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科学

平均主义

一张桌子，左边坐5个穷人，右边坐1个富人，能否通过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决定他们之间的财产分配？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即可划分为所谓的左派和右派。
看起来，什么是正义取决于屁股坐在哪一边，不同的阶级对正义有不同的理解。罗尔斯认为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假定各位在投胎之前，有个“无知之幕”挡在那里，谁也不知道将来自己命运如何，在这种状态下状态下协商出来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
好比打牌，六个人一人抽一张命运牌。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穷人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翻开底牌，发现自己是地主富农，恐怕你会懊悔不已；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万一翻开底牌，发现朱门酒肉臭而自己即将成为路边冻死骨，估计也要叫苦不迭。
面对这种所谓的“原初条件”，人们会选择怎样的一个社会契约呢？我们不妨把它变成一个风险选择问题：
a，有80%的概率赢得500%，但是有20%的概率损失100%；
b，有80%的概率赢得50%，但是有20%的概率损失10%；
c，所有人确定赢得4%。
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同，选择就不同，但是我相信几乎不会有人选择a。有一句投资名言是这么说的：“不管你赚了多少个100%，亏一个100%就什么都没了。”即使历史上有过风险偏好极高的人种，进化过程也会将他们淘汰掉。
在原始社会中，生产力水平低下，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协作能够大大增强人类的生存繁衍能力。这大概就是平均主义思想的来源。所以，我们本能地认为，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的慈善事业是符合道德的，死去而拥有巨大的财富是可耻的。《圣经》（在我看来就是一部鸡汤文合集）中也有这样的话语：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章24节）
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有钱就得下地狱，越穷才越光荣。这种观念或许适合原始社会，当人类摆脱生存危机，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时，陈旧的宗教伦理观念未必适合，像加尔文这样的宗教改革家就与时俱进地发展了圣经教义。按照他的解释，普通人要获得救赎或是显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必须勤奋节俭。可是有什么证据表明一个人勤奋节俭，从而证明他是上帝的选民呢？那就是财富，财富越多就证明一个人越勤奋节俭。《圣经》中还有这样的话：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箴言22章29节）那么怎么解决与骆驼穿过针眼之间的矛盾呢？死前把财富捐掉就可以进神的国了。概括起来就是“努力地挣钱、努力地省钱、努力地捐钱”的清教徒精神。
加尔文也是一个独裁者，他烧死了持不同教见的米圭尔.塞维特斯，并拘捕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后者侥幸在狱中病故而免遭火刑的磨难。
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副院长访问瑞典归来后，曾撰文赞美这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有着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他写到：“归国前我到理发店理发。推门进去后，女理发师问：您预约了吗？我郁闷的问：理发还要预约？她查了查小本本，说后天下午还有个名额，您来吧。理完发后我才知道，一次最普通的理发，收费竟然300多元。但纵使如此赚钱的买卖，人家到下午4点就收工，决不加班。”他认为这表明瑞典人民具有不贪恋金钱的美德。
里根恐怕会有不同意见，他在竞选总统时总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拍电影赚过大钱。在那时，战时附加所得税高达90%，你只能拍四部电影就达到最高税那一档了。因此，我们拍完四部电影就停止工作，并到乡下度假。”里根不肯多工作并非不爱金钱，而是因为他干得再多也难以使个人财富增加。
罗尔斯“无知之幕”这个思想实验虽然解决了立场的分歧，但不能解决个人风险偏好和努力意愿的分歧。运气、风险可以平摊，个人努力如何平摊？下面这个真实的案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建国后经过近3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小岗村诡异地接近罗尔斯想象当中的“原初状态”。在1978年底，村民们立下了这样一份生死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割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保证把我们的小孩抚养到十八岁。”
这份生死状给我的启示是：人们最初坐在无知之幕后面时，可能会选择一条平均主义的道路。经历了现实的教育之后会发现，所有人平均发展结果就是谁也发展不了。最终，他们还是会选择一条有底线（保证把小孩抚养到十八岁）的风险发展之路。只是原始人面对的是葬身兽腹的风险，小岗村民面对的是政治不正确的风险。

