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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主体心态素质提升问题的思考(之二）
——以赵宪章、邓晓芒和鲍鹏山教授及其相关论著为分析例据
韩德民
读到《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2期上邓晓芒教授《文学冲突的四大主题》一文，我也感到某种意外。此文总体上应该说是优秀的，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是因为此文发表之前，我曾受托匿名提供评阅意见，因之而与作者发生了某些间接的意见交换。这件事本已过去，但在发现交换过程中的某些意见竟来自我素所尊敬的邓教授之后，却不能不触发出文章之外的感慨。邓教授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其有关康德哲学的某些著译，我也曾从中受到教益。其偶或涉足美学和文艺学研究领域，也时能发人之所未见，这些都是我所谓很尊敬的背景。
审阅此文时，我曾提出，文章“从心灵与现实不同关系的角度，对文学的历史发展进行类型学总结，视野较开阔，较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相互质证和支持，对深化有关文学本质及其历史趋向的理解有积极促进作用”。但我还是对文章提出了修改后再发表的建议，理由是“立足心灵—现实的不同关系状态，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观照文学演进的总体过程及由以形成的不同类型，这在黑格尔之后已逐步形成了一个批评传统，包括卢卡契等学者在这方面都作出过贡献，文章反映并呼应这种批评传统的自觉体现不够”。另外还有一条有关具体措辞的修改建议。反馈回来的作者意见，虽接受那条有关具体措辞的修改建议，却在总体上让我感受到某种情绪。作者认为：“本论文提出的是一个在文学批评界可以说是全新的解读模式，虽然西方自黑格尔以来、甚至在黑格尔以前就有人提出用文学的历史演进所形成的不同类型来解读文学史（如黑格尔的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席勒的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但还没有人用文学本身内在的这四种冲突的主题演进来描述文学史。卢卡契也只是用一般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来看待文学现象，提出了典型性、整体性、真实性、现实主义等一系列美学概念，但并没有具体深入到对文学发展各个阶段的分析，更不用说这些概念本身是否贴近文学的现实本身也是可疑的。本论文的四种冲突则对文学史的四个时期（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所代表的精神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不是用抽象范畴外加于作品，而是从作者内心的创作心态直接提升出来的，因而具有超强的解释力。其他那些模式（如形式和观念、个别和一般等）作家都可以置之不理，但我的这种模式则是作家回避不了的，它也给批评家提供了一把深入作品内部的解剖刀。”
我觉得作者可能误解了我所谓“修改后发表”的建议，向编辑部解释说，所谓“修改后发表”，不表示我认为该文没有达到公开发表水平，而是觉得修改将进一步加强其学术份量。但解释说即使不修改也同样具备发表条件，不等于我同意作者有关该文的自我判断，所以在表示该文可以发表的同时也指出：“首先，该文的主要价值，可能并非作者所认为的‘提出……全新的解读模式’，而在于能够从自己个人的文学阅读经验出发，对相关理论观念作出比较切实的、因而也是有启发意义的阐释。第二，说‘卢卡契也只是用一般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来看待文学现象，提出了典型性、整体性、真实性、现实主义等一系列美学概念’，恐怕不够全面。卢在其20世纪初写作出版的《小说理论》中，就从作为与不同时代精神状况、同时也是人的不同心灵状态对应的文学类型的角度，具体讨论了史诗与小说的差异，他并进而根据心灵与现实的不同疏离状态来对近代小说，如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进行不同的类型划分，建立了自己的小说类型学体系。第三，从所体现的冲突的不同类型的角度对文学现象作宏观把握和分类处理，这是文学批评的常规套路之一。即如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由袁克嘉等先生撰写的《前言》，就是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几种关系的疏离的角度，来透视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背后的心灵力量的。诸如此类的诸多分类处理研究，尽管具体措辞和划分结果可能互有差异，却应该看到其背后基本思路上的相通性，和客观上必然存在的学术借鉴关系。”