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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里昂证券斐思伟表示，由于中国进口增长速度持续快于出口增速，中国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出现月度贸易逆差，而且，2010年中国也许会出现年度贸易逆差。而瑞银证券经济学家汪涛则认为在明年以及未来几年中，中国都不会出现贸易逆差，要使中国的外贸在明年出现逆差，进口增速至少要高于出口23个百分点，但这种情况很难发生。
对于中国是否会出现贸易逆差的问题，要区分短期和长期。短期内由于出口和进口增速的差异，出现月度贸易逆差是有可能的，2005年以前中国经常会出现月度的贸易逆差，最近的一次月度贸易逆差要追溯到2004年4月。从长期来看，单纯考虑进口和出口增速是片面的，中国已经15年没有出现过年度贸易逆差，这是由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结构、着眼于短期的利用外资政策和出口鼓励政策等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这一格局没有改变，中国就很难出现年度贸易逆差。
其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应该是贸易逆差，同时伴随着资本项目顺差，也就是通过借债或外商直接投资（FDI）来进口国外的技术和设备，因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初期，相对贫穷的国家由于高投资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资金和技术的缺口，需要成为资本净输入国，而不是净输出国。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1993年出现贸易逆差外，中国在其余年度均出现了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同时存在的“双顺差”现象，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有。
当然，“双顺差”也并非一无是处，贸易顺差拉动了GDP和就业，资本项目顺差为中国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所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也有助于避免国际收支危机，但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双顺差”意味着中国不仅没有把外资的流入转化为贸易逆差，相反却保持着高额的贸易顺差，这是一种国际收支失衡的状态，也导致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需要向国外输出资本，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国民福利的减少，因为把资本用于国内投资的收益率显然要高于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按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余永定的说法，这导致了“中国用股权置换美国债权以及用经常项目顺差购买美国债权”的不利后果。
中国之所以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宏观上看还是储蓄率过高消费率太低，国内消费不足，不得不把资本输出国外。中国的消费率从2001年开始大幅度下滑，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课题组最近的报告，中国的消费率从2001年最高点69.7%直线下降到2008年的不到49%，不仅远低于76%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相比，也低了20个百分点左右。
缩小贸易顺差需要扩大内需，尽管提高投资率，缩小储蓄与投资的缺口也可以降低贸易顺差， 2004年初出现的月度贸易逆差就是因为当时经济过热，投资率高启导致的。里昂证券这次对于中国要出现贸易逆差的分析也是基于此，因为近几个月中国对于铁矿石、钢、铝和铜等原材料的进口大幅上升，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刺激了投资率先反弹，但投资反弹带来的贸易顺差缩小甚至逆差都只是短期的，因为投资不可能无限度地高速增长，只有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
从微观上来考察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发现一般贸易顺差的比重很低，而以外资为主导的加工贸易顺差的比重很高，中国的贸易顺差有很多“虚胖”的成分，这虽然同全球化导致的产业分工格局有关，但也与中国政府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密不可分。
根据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翟志宏的研究，2000年-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平均有89%来自于加工贸易，而在加工贸易顺差中平均又有74.8%来自于外资企业，大约67%的进出口总顺差是由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顺差形成。目前这一格局仍在延续，今年前8个月的贸易顺差为1228亿美元，但一般贸易顺差仅为10亿美元左右，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等加工贸易顺差高达1600亿美元左右，而且，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和进口都占到了总量的55%左右。 如果剔除了以外资为主导的加工贸易顺差，中国就不会如此深陷“双顺差”的窘境。
对于中国来说，在已经坐拥2.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背景下，需要以金融危机为契机，逐步摆脱贸易顺差并容忍贸易逆差，使国际收支趋向平衡。这一方面需要提高消费率，特别是居民的消费率；另一方面需要改变目前以出口为导向的利用外资政策。当然，前者是一个喊了十年之久但难以在短期内见效的长远目标，而后者是可以在短期内迅速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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