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林毅夫的新结构研究团队搞了一个《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由此林毅夫首发声:学问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因为正如汪宁先生在《公民经济学译丛》总序中所言:“在市场经济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经济人。经济学不是而三叔信任的商量或者也新加的密室谋划,经济学是经国利民之学,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乃至身家性命,是公共性的知识。” 主流经济学为什么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在于它们的研究范式出了问题:主流经济学的简化模型并不能恰当地描述真实的经济现象无论是“女王之问”还是哈耶克质疑,主流经济学家都已经无言以对。经济学不考虑你的口号或是梦想,经济学只是关注你的行动和动机。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如果在真实的经济社会中找不到根基,那么这个理论不是玄学就是谎言。
其实,林毅夫的”新结构“理论也不是新鲜玩意儿,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如此,”新结构“理论在新经济时代还是有用武之地,至少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升级还是可以借鉴的一种理论。问题是,一种理论不能止步于面上的表述而回避内部断层的剖析。也就是我说的经济理论要经得起“断层扫描(CT)”。例如,林毅夫关于发展的禀赋和内生动力内涵和外延的解析基本上还是缺乏层次性和系统性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经济实体或者说一个产业链,它的体系内部和外延都存在着优势和瓶颈。所有的创新中也都存在优势和短板。问题就在于你怎样扬长避短,整合资源优势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笔者曾经注意到市场上出现的一种马桶垫,结构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塑料圈上缝了一圈弹力布。使用者将塑料圈从马桶底座的底部套住然后将弹力布翻上来套住整个马桶底座就大功告成。用时不超过15秒。可以说这是目前最简约、最成功的设计。成本也最低,市场零售价不超过3元钱,并且拆卸清洗也很方便。遗憾的是设计者对塑料材质不熟悉,所以塑料圈容易折断。单从设计的角度来看设计结构的思路非常科学,的确体现了“从用户角度设计产品”的内在禀赋,这种禀赋只有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才会产生。这就像袁隆平如果不下田也就不会有培育超级稻的禀赋一样。常言道:熟能成巧,这个“巧”就是禀赋。所以,禀赋和内生动力本质上讲都是很复杂的经济要素。 就产业链而言,我国的轻工业的产业链是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而“就地取材”,自我发展则是其禀赋优势和内生动力的基础。但为什么中国轻工产品在遍及全世界的情况下品牌优势却发挥不出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产业文化落后的问题。过多的依赖廉价劳动力而不注重企业文化和品牌效应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的痼疾。如果我们翻看中国的“百年老店”可见,即使是在几百年前的农耕社会,企业文化和品牌效应就达到了细微之处有真情的程度。与日本相比,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企业形成的“不宜大而不强,不以小而不精”的创业精神延续至今,生生不息。而中国到了的计划经济的时期,由于长期存在的需求大于供给格局,品牌意识几近消亡。不说民企,就说国有企业的品牌:美多、红灯、海鸥、美加净、上海、春雷、飞鸽、蜜蜂、飞人、长城、金鹿、熊猫······几乎消失殆尽,转而是洋品牌的一统天下。品牌的资源优势和文化优势在中国企业家眼里似乎一文不值。反观另类的“奥迪红旗”、“琴岛——利勃海尔”东风本田等等,都集中地反映出只顾当下的“统制主义”经济思潮。随之而来的民企山寨的“洋品牌”(例如诺贝尔瓷砖等等)只是在忽悠中国人自己。
我们现在很重视西方“政府干预”派的观点,“全要素”、“大数据”现在成为决策者和企业家最热门的口头禅。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全要素”和“大数据”的内涵和外延?更别说“供给侧改革”应该去怎样认识和落实。花里胡哨搞噱头,倒是成了“产业升级”的前台大戏——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说来可笑,都是顾头不顾腚得把戏。
经济学严格地讲,是一门学科交叉的泛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复杂系统。无论是消费者偏好还是均衡,都无法用简化模型确切表述。有人说大数据可以为经济学研究带来变革。问题是,大数据分析是基于“全数检验”这一原理,而我们能否确认能够提供这样的全部数据?又有谁能认定大数据分析的就是全部数据?另外,很多人懂得“细微之处见端倪”的道理,从前有费孝通的“乡村调查”,现在鲜有经济学家“走街串巷”。真实的中国经济社会是怎样的,大概没有人说得清。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讲的都是那个时代的事实,是那个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矛盾的历史总结。这并不代表马克思观点全都适用于今天新经济时代。“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者能够“永恒不变”之类的话都是中国人自个讲的马克思本人从未如此放言。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家对机器技术的日益依赖,但是我们如果责备马克思为什么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变革,那就有点不讲情理了。纵观《资本论》全部手稿可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始终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抠字眼”倒是中国许多马经学者经久不变的研究范式,到头来只会是自个钻进了“八卦阵”。其实少数西方学者也不例外。俄罗斯经济大学的卡波夫说:“不是没有人看不出问题,而是不能说”大概这才是问题的所在(例如马克思的W=C+V+M是不是在新经济时代发生了演化等等)。
晚年的格林斯潘在《动荡的世界》一书的扉页直言:“我只想做大多数经济学家从没做过的事情,检验一下我的理论在现实世界中是否真的行得通。”这大概也应该是所有经济学研究者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吉林报告引发20位学者大讨论 林毅夫首发声:学问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一文请参见原文:http://www.guancha.cn/LinYiFu/2017_08_31_42511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