作者收到意见后回应说：“这的确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我所谓‘全新的解读模式’并不是说从来没有人用过类型学这种方法，而是说我用这种方法所建立起来的模式是全新的。卢卡契的《小说理论》是他早年的不成熟的作品，他后来宣称要把它烧掉。该书运用黑格尔的框架把古希腊理想化，认为在荷马史诗中体现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混然一体；而从古希腊悲剧开始就走向分裂，人的心灵受到抽象理念的制约；直到现代小说才接上了史诗传统，个体在现代世界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力求达到统一，但由于现实的残酷而没有结果，只能导致反讽。由此产生三种类型的小说，即抽象理想主义、幻灭的浪漫主义以及这两者的综合。在我看来，他的模式完全是从抽象概念出发的先验演绎，未能真正超出黑格尔的框架（例如黑格尔在‘浪漫型艺术’中也提到有种浪漫型的‘理想’），在我的模式中他主要是抓住心灵和现实的冲突做文章（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命脉），其他现实与现实的冲突、心灵与心灵的冲突和心灵自身的冲突则只是作为附属的搭配或点缀，尚未形成独立的模式。至于袁可嘉先生，他以诗人和翻译家著名，艺术感觉自是极好的，但在文学理论上似乎并无特别的建树。他80年代初主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所提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几种关系来看待和分析现代派文学，也只能说是一种经验的归纳，基本属于一种编排技巧，而不是有意识地建立的文学批评模式，也不具有历史发展的含义。现在任何一个想要编文学作品选集的人，或者分析任何一部有丰富内涵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借用这套分析手段，这样会显得条分缕析、层次分明，但并不见得能够展现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我对前人借鉴的地方在文章中已经点出来了，就是在黑格尔对艺术本质的层次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作品加以拓展，并将其运用于文学史的发展。本文的主要宗旨是提出一种创新的观点，至于如何评价它，或者它在现有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那恐怕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并且有待于方家来对我的观点加以商榷，否则难免自说自话。”
对于作者回应中所显示的那种定位前人思想积累与自我历史贡献之间关系的心态，应该说我有点不以为然，所以作出回应如下：“1、著述的学术价值，并不决定于著述者的自我感觉或自我期许。原因很简单，不同的著述者，这种自我感觉或自我判断借助的参照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作者认为自己的文章建立了‘全新的解读模式’，具有‘超强的解释力’，乃至以往别的理论作家们都可以‘置之不理’，只有自己的‘无法回避’，等等；而《小说理论》是卢卡契早期的作品，甚至据说卢曾声称应该烧掉此作，等等；但这些事实应该说与两篇著述谁更高明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小说理论》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具体贡献和地位，无需我来进行辩护。与此类似，袁可嘉在文学批评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批评领域所作的贡献，及其对国内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也无需我在这里具体陈述。2、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与前人思想文化积累之间关联性的认识，与他所受的学术训练之间应该是成反比的关系。当然，同时也有性格心态、学术取向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文明演进到现时代，无论我们是刻意想使自己比别人更悖谬，还是刻意想使自己比别人更精辟或更昏聩，单是想使自己与所有前人完全不同这一点，就已成了几乎完全不可能的妄念。当然，这里所谓不同指的是实质性不同，而非诸如出生时间、姓甚名谁等形式性因素的区别。学术创新，如果能在百分之九十五承续消化已有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百分之五乃至百分之零点五的出新，已经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了。理论上不排除会有不世出的天才横空出世，震烁古今，但因为人生有限，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情况往往是，那些所谓全新理论的发明，往好里说，多是快速引起更多关注的策略，往坏里说，则甚至可能只是出自学术素养不足的自负。