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精英为什么集体否定中医？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一，
　　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曾经在上世纪初，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相互对立，但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态度却罕见地一致，就是一律祭起否定、打压的大旗。

　　胡适与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两位思想领袖。胡适留美后，便断然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医。他曾经这样谈起社会活动家、地质学家丁文江：“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的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胡适居然把反对中医上升到道德的制高点。但在1920年，胡适生病了，西医认为是糖尿病晚期，无药可治。胡适不甘心，在别人的劝说后试试中医，请来了中医陆仲安。第一次把脉后陆仲安即说：“此病简单，几服药即可治愈。”胡适服药数月，症状全消，再去医院检查，病患已无影无踪。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被西医判死刑后，救命的却是他嗤之以鼻的中医。照例，他应该开始质疑自己过去对中医的否定，才是对知识的正确态度，但这个时刻，胡适的有点阴暗的本性却也显露无遗了：他虽然感激救命的陆仲安，送画题词以示“没齿不忘”，但在公开场合对此事不置可否，没有因此而改变否定中医的根本立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代表陈独秀对中医也是没有好话的，他说：“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

　　大名鼎鼎的文化天才梁启超，大概是反中医“优良传统”的始作俑者。他由于绝对信任西医，于是也就绝对鄙视中医。他对西医居然盲信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他生病，西医给他开刀，错把他的一只好肾割掉了，病患也加重。但他认为这是可原谅的失误。西医在割错肾后，又说梁启超的血尿的病根在牙齿，于是他又心甘情愿地让西医拔掉7棵好牙，结果是病情更重，但他还是至死对西医依然痴心不改，从来没给中医好脸色看过。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怎样呢？也是如此，他临死前在别人（这个别人就是明知中医还行，就是不肯公开认可的胡适先生）劝说下只好请来中医，但在中医诊脉时，转过头去不跟中医面对面，似乎表示中西医坚决势不两立（孙中山本人是西医）之态度：恕我冒犯这位伟人，说句难听的话，这种在态度上坚决摒弃中医，但一只手却伸出去让中医诊脉以求活命的怪事，跟立贞洁牌坊的婊子有区别吗？

　　其他的文化精英不必说了：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梁漱溟说“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郭沫若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1929年，民国政府提出“废止旧医案”。我们现在经常指责那时的政府鼠目寸光，可笑之极。但如果看看那时中华民族的高智商群对中医的态度，就明白政府要废除中医，实在是表达了全社会“良知”的共识，无知的不是只有当时的政府。上述这些人，是当时知识文化领域的最杰出代表，这点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现在看来，他们对中医的否定是不是一种集体误判呢？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1 回帖

所谓精英也有无知的认识。最多就是一个意见领袖而已，而意见领袖的意见不见得就是对的。

谢谢楼主分享！

      全盘否定中医是不可取的。胡适的例子似有不妥，胡适那个时代糖尿病在中国是很低的发病率，这与当时中国庶民极低的生活水平有关。糖尿病除了和人种遗传有关，更与饮食习惯有关，所以中医和西医均曰之“富贵病”。中国的糖尿病发病率骤升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条件下产生的。糖尿病难治关键在于人的胰岛素分泌功能减退或消失，所以打胰岛素予以补充。所以中医西医均以“控糖”为出发点。不过中医向以“辨证施治”为刚，西医侧重对症下药。所以，个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哲学体系一直是中医发展的指导理论。
     中医和西医治疗的理念不同。中医讲肌体调理，西医讲药的有效成分。中药由于历史的缘故，没有完整的药理研究只提出药物的功效，而西医则发展出分子级的药物医学。总的来讲，是两种应用途径。我们拿数学的“哥德巴赫猜想”作为讨论的例子：“哥德巴赫猜想”在数学界公认是正确的，但没有人能加以证明。陈景润一生的贡献也就是最接近数学证明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数论都承认其成果的有效性。再举个例子：我有一次感冒打针吃药都不见好，于是无奈找中医。医生号脉之后说“打针和西药别用了，吃点中药吧”。那时我在工地搞基建，所以提出吃中成药，于是医生开了两盒“顺气丸”。我看药盒上没有治感冒的字样于是问大夫，他说你吃了再说，没有再找我。结果吃了一盒（10丸）就好了。后来有事顺便去听去哪儿问究竟，他说：你气不顺打针西药当然不管用，你的脉象就是气不顺，顺气丸用了就管用。可见中西医在诊疗上是有不同的见识。其实西医有些发明理论上并不复杂，只是技术上确有建树：比如心血管治疗中常见的“支架”，其原理不过是把血管堵塞的地方撑开而已。但是在技术上，即支架形状，材质和弹性大小以及制造工艺和手术的确很有技术性。
     中医按照现代西方医学理论确实没有达到分子级的药物医学的水平（但是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确实达到了分子级的药物医学的水平），尽管如此，并不能否定中医的科学性——功效不能否定。比如经络学说，尽管世界都没有最终实现物理化学的解析，但经络学说毕竟在临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是科学的两架马车，或者说是两种有别的研究范式。西医的优势在于解决急症，中医的优势在于整体的调理。各有优势。要说人才培养，中医难度更大。要说“熬年头”，中医特明显。
    至于该文所说的“中国文化精英”，确切地讲应该是“秉持西学”的文化精英。这些人基本上是清末游学西方的文化人。“西学东进，出亚入欧”的思想比较浓厚。故而排斥中医不足为怪。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中西关于药物的商业检验规则不同，所以大部分中药不能出口。不过在日韩和东南亚，对中医的排斥并没有哦没那样“坚决”。如果从文化上讲，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缺陷的——非此即彼的思想比较重。实际上在欧美，对中医的学术研究并不是没有，这就是一些属于中药材范畴的药物颇有建树。倒是中国除了屠呦呦，还很少有人做她的那种研究工作。
      作为文末， 陈嘉映先生有句话值得深思：中国人不缺智慧，但是缺乏对纯智性研究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