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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大中国史》至31%。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各本无此六字，段玉裁注本，依《左传》宣十五年《正义》补）；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按：封于泰山者七十二代——这句话原不必真，然而照古人的意思说起来，自多在黄帝以前；许慎的意思，也未必有异。照此处文义看起来，却像这七十二代，就在三王五帝之世似的；这是古人文法疏略，不可以辞害意）。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闻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依《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程邈是中国一个改良字体的大家，他所改定的隶书，到如今还沿用它（真书和隶书，算不得什么变迁）。然而这个人事迹不详。只据《说文》的序，知道他是下杜人。《说文》序说王莽时的六书：“三曰篆书。即秦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这句话当在“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之下，看《段注》就可以明白。卫垣《四体书势》：“……小篆，或曰：下士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前一说，想又是因说文的错简而致误的。
研究古代的学术，先得明白两种道理：其一，古代的学术，是和宗教合而为一的；到后世才从宗教中分了出来。其二，古代的学术，是贵族所专有的；到后世才普及到平民。因此，讲我国的学派，只得从东周以后起，因为西周以前，学术是和宗教合而为一的，是贵族所专有的。看本章第一节，已经可以明白它的思想；看了古代的一切制度，就可以明白它的外形了。东周以后的学派，可考见的，无过于《史记 · 太史公自序》里头，述他的父亲谈所论六家要旨和《汉书 · 艺文志》所根据的刘歆《七略》。且把它节录在下面。司马谈所论，是“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六家。
秦代以前的世界，是个封建之世；秦汉以后的世界，是个郡县之世，其情形是迥然不同的：中国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实在是从秦朝起的。所以秦朝和中国，关系很大。郡县之治，咱们现在看惯了，以为是当然的。然而在当时，实在是个创举。
天子虽尊，还不过是各阶级中之一，并不和其余的人截然相离。到秦始皇，便无论“命”、“令”、“自称”，都要定出一个特别名词来，天子之尊，真是“殊绝于人”了。“太古有号无谥”，自是当时风气质朴，并不是天子有种权力，不许人家议论。到始皇，除去谥法，不许“子议父，臣议君”，才真是绝对的专制。焚书这件事，不但剥夺人家议论的权利，并且要剥夺人家议论的智识。——始皇和李斯，所做的事，大概是“变古”的，独有这件事，是“复古”的。他们脑筋里，还全是西周以前“学术官守，合而为一”的旧思想，务求做到那“政学一致”的地步。人人都要议论，而且都有学问去发议论，实在是看不惯的。“坑儒”的事情，虽然是方士引起来的，然而他坐诸生的罪名，是“惑乱黔首”，正和“焚书”是一样的思想。这两件事，都是“无道”到极点的。
萧何、曹参，都是刀笔吏；只有张良是个世家子弟，然而他的性质，也是和江湖上人接近的；陈平便是个不事生产的人；韩信、彭越更不必说了。汉高祖用了这一班人，却居然成功，项王“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这是陈平说项王的话，见《史记 · 陈丞相世家》），分明带有贵族性质，就到底败亡。而且当时不但贵族里头没有人，就是草野之间出一点“贤人”的名声的，这个人也就没甚用处（如周文、张耳、陈馀等），反不如这一班无赖，这不是气运使然吗？实在就是社会组织的变迁。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里，有一段论这事的，题目是《汉初布衣卿相之局》，考据得很精详，可以参看一下。
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尝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尝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可见当时“造谣惑众”，两口子都是串通了的。还有吕后的妹夫樊哙，是和高祖同隐于芒、砀山泽之间的，沛县人起兵时，就是托他去寻找高祖。吕后的哥哥，一个唤做泽，一个唤做释之，都是跟随着高祖起兵的。高祖彭城之败，得了吕泽的兵，方才站住。吕氏一系，有这许多人，如何能不成为特殊势力呢！所以当时的人说：“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这句话，实在不是瞎说的。当时的功臣，有封地的，都给高祖和吕后两个人灭掉。这个可算刘、吕两系，合力以摧残功臣系。
