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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发展在每个时代均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A. 斯密之前，经济学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只有经济思想，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是两种比较系统化的经济思想，反映了理论家对当时现实经济的思考。
斯密《国富论》奠定了经济学的学科地位，也逐渐替代以前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等经济思想而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我们注意阅读《国富论》，就可以明白，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在它发表以前并不存在。”（J. 萨伊（1827）《政治经济学概论》，第37页，中文，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在该书中，斯密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经济思想，以及配第等早期理论家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吸收。第一，奠定了经济学的学科基础问题：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第二，示范了研究问题的方法：历史、归纳方法和抽象演绎方法；第三，天才地猜想了实现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市场机制特征。
斯密之后，经济学科产生了重大分野，即分化为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分野”是我读大学时讲授经济学说史的凤一鸣老师的说法，我一直印象深刻。他指的“分野”是从价值论角度说的，即一枝是李嘉图到马克思的“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科学劳动价值论；一枝是马尔萨斯、萨伊及其之后的“购得劳动决定价值”的庸俗劳动价值论。我这里借用凤老师的“分野”概念指称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分化）。主流经济学通过对斯密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创新，扩展经济学分析的范围，精炼经济学分析的方法，从而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推测能力。非主流经济学则是从否定和反驳斯密的理论来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试图提供解释经济现象的另一套范式。在这个过程中，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都是从斯密的著作中吸取营养。
斯密之后的主流经济学由D. 李嘉图、T. 马尔萨斯、J. 萨伊、J. 穆勒等完善和发展，通常称为古典经济学。斯密之后的非主流经济学主要是两个有影响力的流派：德国的历史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B. 塞利格曼，1962）。德国的历史学派起始于F. 李斯特（1789～1846），经历W. 罗雪尔（1817～1894）、K. 克尼斯（1821～1898）、G. 施穆勒（1838～1917）到W. 桑巴特（1836～1944）的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产生于古典经济学后期的具有重要影响学派。由于可以回溯较长时间，主流的古典经济学与同时期非主流的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分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于这之后的经济学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分就比较困难了。
通常认为，J.穆勒代表古典经济学的终结（J. M. 凯恩斯，1936）。1870年代边际革命，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当然，边际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通过对古典经济学传统理论的批判和改进而实现的。大致可以说，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形成。从那时至今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新古典经济学始终是经济学毋庸置疑的主流。该时期唯一有影响的非主流经济学就是美国的旧制度学派，但是，影响并不大。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则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景象。
20世纪30～50年代，是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E. 张伯伦和J. 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和H-O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扩展。E. 斯卢茨基、J. 希克斯、P. 萨缪尔逊对消费理论的研究，为经济学的选择行为研究树立了学术典范。
凯恩斯革命可以看作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冲击，但不久也通过所谓的“新古典综合”（萨谬尔逊）将其整合进新古典主流之中。
20世纪50～70年代之后，厂商行为理论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罗志如等，1989），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的选择行为研究得到丰富。但这期间，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主导了经济学的方向。
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进入一个纷繁复杂的发展阶段。应验了经济现实状况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的一个命题：经济状况的好坏与经济学研究的繁荣之间似乎是反向关系，即经济现实状况很糟糕的时候，经济学研究往往成果丰硕。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获得长足进步，同时，非主流经济学不仅分支增加，而且在学术和政策领域的影响也在上升。这种情况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身的分析逻辑严谨性提高和分析方法、工具的改进，意味着其科学性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盛行，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扩大，意味着其解释力的提高。
非主流学派主要有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演化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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