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深思
作者:亨利·赫本《当代经济研究》 2009年第9期
[摘要]当前的经济衰退与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一样也是一个结构性的危机。目前各国政府已经用尽了一切可能的解决方法,但仍是收效甚微。世界正向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过程迈进。各种紧张的局势如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分歧一触即发,并有可能演变成国际冲突。
1929年的危机至今仍困扰着西方资产阶级。即便这场危机并未反复出现,但2007年的这场经济危机不论是在经济衰退的规模上,还是对社会、政治、以及军事所产生的影响方面,都远远超出了19世纪30年代的那场经济危机。
不同国家当局试图通过以下解释来安抚国民:当前这场经济危机并不像1929年的危机那样严重,因为各国政府可以从上次危机中汲取许多应对经验。现在可以采取大规模的干预措施,向市场投放适当货币,降低利率、鼓励信贷和投资,救助身陷困境的机构,以预防局势失控。
2009年4月2日,在伦敦最近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主流论调认为,当前问题源于金融市场盈余过多。讨论的结果是,“金融部门和金融监管的失控是危机的根源,只有重新建立起完善的金融体系才能恢复人民的信心。”
但一个有限的部门究竟是如何影响此次危机?就抵押贷款而言,大概需13000亿美元才会导致这场全球范围的深重危机。如果一项具体的财政超支该受到责备,为什么不在它影响整棵大树之前砍掉腐烂的枝条呢?
我们的论点正好与此相反。我们认为,目前的衰退尽管始于美国房地产市场,进而影响金融市场,但这种衰退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视角,和置于美国1979—1981年间规划的、目前正实行的经济模式的大背景之下才可以得以理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要从历史角度看问题,和为什么有必要考察引发当前问题的长期积累过程。鉴于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当前危机是十分必要的。
一、短期的结构性危机
从传统和技术角度而言,危机是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个季度的增长下滑。但这只是狭义方面的定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经济机制的反常运行和失调保持相当的兴趣,尤其是当它阻断了生产、并且还存在着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时。国民生产总值应该是个很好的指标,我们将其放在一个较大框架下来进行分析。图1描述了自二战以来经济增长情况。
从广义上说,我们可以将考察期分为1974年前后的两个时期。1974年以后时期与前一时期相比具有如下四个不同特征:
(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多次出现了零增长或负增长,而这在以前只发生过一两次,并且只在1974年前美国发生过(在1954年和1958年);
(2)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1950年~1973年间的年均9.3%下降到1973~2006年间的2.6%;在欧洲,同一时期其增长率从4.7%下降至2.1%;即便在美国也从3.9%跌至3%;
(3)年度变化起伏不定。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1974年,此时美国增长率与上年度的5.7%相比下降了0.3%,欧洲从5.4%下降到1.9%,日本则由8%降至生产低谷的1.2%;
(4)此外,相关指标显示,我们一直无法克服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仍然很高;公共赤字仍然像公共债务水平一样显著;经济中断和停滞变得更加频繁。
自1974年,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经济增长已不再是有保证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滞涨时期或缓慢增长的时期,经济增长始终在零增长率上徘徊,这就显示当局促进经济发展的试图却从未成功过。我们可以将此期间解释成一个结构性危机时期,也即资本主义经济无法摆脱衰退的时期。
二、为什么会发生结构性危机?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分析,是将其视为一种周期性的过程。而19世纪的经济危机正表现为这种形式。
资本主义矛盾在这个时期表露无遗。一方面,经济运行失灵。社会在承载悲剧的同时,也揭示了经济效率的低下,社会的不公正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人道;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观察的,如果资本主义运行良好,经济衰退也是其必不可少的环节。事实上,正是这种经济衰退,以一种残酷的暴力方式,填平了存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同生产行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流通领域之间的缺口。
资本主义危机表现为生产的过剩。即生产产品的暂时过剩或相对销售而言的生产能力的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它有别于前资本主义生产不足所造成的经济衰退。
值得一提的是,生产过剩实际上是由两个机制,即相对积累过剩和相对消费不足同时发生作用所造成的。一方面,为了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资本家不断加大投资,超出了人们购买能力。这样,成为市场领导者的愿望和竞争的驱使,使得他们不断提高生产能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以图获得更多利润。另一方面,他们限制员工工资,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力和采取更多的剥削手段来实现的。尽管这样可以增加自身收入份额,但也损害了投资。因此吸收过剩商品和服务的可能性受到挤压,不是因为工资削减或其他类似的收入限制,而是由于资金分配给消费的流通速度不如资本家供应(或可以供应)给客户的流通速度那么快。
19世纪,公司采取了如下措施来应对危机:
(1)降低商品价格以刺激消费;
(2)精简公司部门以减少公司成本;
(3)裁员和削减名义工资;
(4)摆脱那些无法遵循政策的竞争对手。
除这些措施以外,不太稳固公司的破产释放出一定的市场份额,其他公司从中获利出现局部繁荣。根据Joseph
Schumpeter的流行说法,这是毁灭性的创造!