秦汉时代，是中国国力扩张的时代。这是为什么？一、战国以前是分裂的，秦汉时代变做统一的大国。二、去战国时代未远，人民尚武之风还在。三、从汉初到武帝，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也极充足。从秦到清盛时，两千多年，中国“固定的领土”和“对外扩张的方向”，无甚变更。这个规模，是秦始皇开其端，汉武帝收其功，所以说雄才大略的，一定要数秦皇汉武。咱们现在要讲汉朝的武功，因为匈奴是汉朝一个大敌，就从它讲起。我在第一篇第六章第一节里，不是说过当时的匈奴，都是些“分散溪谷”的小部落，只有河套里的一个部落，稍为绝大吗？这个部落便是秦汉时候的匈奴。秦始皇时候，匈奴的单于唤做头曼。秦始皇叫蒙恬去斥逐他，头曼不能抵抗，只得弃河套北徙。到秦朝灭亡，戍边的人都跑掉了，匈奴复渡河而南，仍旧占据了河套。这时候，匈奴国里又出了个冒顿单于，东击破东胡，西走月氏，南并白羊、楼烦二王，又北服丁令等小国（这个丁令，在贝加尔湖附近。贝加尔湖，当时唤做北海），就并有如今的内外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南部了（老上单于时，又征服西域）。
汉初，中国西北的境界限于黄河。渡河而西，祁连山脉之北是大月氏（后来河西四郡之地）。从大月氏再向西，便是西域三十六国了。大月氏本来是个强国，冒顿和老上单于时，两次为匈奴所破，逃到伊犁河流域，夺了塞种的地方（塞种于此时南君罽宾）。乌孙本来和大月氏杂居的，尝为大月氏所破，到这时候，便借兵于匈奴，再攻破大月氏。于是大月氏西南走，夺了大夏的地方。乌孙便住在伊犁河流域。汉武帝听得大月氏是个大国，想和它夹攻匈奴，募人往使，张骞以郎应募前往，路经匈奴，被匈奴人留住一年多。张骞逃到大宛。大宛派个翻译，送他到康居，康居再送他到大月氏。这时候，大月氏得了“沃土”，殊无“报胡之心”。张骞留了一年多，不得要领而归。恰好这时候匈奴的浑邪王，杀掉休屠王降汉，汉朝得了河西的地方。张骞建言，招乌孙来住。汉武帝就派他到乌孙，乌孙不肯来；而张骞的副使，到旁国去的，颇带了他的人回来。汉武帝由是锐意要通西域，一年之中，要差十几回使者出去。
使者走过各国，各国是要搬粮挑水供给他的。加之当时出使的人，未必各个都是君子，颇有些无赖之徒想借此发些财的（因为所带金帛甚多。这种金帛，回来时候，未必有正确的报销。要是无赖一点，沿路还可以索诈，或者还可以带着做点买卖）。其行径，颇不敢保它正当。因此当道诸国，颇以为苦。于是楼兰、车师先叛。公元前 108 年，汉武帝发兵打破了这两国。后来又有人说大宛国里有一种“天马”，汉武帝差人，带了“金马”去换它的。大宛王不肯，和汉使冲突，把汉使杀掉。武帝大怒，派李广利去打大宛。第一次因为路远，粮运不继，不利。武帝再添了兵去，公元前 101 年到底把大宛打破。大宛离汉甚远，给汉朝打破之后，西域诸国见了汉朝就有些惧怕。加之乌孙也是一个大国，它起初和中国颇为落落寡合，后来因为时常同中国往来，匈奴人想要攻它，乌孙人急了，就尚了中国的公主。从此以后，乌孙和中国往来极为亲密。这都是汉朝的声威所以远播的原因。至于三十六国，当老上单于攻破月氏之后，就臣服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童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之间，赋税诸国，取给足焉。”从浑邪王降汉之后，而汉通西域之路始开。攻破大宛之后，则“敦煌西至盐泽（如今的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如今新疆的轮台县）、渠犁（轮台东），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外国使者”。然而当这时候，匈奴还时时要和中国争西域。公元前 68 年，郑吉攻破车师，屯田其地，保护了南道。公元前 59 年，匈奴内乱，日逐王降汉。于是匈奴所置的童仆都尉消灭，而中国叫郑吉并护南北两道，谓之都护（治乌垒城，在如今库车县东南）。元帝时又设立戊己校尉，屯田车师。西域诸国，就全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了（南道，是如今从羌、且末经于阗到莎车的路。北道，是从吐鲁番经焉耆、库车到疏勒的路。当时的争夺西域，只是争两条通路，而汉朝以屯田为保护路线的政策）。
文景以前，七十年的畜积，到此就扫地以尽，而且把社会上的经济，弄得扰乱异常。这都是汉武帝一个人的罪业。然而还有崇拜他的人，不过是迷信他的武功。我说：国家的武功，是国力扩张自然的结果，并非一二人所能为。以武帝时候中国的国力，倘使真得一个英明的君主，还不知道扩充到什么地步呢？“汉武式”的用兵，是实在无足崇拜的。
后来霍氏的权势，和他的结局，则所谓“伊霍”，和历代所谓“权臣”，原相去无几。原来把科学家的眼光看起来，人是差不多的——在科学上，是不承认有什么非常之人，也不承认有什么太善极恶之人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就是要把许多事情，归纳起来，得一个公例。若把儒家改制所托的话，通统认做实在，在后世，都是“欺人孤儿寡妇”的操、莽，而古代忽然有个“天下为公”的尧舜，在后世，都是“彼可取而代也”的项羽，“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汉高，而在古代，忽然有个“非富天下”的汤，“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武王。那就人的相异“如金石与卉木之不同类”，就无从互相比较，无从把许多事情，归纳了而得其公例，科学的研究，根本取消了。所以这些“偶像”，不能不打破它，并不是要跟死人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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