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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住建部等三部委下发《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教育科技等特色小镇。此后一年间，中央又先后下发6份通知，“特色小镇”在政策层面屡被提及。此外，在政策的鼓励扶持下，近年来初创企业数量保持高速增长，与之相关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在数量和规模上也呈快速发展之势，基金小镇建设风潮随之渐起。
去年年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秘书长贾红波曾发文指出，“基金小镇建设成为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的一个亮点，它们成为私募基金的聚集区域”。2017年2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正式发布通知，提出将开展专项活动，支持服务各地基金小镇(基金园)发展。
而在地方政府方面，湖南省将“发起设立基金小镇”写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全国多个省市地区已经在运营建设各具特色的基金小镇。201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认为要加强一、二、三产业的联动，提出“基金小镇就是一、二、三产业的联动”。基金小镇这一新兴的资本运作模式，正在被各界人士和机构所认可，期望通过基金小镇实现资本对接实体产业。
基金小镇是特色小镇的一种类型，充分利用私募(对冲)基金扎堆惯性，通过打造“精小美”软硬件环境吸引各种创业投资基金(VC)、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证券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以及相关金融机构的集聚，快速形成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成为金融市场管理财富中一支高素质力量。基金小镇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2016〕2125号)中对特色小镇的定义：“特色小镇主要指聚焦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素，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区的创新创业平台”，基金小镇侧重金融产业主导，集聚金融要素和创新创业资源，为当地营造了金融集聚的氛围。
基金小镇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浙江江苏等沿海发达省市和国家战略重点区域
基金小镇在不同的区域发挥着金融集聚和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基金小镇的分布数量、规模与区域战略布局、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潜力、创新创业氛围、金融资源集聚程度有着重要关系，一方面，基金小镇要依托这些地方优势去建立和发展，另一方面基金小镇更要立足当地产业，为其提供高端金融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目前已经建成和在建的基金小镇数量约占全国一半，浙江省基金小镇建设形成了一定的先发优势，这也是符合浙江省全国首推特色小镇建设的发展契机。但随着其他省市对基金小镇认可度和需求度的提升，围绕2017年“两会”中提及的国家“三大战略”和“四大板块”，未来基金小镇的分布将会有一定程度的平衡。
基金小镇开发模式多样
目前来看，国内基金小镇的建设与国外各类小镇形成具有很大不同，国外各类小镇大多需要经过几十年时间的自发形成，例如，美国的格林尼治基金小镇就是经过二十多年的自然发展形成，基于其独特的优势和税收优惠，成为国际上知名的对冲基金聚集区。而中国基金小镇的建设模式基本都是会有一个主体去建设和运营，这个主体可以是政府、国有企业，也可以是大型金融机构、房地产商等，并配有专门运营团队，形成了中国建设基金小镇的一种独有模式。
国内领先特色小镇咨询机构前瞻产业研究院将国内基金小镇的开发模式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政府主导，通过成立专门金融领导工作小组、组建基金小镇管理委员会、成立小镇开发建设公司(或与国有开发公司合作)、成立基金小镇政务服务中心、配套成立政府引导基金或母基金等形式，开展基金小镇的宏观规划、土地开发、招商引资、经营管理等，例如浙江嘉兴南湖基金小镇和湖北咸宁贺胜金融小镇等。
二是企业联合开发，通过成立基金小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或基金小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等主体，依托、整合多方资源，联合开展基金小镇的规划建设，强调市场化运营与管理，接受政府监督，同时积极争取政府政策支持，例如前海金控与深圳地铁集团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手打造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三是政府与企业共同开发，例如华融黄公望金融小镇和北京基金小镇等，政府与企业或资本方签署基金小镇战略合作协议，实施共同开发。
基金小镇存在的共性问题
1、特色元素不突出，同质化严重