然而,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些措施不再能拯救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一种只有通过一项重大而激进的中断(战争,革命……)才能终结的抑郁症中。为什么?
Isaac
Joshua对20世纪30年代危机作了研究,认为一个真正工资社会必将到来。在此之前,工人通常不以他的或他的家人创造的产品为生。用于农业生产的汽车消费率1820年为75%,1870年为50%,但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下降。工人几乎完全依赖市场来为他们提供关键的补给物。1929年,工人的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5%。但减少工人成本(其实也即公司的本质所在)破坏了重建国家的需求一项来源,由此,对体系造成了威胁。这就是经济复兴的困难所在。Isaac
Joshua指出,1929年标志着一个工资危机时代的开始,也是重大危机的开端。
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特点过程中,自由竞争时代与垄断时代之间的这个时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一家大公司,尤其是一家国际公司,是有能力抵制市场的“自然”力量,与其对手能够在各方面而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进行竞争。
在危机中,那些较小、较弱的企业首先被淘汰,直至只剩下一些大型公司。但公共机构尚未消失,因为他们“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击败”或“联系过于紧密、无法消除”。尽管世界上庞大资本主义国家反复宣扬非扭曲竞争规则,但政府援助仍在增加,以期阻止企业的破产。
结果,传统的解决危机的手段被搁置。价格由于寡头垄断而保留,因为它没有参与竞争战争或依附其他各种竞争手段(质量、品牌形象、研究等等)。小公司的消失对于市场的稳定仍然是不够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汽车产业已经从大约四十个几乎独立的主要制造商,减少到大约仅剩12名。在此之前,2007年生产力过剩的国家占所有装备国家的20%。为了降低生产水平以适应市场吸收能力,我们需要遏制几个跨国公司汽车制造商。但是,各国政府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吗?新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难道没有宣布汽车产业是美国的一个象征,不会任其消失吗?
结果,抛却正常的运作系统,再次运用暴力手段来调节,仍无法找到任何有效的方式摆脱低迷。经济衰退转为大萧条。生产力更大的破坏不可避免。
在工资社会之后,垄断的出现,信贷可以作为解释结构性危机成因的第三个因素。信货是给定时间内一部分资金的暂时的特殊税,它必须从未来生产中抽取收入以偿还税金。然而,作为资本,它已经以短期形式纳入到经济循环中。因此,这项资本可以允许人们购买剩余产品,或使随时可能停止的生产得以继续。
当公司出现流动资金问题时,银行业可以很容易为他们解围。于是,周期性危机就转变成一个简单的增长率下降问题,甚至可能是一种极小的下降。这样就出现一个较长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大致发生在1950年至1973年之间。
然而,债务并没有由此降低,而转变成了永久性的贷款。债权人和客户(大公司、关联公司、富有的投资者……)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限制在增加,贷款翻新。我们就这样进入债务社会,贷款在危险地积聚着。在债务这座小山不断增高以致金融贷款机构确信其永远无力偿还之前,他们会竭尽全力挽救可以抢救的一切。
然而,现实似乎更加复杂。危机来临时,一旦银行预测到即将发生的损失,尤其是银行自身的损失,会立即要求还款。事实上,许多客户将无法还贷只得宣布破产,以防止信贷机构取回他们资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银行将新贷款或危险转让给他人。最后国家成为财政赤字的担保者。这样,经济危机有了些许缓和。但这只是持续了一段时间。不久,储蓄机制又会重蹈覆辙,这又需要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这种起伏节奏正是结构性危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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