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些文章,就是所谓的思想与数学方法,很多时候这种争论背后或许意味着话语权,而话语权背后是什么不好臆断。不过,在《易经》中“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可能指出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区别。在某种语境下,形而上的总是有些高级的味道,因为这代表着思想。至于说,从古到今有思想的人有多少个,我不知道。不过大概看看张元济先生编的四部丛刊,再加上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可能相对于从商末期到现在的人口数量而言,占的比重不是很大。正好手头有本《明实录.人口专辑》记载了人口数量,而明代有开创性思想的可能在我看来就是王阳明,或许其他人是学问家,但是要上升到思想的高度,有点难。所以,有思想或者可以称为某种追求。 在经济学家的语境中,“思想”很重要,“概念”也很重要。方法可能是放在了第二位,有时候讲究一些数学方法或许显得有些花拳绣腿。不过或许忽视了一点,就是方法本身是否孕育了思想?象山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载必有理”。如果定义思想是一个可重复的逻辑或者可观察的规律,那么逻辑推理或者归纳总结本身就需要方法的支持,在推理或者归纳之前,需要有证据表明这种逻辑推理或者归纳总结的过程是可重复的,结果是具有稳定性的。否则,很难获得稳定的结果,这和从格物到致知的道理是相同的。当然,可以将思想定义为某种视角,通过这种视角观察到了别人观察不到的现象,获得了他人惯常视角难以获得的规律。不过,这些规律的探索是非常漫长痛苦的。伟大的哲学家有时候会从某种视角看待这个世界,我并不知道他们探索的过程,不过阅读一些哲学书籍如《纯粹理性批判》或者《逻辑学》,深刻体会到了这种阅读的痛苦。可见,思想并非那么容易说。当然,也可以将思想定义为猜想或者假说,金融学中的有效市场假说,演化领域的红桃皇后假说,可能都是这样一个进程。不过,提出这样的假说需要长时间的思考。从这些角度看,思想很贵。
与之对应的是方法。在经济学领域中纯方法的探索莫过于Arrow-Debreu范式的经济分析。其实仔细读来,脉络也非常清楚:偏好,均衡,福利。偏好代表了人的行为,均衡代表了人行为的稳定性结果,福利代表了价值判断,好比一座桥,偏好是桥的一端,福利是桥的另一端,均衡是一座桥。于是,这种经济学分析就象工程学一样,充满了抽象的符号。不过,他们均衡的概念起源于Nash,均衡就是不动点,而不动点具有稳定性。补充一下,Nash1950年用角谷静夫的不动点做的是定义的均衡的基本属性,稳定性,而1951年他的博士论文则是定义了均衡在概率测度空间的稳定性,也就是混合策略均衡,布劳维尔不动点定义的不动点其实是一个稳定的概率测度。所以,具有稳定性质的决策结果就是均衡的,这个数学证明的结果其意义非常伟大。我们在实空间中描述集合时总会用到测度,如概率测度或其他的测度。有时候求解的结果会发现,在实空间中求解的结果在动态条件下不收敛于0,会存在混沌现象,以为这样就可以推翻均衡。但是,描述这种混沌现象的测度本身是稳定的完备的。测度的稳定性代表着选择结果本身的稳定性,如果没有这种稳定性做支持,就没有办法保证观察的重复性。其实,这是Nash论文的意义,我们很多时候仅仅把他的论文看作是方法,而没有看作是对稳定性结果的抽象。于是,误会了方法。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对方法本身失去应有的洞察力,思想会显得更贵。其实,思想从来都不便宜。
鹤山先生曾经说过,“形而上者之道,不离形而下者之器难”。将思想挂在嘴边的时候,去给思想一个可重复的逻辑,就会发现思想不是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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