一张桌子，左边坐5个穷人，右边坐1个富人，能否通过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决定他们之间的财产分配？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即可划分为所谓的左派和右派。
---------------------------
穷与富，是一个事实判断，财产应该如何分配是一个价值判断，用休谟的观点，从事实判断出发导不出价值判断。左右派不是你那样理解界定的，左派对财富的如何分配是基于你财富获取方式的正当性与否，即对你获取财富这种方式“非”的判断，而不是基于你生活状况贫富的事实判断，换句话说，左派对富人的剥夺不是因为你富，而是因为你是剥削而富。

你的上面的那番说辞就是基于他们的“富”这个事实而被剥夺。左派对“富”的剥夺从来不是基于“富”本身，而是基于“富”的手段的正当性与否。

记住：事实判断决定不了分配，应该如何分配由价值判断决定。

人工智能与共产主义
近日，一则秦朔对刘强东的采访，让共产主义这个久违的字眼又回到人们视线中，这让我回忆起尘封已久的一则往事。
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祖母担心我，就派大我14岁的堂兄赴大连接我回上海。母亲招待了堂兄一餐咸菜肉丝面，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已是珍馐美味。堂兄感叹道：“如果将来天天有咸菜肉丝面吃就满足了。”
相比起40多年前，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可以说是极大的丰富，如果人人满足于天天有咸菜肉丝面吃，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可问题在于，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解决了温+饱，还会思淫欲，有了豪车豪宅，还会想私人游艇和飞机。埃隆.马斯克应该什么都有了吧，可他还想星际旅行。宇宙这么大，如果有朝一日一张往返火星的观光票只要20万美元，你想不想去看看？
主张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人可能会反对这种想法，认为无节制的科技发展会破坏我们的地球家园，但是要让他们住回到树上去估计多半也是不肯的。再者说了，太阳的寿命是有限的，到时候总不能指望那些返璞归真的人带领我们逃出生天吧。是无穷的欲望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只要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所谓“物质极大的丰富”这个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就永远不可能实现。
经济学就是研究在“稀缺”条件下人们如何进行选择，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的一门学问。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教材中设想了一个极富有的人，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我们也许以为在他的词汇里根本没有稀缺这个词，但是，他也需要决定把他每天有限的时间用来玩哪一个贵重的玩具。把时间也当作一种资源的话，“极大的丰富”就更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共产主义实验早就有人做过。1771年罗伯特.欧文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20岁起在纱厂里当职员，1799年与他后来的岳父合伙购买了一家大企业，在此基础上办起了新拉纳克工厂，欧文任经理，管理2500多个工人，经营得十分成功。1825年欧文变卖工厂，倾其家产到美国买了3万英亩土地，建立新和谐村，连费城科学院首任院长威廉•麦克鲁尔也参与合伙，带领一拨拨科学家入住。但这次实践仅仅历时两年多时间便宣告破产。
究其原因，无非是两点：一，道德的约束力是薄弱的，每个人都想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享乐而不是劳动上；二，什么人应该从事脑力劳动，什么人应该从事体力劳动？人们需要样板戏还是其他的文艺形式？领袖不是全知全能的，他缺乏足够的知识去安排好每一个人的生活。
可笑的是，一个靠资本家供养着，整天泡在大英图书馆里的学者居然声称欧文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自己的学说才是科学社会主义。对比欧文先生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这位学者所谓的科学性在哪里呢？我找来找去，只找到暴力专制四字。这样，他的理论又面临第三个困难：在伦理上缺乏正当性。
我们来看大哲学家康德的生活。他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直到1804年去世为止，从未踏出过出生地半步。康德深居简出，终身未娶，一辈子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康德每一项活动，如起床、喝咖啡、写作、进餐、散步，时间几乎从未有过变化，就像机器那么准确。每天下午3点半，康德会踱出家门，开始他那著名的散步，邻居们纷纷以此来校对时间。因此诗人海涅说，康德是没有什么生平可说的。
这样的生活与囚徒有什么区别？这是康德先生自愿选择的而囚徒是被迫的。现在我们假设有一个超级AI，从康德出生那一刻就为他设计好了一生的道路，规定他不可以踏出出生地半步，定时起床、写作、散步以及什么时候喝稀什么时候吃干等等，康德只能被自愿地服从超级AI的设计，那么他岂不是变成了囚徒？
所以，共产主义仅仅是看起来很美，地上是不可能建立天国的。真要实行起来的话，要么像欧文那样破产，要么就走到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上去。
徐志摩在《血谒列宁遗体回想》中写下这样的话：“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90多年前一个诗人都看明白的事情，今天那些精明的商业领袖怎么会看不懂？多半还是别有用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