国内基金小镇运行模式大体类似，政府引导作用占据制高点;小镇招商标准大同小异，竞相参照国外标杆。地方政府为不断扩大基金小镇规模和增强招商力度，通过利用税收、住房补助等多种组合优惠政策来增强对机构、企业和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其他地方政府争相效仿形成补贴性恶性循环竞争，不仅会使各地基金小镇政府优惠政策吸引度丧失殆尽，陷入招商危机，而且会影响当地产业的良性发展;其最终将影响地方政府财政税收的增加和地方经济的平稳发展。
此外，国内部分基金小镇规划变化频繁，拼凑痕迹明显，地域上集聚度不高，导致核心区块不明显，缺乏特色内容;有的基金小镇没有明显的“地标”和展示中心，缺乏彰显基金小镇特有文化元素的建筑外观、生态绿地和社区配套等。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做到小镇格局精而美。
2、地理位置偏远，区域人力资源偏少
国内大部分基金小镇都选址于生态环境优美的远郊地区，虽说交通便捷但离中心城区还有一段距离，周边基础设施并没有非常完善，给生活在周边地区的居民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国内高端学府大都聚集在城区周边，较少学府散落在远郊，高校分布情况导致基金小镇高端人才来源的缺失;人才储备较弱，对基金小镇高精尖产业的构建带来一定滞后冲击。
此外，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人，在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源是唯一起创造作用的因素。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呈现的是人力资本收益递增规律;在国民经济中人力资源收益的份额正在迅速超过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区域竞争优势的获取，只能依靠人力资源来发展、进取、创新;人力资源带来的产出效能已远远超越其他任何生产要素产生的能量。区域人力资源的缺失会导致区域经济陷入停滞不前、无所适从等发展困境。
3、政府干预过当，运营主体错位
国内基金小镇的运营模式尽管有名义上的市场化主体，但管理运营受地方政府影响仍然比较大;一旦地方政府停止对招商引资的支持，国内大部分基金小镇都会陷入招商瘫痪的局面。政府在基金小镇发展过程中，占据绝对主导位置;市场化运作在管理环节中略微失效，企业和机构的运营主体错位。
现阶段，部分基金小镇处在刚起步阶段，发展比较依赖地方政府政策性的支持;当基金小镇发展比较成熟时，地方政府的过多行政干预，会导致资金的配置不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扭曲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直接拉低资金流使用效率，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正常发挥。
4、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偏弱
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方式是股权投资，即通过增资扩股或股份转让的方式，获得非上市公司股份，并通过股份增值转让获利。一般不公开发行流动性差，不能公开在市场上转让出售;由于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准入门槛高，对象一般是少数特定投资者;此外，私募在中国是受严格限制的，因为私募很容易成为“非法集资”。如果投资者撤资或者出现其他重大变动，风险也较大。同样由于对象是少数投资者，信息披露比较宽松，存在被杀价和控股的危险。相比较于公募金融，私募金融透明性更低，因此更容易滋生金融风险。
在国内设立的基金小镇中，配备有专门的金融监管团队但其职能的履行存在很大纰漏;小镇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统计分析和风险监测，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性风险，防止金融市场风险交叉感染。
5、入驻税率过高，未考虑投资时间成本
已入驻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的浙江赛伯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陈斌认为基金小镇存在的问题是客观的，创新企业享有国家10%-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机构作为创新企业的“妈妈”，应该享有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国家大力度扶持创新企业的同时，也要顾及入驻机构的税负问题。
此外，陈斌还提出自己的看法，当前支持创投的LP的税收过重，国家应该考虑给这些LP减赋，已达到充分调动LP积极性的效果。同样已入驻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的杭州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陈国昌在采访时透露，股权投资退出时资本利得税较高，政府应充分考虑投资时间成本，在基金小镇税收制定时需相对应的降低资本利得税。
陈国昌还指出现阶段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的税收门槛比较高，对中小企的优惠有限，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大力改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强基金小镇对未入驻企业和机构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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