这些矛盾是在实践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需要继续在实践和发展中来解决。
如此愉悦
读刘教授“一国两制”的学术著作，也是一种愉悦的体验。“愉悦”从何而来呢？我认为，刘教授作为从事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者，他对“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与刘教授有“五种身份”有关：
（1）“两种情怀者”的研究
刘兆佳教授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研究，是“爱国爱港者”的有机统一，是“国家情怀”和“香港情怀”的有机结合。刘教授谈及自己为什么选择“香港研究”作为学术工作的重点，他说：“我认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担当”，“我的‘国家情怀’比‘香港情怀’要更深厚一些。”“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香港的感情不断加深，进而促使我更加锐意研究香港，并愿意对其未来尽一份力。”
（2）“双重身份者”的研究
刘兆佳教授是社会学学者，每每提出真知灼见；此后又进入政府，实地接触政府的实际运作，随后又离开政府。通过“旋转门”一进一出，造就了刘兆佳教授研究的双重身份，这是刘教授对“一国两制”研究最为让人感叹之处。
（3）“熟悉三方者”的研究
在多年的研究和从政生涯中，刘兆佳教授熟悉中央和内地的思维方式，也熟悉香港特区政府和建制派的运作方式，更熟悉香港泛民主派的价值取向。这种熟悉，使刘教授对“一国两制”的研究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切中肯綮。
（4）“公共政策与学术分析兼顾者”的研究
刘教授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擅长学术分析，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把“一国两制”的研究放在更广阔的视野；政府工作经历，又使他了解公共政策的制定。刘教授的研究因此能够做到“公共政策与学术分析兼顾”。较之学者更具公共政策性，较之官员更具学术严谨性。
（5）“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相结合者”的研究
刘教授研究“一国两制”，大体上属于政治社会学研究。但刘教授擅于用历史分析的方法，结合现实的考察，对特区管治和政权建设作为研究主线，对香港的政治、社会、经济、中央与香港关系等主要领域的问题进行独具特色的解读，这种方法有利于更加准确宏观地理解“一国两制”的实践。
这“五种身份”的视角，使得刘教授的“一国两制研究”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如此的让人愉悦”。
（本文为郭万达参加6月16日在香港举办的“刘兆佳‘一国两制’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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