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没有数学的经济学是很难在学术圈里立足的,放弃了数学,就必须去发现一条新的道路
。很幸运的是,研三的时候,恰好路老师、傅老师和朱老师从清华转到北大来授课,我很
喜欢他们教授给我的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的分析框架,思辨而不强调数理的形式,重视历
史和制度。从这里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方向,找到一个新的框架指导我思考我愿意去思
考的问题,而且其所运用的工具更加适合我。从工科到法学,从法学到经济学,再从经济
学到政治经济学,对于我来说,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有些艰难和波折,但幸运的是总算让
我找到了。
勇气可以压制焦虑、自卑和潜在的恐惧,但根治这些心理的疾病需要的是平平淡淡的幸福
,来打破焦虑、自卑和恐惧的习惯,而这种幸福可能来得很偶然。在政府管理学院的课上
,我和其他一些听课的同学逐渐和朱老师成了好朋友,称谓也从“朱老师”改成了“飚哥
”。
非常感谢飚哥和这帮朋友带给了我生命中久违了的快乐,我从他们那里贪婪的寻找快乐的
感觉,我们一起学习讨论、一起八卦,他们的快乐和自信给了我很大的冲击。我逐渐发现
,学术和生活是不矛盾的,好像不看论文,不学数学,也可以快乐的生活,也可以恋爱;
即使恋爱了,也可以看论文,学数学,而不带给恋人焦虑的感觉。逐渐发现学术不是苦难
,学术也不排斥生活。
这对我是一种解脱,放弃了“学术=牺牲所有”的假设,幸福的生活。想想自己的过去,
有太多的黑暗和沉重,缺少光明和快乐,而这些原本是生命中最自然的一部分。和飚哥、
和这些朋友在一起,我逐渐遗忘了过去的挫折,淡化了未来的理想,不再总是背着生命里
的一些包袱,也不再被未来的梦想所奴役,用了8年的时间,我终于明白“现在”是什么含
义。从这些八卦里,飚哥也逐渐教会我去理解他人,不再无原则的“推己及人”,在潜意
识里希望??更准确的说是强求,他人有和我一样的生活模式。喜欢做学术的人就去做,
不喜欢的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个多元的社会没有统一的标准,每一个人能发挥自己的天赋
与特长就好。
回头看看,北大三年教会我思考,教给了我很多可以谋生的知识,但最大的收获仍是逐步
找回了幸福的感觉。个人的生命是渺小而卑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是注定不幸福的。
追求学术,寻找那种跨越时间和空间而能保持稳定(robust)的问题和变量,常常会使人
面对个体在时空上的有限性,强烈的对比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挫折感。所以自己初看布罗代
尔(Braudel, Fernand)《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时几乎难以支撑,因为
他写道:“首先是山,是一个无生命的世界”,动辄以几十万年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让我
感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与藐小。
但后来自己逐渐的悟到,学术本身的精髓就在于思辨,调和对立的矛盾,不极端的看待事
物。虽然生命的历程相对于无生命的世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正是布罗代尔有限的生命
把握了无生命世界的变化。生命的价值在于创新和生活,何必只在时间尺度上做比较?更
何况,不同种族和国家的学者跨越地理疆界的限制不断创新,一代一代的学人跨越有限生
命的边界不断积累,使得有限的生命以此点点滴滴的融入到无限的学术中去。对于求学之
人来说,学术当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决不是生命的全部。不管一个人学术做的
如何,如果他过的不幸福,不坦荡,那么这个生命就是很悲哀的。无数的先哲激励我们勤
奋刻苦,但勤奋刻苦与幸福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吃喝玩乐所能带来的享受相当
的有限,坦荡的生活,自由的思考,才是永恒的幸福。
更何况,当一个人无法平衡学术和生活的时候,他几乎不可能在学术上取得任何成就。一
个不平衡的生活总会使人心智抑郁,而人在抑郁的心态下几乎不可能做出任何创新。因为
创新需要人自由的思考来发现问题,跳出现有的框架做出新的阐释,在整个过程中都要冒
一无所得的风险,若有偶然的所得,也需要对抗现有的权威和成见,其现实的收益几乎可
以肯定为负。唯一支撑这种行为的只能是思维和挑战所带来的愉悦,而愉悦本身是与抑郁
不相融合的。因此如果发现自己不能调和学术与生活,要有勇气选择自己的生活而放弃可
能不适合自己的学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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