3、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有不同特点，也有不同规则要求。文学创作从方法到材料，也存在某种前后影响和继承关系，但既使是很继承性的作品，也不妨以完全个人心性呈现的方式示人。某些诗词创作，即使意象、情境、韵律等都很陈旧，却也并不被要求注出诸种构成元素的具体出处。文学研究不同，学术性的很重要的体现，就是确认自己各种观念元素在既往研究历程中的呈现情况，在前后左右的纵横比较中，最终鉴定自己的真正贡献所在。即使貌似基于个人聪慧和阅历独立领悟而来的结论，也需要在获得和学术史的有效质证沟通之后，才能被确认学术意义。不能说因为没有阅读前人著作，自己头脑中的即使与前人类似的想法就都成了自己的创新和发明，也不能说因为某些地方有所区别，就都成了与前人无关的创造。实际上，依恃一点个人的聪颖和悟性，就以为可以凌驾前人之上的态度，也并非就真地能抹煞前人，这样的态度限制的只是自我的视界。如果说就某些评论性文章而言，表述局限于主观感悟层还无伤大雅，则对有志于总体理论范式建构的文章来说，这却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足。”
编辑部认为，文章既具备公开发表条件，进一步的讨论就超出了最初的主题范围，建议我不再转达此意见，此事也就作罢。其实我还可以补充说，就学术的内在要求来说，这种类型的文章，对自己建立的解释模式在学术史层面上的渊源承续脉络，应该有所交待。这种交待，等于给读者把握自己范式在整个知识谱系生长过程中的位置提供必要参照。审稿者可以只就学术的这种内在要求提出建议，不一定要就稿件涉及的具体问题特意去研究一番。如何挖掘出这种观念或范式背后的学术承续脉络，那任务应该由文章作者自己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但承续脉络一定是存在的，这是由学术知识生产的基本规律决定的。我之所以在意见中具体提到卢卡契和袁可嘉，只是想说明，尽管没有对这个专题进行过研究，但就常规的学术视野而言，就有譬如某某某这样的人应该引入文章的论题范围之内。当然意见中也提到，论文有不同的类型，我本人就写过大量承袭前人已有思想元素，但通篇没有出注的特殊“论文”，那是因为，这类文章的主要意图，在于要借某种普遍性的理论范式来开掘个体性的生命体验，同时也是想以特定时代情境下的个体体验为资凭，替那些似乎抽象僵硬的理论范式提供新的解说。这类文章强调的是感受的个体独特性，从学术角度说，或许类似感受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很多次，但立足个体层面，每一次的重新感受都仍然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哲学-社会学意义，其表达也不一定非要在形式上纳入学术史脉络之中。这类文章依托的概念和命题，虽承袭自前人，但已转化为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思维范式，在常规运用过程中，也不必去追究其学术史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但就一篇志在建立系统性的文学解释范式的论文来说，要求其意识到并挖掘出自己话语体系在学术史承传脉络中的前后左右联系方式，就不能算是过分的要求。当然这并不是从能否发表这个最低标准出发提出的。至于你说你的模式就是自己独创的，中外近现代学术史上，前人思考中没有足资借鉴和参考的思想元素，那只能是一种主观化的自我意识。作者承认黑格尔某些思想对自己观念形成的前驱意义，我也承认此文不失为优秀之作，但让我相信从黑格尔到作者这篇文章之间，人类就这个问题的其他思考都属无效劳动，那我肯定要表示怀疑，尽管我没有精力就此去做专门性研究以证实这种怀疑。至于作者坚持说以前的其他文学解释范式都可以“置之不理”，只有自己的才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回避”的，以至于把袁可嘉先生前言的内容轻佻地说成只能算是某种“编排技巧”，诸如此类的说法我觉得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此文在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当然不可能与袁克嘉先生那篇著名的前言相提并论。本来以为作者或许是志大才高的年轻学人，此事也就罢了。没想到这样的对自我著述与前人成说之间关系的理解方式，竟是来自在学界久负盛名的邓晓芒教授，应该说我的内心因之而体会到的是一种失望。邓教授在我看来已是接近老师辈的人物，其学术训练和素养本来不是我敢妄加议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能够因而认可他的那种自我认知，也不意味着我就能够自然放弃对自己意见合理性的坚持。只是我现在觉得，导致那种自我认知的，应该不是学术素养和学术训练，而或许是过度的自爱，是某种伴随学术成就和学术声誉而滋生的自觉不自觉的自恋。
原载（北京）《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秋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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