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ter the Crisis?（世行行长佐利克）

金融危机过后，发展中国家将扮演何种角色？

　　这场危机凸显出新兴大国与日俱增的重要性，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当然其它国家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实际上，世界经济正在经历“重新平衡”的过程，力图重现两百多年前的相对格局，彼时工业革命尚未开始，北美大陆的新生也仍在酝酿之中。

　　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应在经济复苏中发挥关键作用。大多数分析人士均预期需求将维持在中等水平，而美国消费者的需求量还会下降。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有融资机会，就能扩大其需求量。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状况允许其进行贷款，它们却无法在不“挤出”国内私营部门的条件下，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所需款项。而且，70%的全球极端贫困人口都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借助世界银行集团和区域性开发银行的力量，上述状况将得以改善。

　　展望未来，更为平衡并且更具包容性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将因经济多极发展而受益。通过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拉丁美洲、亚洲和泛中东地区的人民、私人企业以及国家都可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作出贡献。

　　假以时日，非洲也能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极。我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听到的诉求都是：非洲人民需要能源、基础设施、高效农业、具有活力的私营部门，以及与开放贸易相关的区域一体化市场。60年前在百废待兴的欧洲大陆上，也曾出现过同样的呼声。

　　在危机之前，一些非洲国家的经济就已持续实现高速增长。当危机的阴霾散去时，这里可能出现新的机遇。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国某些制造企业正在考虑将生产基地迁往非洲。世界银行集团与中国有关方面也在就开发新工业区的问题进行探讨，以便为这些企业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培训。

　　中国在非洲规划项目前景(包括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时，其它国家也有意加入其中。巴西愿意分享其农业发展经验。而印度也在非洲兴建铁路。这些行动表明，未来的趋势已初见端倪。

　　世界银行集团在全球范围内支持这一发展进程，以此来抵消金融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已通过国际金融公司(为私营部门提供服务的世行附属机构)设立一家新资产管理公司，在银行、股票、基础设施以及债务重组等领域进行投资。同时，我们也将对本地(本国)货币债券市场的发展提供支持和投资。目前，较为长期的投资者(例如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已认识到发达市场中同样隐藏着风险，而新兴市场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结束语

　　此次危机过后，我们可以把握机遇，重塑我们的政策、架构和机制。我们需要抓住时机，构筑新的全球体系，推动21世纪“负责任的全球化”，即平衡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集全球之力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为贫困人口提供机遇。这意味着将开放市场与贸易、投资、竞争、创新、企业家精神、增长、信息和思想辩论的成效扩大化。这种全球化必须兼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即在扩大机遇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

　　但是，“负责任的全球化”无法凭空实现。

　　在四月份举行的伦敦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还在为经济低谷而忧心忡忡。现在，安于现状的心理已取代经济下滑成为新的危险信号。随着危机减退，让各国为“重建更美好”(Building Back Better)而团结合作将更加困难。上周的G-20峰会上通过了一个新的“稳健、可持续与均衡的增长框架”，对此框架的同侪评审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还需要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与协作，其中包括认真考虑全球监测所得结果的意愿。同侪评审需要深化为同侪压力。

　　气候变化问题将成为此番国际合作面临的第一轮考验。十二月份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激励措施，协助其走上低碳增长之路。决策者们需要制定出持续性进程的框架，在推动技术变革、适应与发展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

　　我们需要反映全新多极发展格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筑这一体系，一方面需要接纳新兴经济力量，使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这些国家仍有数亿贫困人口，在发展方面还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构筑这一体系，需要发达国家的力量和支持。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众对于沉重的债务负担和竞争对手的出现尚有忧虑，并且认为新经济体必须共担责任。构筑这一体系，需要向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国家、仍生活在无电状态下的16亿人，以及因国内冲突和治理不善而陷于贫困中的“底层10亿人”伸出援助之手。

　　全球金融和货币、贸易体系、兼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气候变化、与脆弱性和冲突作斗争的国家、以及大量其它安全问题。单独来看，每个议题都很重要，但彼此之间又紧密相关。

　　除非世界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否则无法有效处理上述议题。经济多边主义是另一时代的产物，无法反映今天的现实。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对“多边主义”和“市场”进行现代化的诠释。

　　正如与会各国上周在匹兹堡所达成的一致，G-20峰会应该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但该峰会不能变成一个孤立的委员会，更不能忽视其它160多个国家的声音。

　　G-20应在各国和国际机构所形成的体系间发挥“指导委员会”的作用。通过G-20，能够发现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并有助于培养共同利益点。这一体系不能是等级制度，更不应成为官僚机构。如果有相应的推动因素，其它谈判小组、国际机制或者全球性和区域性机构，也会为解决这些议题作出不懈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贸易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可向各国发出有关问题的预警、提供相应分析、制定合作解决方案以及协助落实政策。

　　为体现效率和加强合理性，国际机构也应进行变革。国际机构中的投票权应反映出新兴力量所占的比重和相应责任，同时确保贫困人口有机会发表自己的主张。无论国际机构是在私人企业、基金会和民间团体的体系内开展工作，还是国际机构彼此之间进行合作，均需要透明度和灵活性。

　　早在危机发生之前，原有国际经济秩序就在奋力应对时局变化。当前的剧变使现存的严峻差距和迫切的变革需要表露无遗。此刻，我们必须跟上这种变化的步伐，继续前进。

　　现在的问题是，各国领导人能否团结合作，迎接挑战。他们会考虑所代表的国内民众的利益，这也是其职责所在。他们在发现并构筑共同利益的过程中还将面临种种考验，这不仅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应通过“负责任的全球化”机制来实现。

　　我们正在亲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构过程。这一次所需的时间比新罕布什尔州的三周还要漫长。“布雷顿森林体系”将接纳更多的成员，这是大势所趋。无论下一次剧变为何，它都已在现实中萌发。若不能应时而动，就只能受制于它。

所谓的seeds，蔑视一下，赫赫

不变不行了，祝愿多争取benefi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our power to speak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oru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